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與海瑞
? ? ? ? ? ? ? ? ? ?——大明帝國的經濟賬
公元1566年，執掌帝國40多年的嘉靖皇帝終于與世長辭，而此時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帝國：北有韃靼年年犯邊，南有倭寇屢剿不絕，一年之中全國各地災荒不斷，內部左右支絀，拆東墻補西墻。后世的史學家對大明王朝的滅亡有許多爭議，但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問題出在經濟上，在財政上，正是由于經濟上的問題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矛盾；所以才有海瑞的直言不諱，才有一系列的政策，試圖彌補財政上的漏洞，但從結果上來看，這個目標并沒有實現。那個時代的人沒有找到答案而我們跳過了幾百年的時光來看怎樣才能破這個局呢？
古人說對癥下藥，我們得先找到病根才能針對性的下藥，而大明王朝病入膏肓，根在哪兒呢？
在400多年后看1566年，我們可以看出大明王朝至少有這么幾個病因。
一、政治死板
外交政策不靈活是大明亡國的一個重要的誘因，當然對于明朝人自己來說沒有這種自覺，我記得永樂帝說過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敵國兄弟之禮。這話聽的很氣派，但仔細一想蠢到地了，漢之和親，唐之結盟，宋之歲幣，聽起來是很屈辱，但這正是古代中國的政治智慧所在——用最小的代價達到最大的政治目的，政治只要求能夠達到相應的目的，但并不要求做的體面，所以漢有和親，唐有結盟，宋有歲幣，這些政策雖然不體面，但是給國家每年節省下來的財政支出是實打實的，這幾個朝代都不需要為了邊患每年開支大量軍費，但明朝每年卻要支出大量的軍費拿國家利益去換國君的面子，這種事在中國歷史上也就只有大明一家別無分店了。此外，在大明開國之初，朱元璋為了面子，要想要大元朝萬國來朝的氣派，于是就把中國多年堅持的貿易體系給廢止了，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時名刺桐）就是在朱元璋的手里關停的。廢止之后就規定了其他國家來做生意，必須來朝貢，不然就不讓你做生意，然后你進貢，貢上來的東西，我還加倍還給你，這叫賜。為了大明的這個面子，就規定了各國幾年一貢。建立了一個朝貢的貿易體系，這個體系其實是一種畸形的貿易體系，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整個大明朝276年過程中，走私就沒有斷過，大量的海邊漁民為了發家致富走上了走私貿易的道路，而從嘉靖開始的橫行江浙幾十年的倭寇其實都是這些沒有飯吃的漁民對帝國的叛亂而已。
這種死板的政治制度，通過不知變通的外交政策，以及對經濟制度的過度干預，為了皇帝的所謂面子，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在后世人的眼光看來這是極為不智的，而這卻是大明王朝堅持了幾百年的政治遺產，可惜、可嘆。
二、親親之恩，以家亂國
整個大明王朝這親親之恩恐怕是最受有詬病的部分了，明朝內閣曾言，本朝親親之恩甚重，無所不用，其厚遠過前朝矣。也許是因為苦出身，朱元璋對于朝臣刻薄寡恩，內閣首輔一年也不過一百八十兩銀子，這還是大明開國時的物價，也不過剛好夠各項開支，也難有節余，后期這點銀子根本不可能夠一個官員的一年開銷。所以大明貪腐成風也就不足為怪了，但整個大明親親之恩卻十分深重。隨便一個親王一年的恩養卻過萬石，相當于一品官員的十倍之多，一個宗室從10歲開始由國家奉養，結婚時國家發房，死時還有喪葬費用，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皇莊，供給各位藩王支用。更可怕的事情是，由于朱棣的造反成功，歷代削藩，只要活下來的就沒有什么事可做了，每天飽食終日，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成了生孩子。所以大明初年，宗室只有兩口人，但到了明末時宗室人口竟有百萬之巨，這些人開支用度無法消減，因家卻沒有辦法支付軍餉、賑濟災民，同時由于這些人肆意兼并土地，大量的土地變成了皇莊，而這皇莊又是不交稅的，國家的財政帳進一步的減少，這樣下來怎么可能不捉襟見肘？天下可以交稅賦的士地至明朝末年已不足四成，支出又極大，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可以說，百萬之巨的朱家之人幾乎就是趴在大明王朝身體上不斷吸血的寄生獸，直到大明這個龐然大物壽終正寢，大家一起完蛋。
這一點也可以由大明王朝的官員們對明朝亡國袖手旁觀的態度，崇禎只想著讓官員們報效銀量救國，可是官員們哪怕真的報效了，皇帝轉過身一想你們哪來這么多錢？秋后又算賬不如不報效了。更何況，皇親國戚每年享受國家那么多恩養卻沒有一個人掏出一個子。官員們又何必為了老朱家的天下掏自己的錢呢？
史書上記載李自成在攻打武漢的時守城的官員讓楚王出錢勞軍，但楚王就是不愿出錢，當然他這么作死的結果就是真的死了。但這里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大明朝三百年的國策直接后果就是成功創造了上百萬的垃圾……，與之相比清王朝雖然有兩百萬旗民，但對于這些生齒日繁的旗民卻并沒有很好的待遇與明王朝相比，財政負擔就要小很多了。
以一國之力奉養一家之用度，與秦有何異?這樣國家不亡也真是沒天理了。
三、兵制腐敗
明王朝與清王朝的兵役制度可以說是在前朝基礎上的一個大倒退，在經歷過農兵、府兵、募兵的演進過后，元明清三代的世兵制可以說是社會一大毒瘤，這種兵役制度會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腐敗的滋生，兵營中將領幾乎就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地主，他們世代經營，把明朝所謂的衛所當成了私產，所謂的士兵變成了家奴。所謂世兵就是指世代當兵，你父親是兵你兒子也是兵，這種制度無疑是野蠻且沒有效率的。所以整個元明清三代，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整體趨勢就是不斷的無兵可用，原本的強軍過了幾十年就變成了一種百無一用的廢物狀態了。所以終明清兩代，都在不斷的花錢編練新軍才能保持應有的戰斗力。
說了這么多，都是大明王朝財政支出捉襟見肘的原因，其實別的朝代都是量入為出，只有大明王朝量出為入。清王明吸取教訓有了一個永不加賦的國策，但有明一朝卻始終在提高小民的稅賦水平。
我們知道了大明王明的病根在哪里，但是讓我們把時間推回到400年前，在1566年，作為一位明朝的統治者嘉靖皇帝我們有沒有辦法挽回大明朝的頹勢呢？
我思前想后了很久之后覺得恐怕很難。雖然，后來有著名的張居正改革，但幾乎沒有改變大明王朝的頹勢，整個大明朝還是向下坡路一路下滑而去了。
其實也很好理解，信息困境，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上我們能很容易判斷出要做什么，做什么能夠解決問題，而作為一個決策者，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他所有的決策權無非是用人的權利，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忠臣——海瑞，假如嘉靖重用了海瑞結果會不會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并不會有什么區別，因為在這樣的一個系統中，哪怕你足夠耿直，可以直面弊癥，結果也不會有什么不同，即得利益者不可能在看得到的地方放棄自己到手的利益，俗話說斷人財路無異于殺人父母，更何況，嘉靖皇帝還不知道該用什么人，他所在的環境中天然就是一個信息屏障，讓他不高興的話沒有人會說，只要這個系統可以勉力維持下去，自然就會以這種方式維持下去，直到這個系統崩潰。
這里面我們其實可以看出一個政治系統的無奈，知道情況的人永遠沒有辦法把真實情況反映到決策者身邊，人與人之間的博弈其實更接近于一個最后通碟博弈，如果每個人拿不到自己所得的最基本利益最后往往就是一拍兩散，古代王朝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是這種不公的利益分配的最后通碟沒有辦法傳遞到即得利益者的手上，或者說即得利益者之間的差異，群體性效應使得沒有人肯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來保全整體利益。因為你犧牲也就犧牲了，也是白放棄，與其如此不如大家一起玩完。所以這正是一個奇怪的邏輯回路，大家都知道要讓社會財富更公平，但誰也不愿放棄手中所得的利益，都希望其他得利者出利。任何一個社會系統都是一個這樣的狀態，可何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讓博弈的信息充分流動，以避免這個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