千呼萬喚，哲人王終于要登場了。

此前，蘇格拉底一直試圖回避，但格勞孔緊追不舍，年輕人迫切地想知道，如果蘇格拉底描述的國家要實現(xiàn)，怎樣才可能？

這又是一次突然地襲擊，蘇格拉底有點猶豫，但顯然他不是沒有準備。

為了回答格勞孔的問題，蘇格拉底回到談話的起點。他們從談?wù)撌裁词钦x，什么是不正義一路走來，排除了種種偏見，終于為正義劃分出了清晰的邊界。然而，正義本身是至真至純的存在，不允許有任何瑕疵，蘇格拉底需要跟格勞孔講清楚，談?wù)撨@樣一種理想的“正義本身”并非要求正義的人在各方面都做到一模一樣，而是作為一個樣板，讓人們按照其體現(xiàn)的標準來判斷自己幸福的程度。

他舉了個例子說，如果一個畫家，畫出了一個理想的男子，一切都已經(jīng)畫得恰到好處，只是不能證明這種美男子能實際存在，難道這個畫家就會因此成為最糟糕的畫家嗎？

這樣子打比方?jīng)]有問題，然而，畫與政治畢竟還是有差別。

人們觀賞一副畫，關(guān)注的是畫本身的美，畫中人物的真實性往往被忽略。比如達芬奇的名畫《蒙娜麗莎》，很多人在觀賞這幅畫的時候，其實并沒有太在意畫中的人物到底是某個富商的妻子，還是達芬奇的情人，或者僅僅是他想象出來的。在那一刻，人們剝離了其他一切社會性的因素，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副完美的畫作：天一無縫的構(gòu)圖，恰到好處的色彩、明暗變化，以及整畫所營造的和諧、優(yōu)雅的氛圍。

但在討論討論政治話題時，人們的目光會時時刻刻緊盯著現(xiàn)實，他們更在意的是一種更好的生活如何可能，而非應(yīng)該如何。正因為如此，盡管蘇格拉底前面描繪了那么多美好的藍圖，格勞孔盡管表示贊同卻始終無法完全滿意，依然步步緊逼，把談話推進到了現(xiàn)在這一步。

回到對話中來。

蘇格拉底說，如果要用最少的變動來實現(xiàn)理想的制度，那么

“除非哲學(xué)家成為我們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稱之為國王和統(tǒng)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夠嚴肅的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quán)力，與聰明才智相結(jié)合；并將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排除出去，否則，對國家甚至全人類將禍害無窮，永無寧日?！?/blockquote>

盡管前面做了那么多鋪墊，盡管他一直回避，一直克制，但我們依然能夠清晰地感受到，蘇格拉底對哲人王抱有怎樣熱烈地期望。盡管兩千多年以后，我們已經(jīng)無法分辨這種期望到底是蘇格拉底的智慧，還是柏拉圖的夢想，但我不愿意懷疑哲學(xué)家們的真誠，我愿意相信，這種期望絕非因為他們對世俗權(quán)力的欲望，或者自我標榜，而是基于他們洞穿世事的智慧，基于對人類命運深刻的理解，和對人世苦難的同情。

接下的談話，蘇格拉底把主要的功夫放在了哲學(xué)家的定義上。

在希臘語中“哲學(xué)”就是愛智慧。

何為“愛”？何為“智慧”？

蘇格拉底舉了一系列例子：一個人愛少年，他必然愛一切的少年，無論其面貌如何；一個人愛酒，他必然愛喝每一種酒；一個人愛榮譽，他必然熱愛一切有榮耀的機會，無論做將軍還是做連長。同樣的，一個真正愛智慧的人，他必然愛正義的全部。

真正的愛智者不會淺嘗輒止，也不會浮于表面。哲學(xué)家眼睛盯著真理，他們看到每一相反的事物就其本身而言，各自為一，而他們與行動及物體結(jié)合則表現(xiàn)為多。智慧，就是認識“多”背后的“一”?！岸唷被诟泄俚挠∠?，為“意見”；而“一”，才是本質(zhì)，為“知識”。

然而，并非每一個人能夠“有”這種“知識”。

“有”相對于“無”，有的東西方為可知的；不能有即“無”的東西自然不可知。而“意見”，既是有又是無，介于兩者之間。知識天然地與有有關(guān)，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狀況。

知識和意見的能力不同，對象不同。形成意見的能力是官能，對象為具體的事物，為“一”之所對應(yīng)“多”者，非有，亦非無。“無”是一個特別的概念，非物，非有，我們只能將關(guān)于“無”稱作“無知”。由于，意見不可能是對“有”的意見，也不可能是對“無”的意見，因此介于“知識”與“無知”兩者之間。

以上就是蘇格拉底的形而上學(xué)的基本結(jié)構(gòu)。

相對來說“意見”和“知識”容易理解，但是“有”和“無”晦澀一些?！耙庖姟敝凇爸R”相當于“影子”之于“物體”，物體只有一個，但光線的角度不同，影子可以不同，而且影子只是對物體粗略的描摹。而“無”之于“有”，則好比鏡子，“有”為存在，“無”本不存在，但是借著“無”這樣一個假定的概念，“有”能夠被更好地認知。

為什么蘇格拉底會形成這樣一種二元論的世界觀？也許可以在后面這段關(guān)于相對概念的論述中找到一點蛛絲馬跡：

“在這許許多多美的東西里，難道沒有一丁點兒丑的東西嗎？在許許多多正義的東西里，難道沒有一丁點兒不正義的東西嗎？在許許多多虔誠的東西里，難道沒有一丁點兒不虔誠的東西嗎？

還有許多東西不是有些東西的雙倍嗎？它們顯得是一樣?xùn)|西的雙倍，難道不同樣又顯得是另一樣?xùn)|西的一半嗎？

還有許多東西我們說它們是大的或小的，輕的或重的，難道不可以同樣把大的看作小的，小的看作大的，輕的看作重的，重的看作輕的嗎？”

本來，蘇格拉底將這種現(xiàn)象稱作“意見”，讓它們在“絕對存在”與“絕對不存在”之間游動，恰好作為他的形而上學(xué)體系的佐證。但換個角度一想，也許正是因為這類對于同一對象的相對描述：美與丑，正義與不正義，虔誠與不虔誠，多與少，輕與重，大與小，相互交叉，難以辨別，甚至相互轉(zhuǎn)化的現(xiàn)象，使得古人更加傾向于在變化的“意見”背后，尋找一種不變的“知識”。

這與其說是一個哲學(xué)問題，不如說是一個語言學(xué)問題。

《理想國》·第五卷（472A--48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