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次喝到不管不顧，是在2012年1月31日的晚上。那時已是我在魯汶的最后一年。第二天早上是學校統一安排的論文中期答辯，于是我便知道在今晚，我一定會和K出現在魯汶一處無所事事的場所。中期答辯這種半娛樂性質的學術活動，對我們來說就像是一場臨時起意的火鍋，斷不能未雨綢繆，更不能胸有成竹：人員、食材、廚具，場所，一定要臨渴掘井，倚馬援筆，才能在朵頤的饜足之后額外獲得一種怪誕的速度感。經驗給我們的啟示是，只要英語說得足夠快，肢體足夠揮灑，眼神足夠信誓旦旦，就可以彌補學術上的淺嘗輒止。于是這天晚上，在Tiensestraat一家新開不久的披薩店，我們坐到了一起。那晚魯汶沒有在準備PPT的學生，可能都在這家披薩店里。

魯汶雖小，見面卻也需要緣份。作為不是一個系，懶得算計課時費督促自己去上課，中午也很少去吃ALMA的兩個人，我和K很少見面。兩個人單獨活動的次數，其實也屈指可數。雙方都在維持一個避免尷尬的微妙距離。這里的每一個人，都會邀請別人到自己的單人Studio／apartment里作客，都會參加由四川人民搞起的各類火鍋，但也都會有一些不示人的東西，裝在角落那個隨著他們漂洋過海的行李箱里。在魯汶呆了三年，很多事物漸漸地喪失了新鮮感，就連圈子里的八卦，來來回回也總是那些。不再計算歐元的匯率，也不再為法語鍵盤詭譎的鍵位苦惱，只有周圍的這些人，總能讓你感到新的發現。我想，很少和另外一個人聯系，也許只是因為并不想在對方身上發現這種“新意”——如果鏡子某天被發現了一個裂璺，難免令人恐慌。

披薩店開在Tiense街，是一個很明智的決斷。Tiense街并不是魯汶的主街，但作為我們到這里之后第一條踏足的街道，它成了我們一切路徑規劃的起點。這一條街兩邊的店面，幾乎可以滿足一個學生的所有需求。沿著這條街，大大小小的街道像血管般交匯鋪陳。在這些血管里游走，就像沉入到魯汶的血液里，被心臟的節律送去每一個總要到達的地方。有些時候是迫不得已地找尋某處地址，有些時候只是自己或他人的興之所至。哪里是超市，哪里是教堂，哪里新開了一家冰激凌店，就這樣不自覺地摸清了每一根血管的秘密。也正是在去哪都輕車熟路之后，才清楚地明白了自己外鄉人的身份。卻又一邊保持著外鄉人的執拗，一邊從Tiensestraat 154開始，把自己緊緊地編織進一張雜亂又熟稔的網里。

我跟K說，今天街上的人真少，披薩也很一般。K說，何不去喝杯酒。這是一個很難拒絕的提議。就像很難拒絕在去魯汶的火車上看到車站旁百威英博的巨大廠房。那上面的Stella Logo初起時引人注目，后來反而會視而不見。畢竟，誰也不會為花萼上開出了一朵花而感到驚奇。比利時數百種啤酒，我只嘗過一些最常見的種類。Stella算不上最好喝的，更算不上名氣最大的，但在魯汶，這卻是最自然的選項。畢竟兩個男人去分吃冰淇淋和華夫餅，還是太需要勇氣了。

天早就黑了，中心圖書館前的廣場上，只有那只甲蟲反射著孫燕姿的綠光。魯汶的緯度據說超過哈爾濱，冬天晝短夜長得像是一杯被人遺忘在角落里的KASTEEL，蕾絲般單薄的泡沫隨時會被黑色的酒漿吞沒。但這里并不像哈爾濱那般寒冷，北大西洋的暖流從不遠的地方流過，海洋和陸地兩種不同比熱容的東西造就了這里特別的風，像剛剛把開水與冰水混合在一起，在沒有達到相互妥協的溫度之前，糾結得涇渭分明。

這種糾結，快要畢業的人感受得最深。那個時候，周圍的同學已經開始謀劃自己的未來了，至少每個人都是這樣以為。獻身學術的要繼續讀博，愛動手解決問題的對工業界早已躍躍欲試，掛科太多的也決心在明年畢業。是走是留，可能每個人都在心里盤算了許久。 我那個時候沒什么特別的打算，除了不想繼續讀博之外，覺得去哪里都好，或者說是，也不清楚要去哪里。如果工作的話 ，希望能找到一個設計嵌入式系統的公司，搞一搞R&D。站在此時此刻的時間縱深上，那個時候的打算都如一場喃喃的夢囈。至少對我來說，現在的生活幾乎和那時設想的沒有一點關系，但也許現在才是一杯混合好的涼白開的樣子。

但是當我們坐在著名的Professor酒吧里時，自然是不會點一杯涼白開的。以Stella開場，以明早的答辯下酒，兩個人似乎都有今晚要發生些什么的預感。桌子上的圓燭越燃越亮，在酒吧街賣花的阿裔大叔湊上來問我們要不要買一支玫瑰，我們三個都笑了。話說得越來越多，酒也喝得越來越快。奇怪的是我現在已經完全想不起來那時說過些什么，只記得啤酒沒有了味道，雞尾酒像一杯果汁，而伏特加因為酒精濃度太高，喝到嘴里不會有任何被水份濕潤的感覺。酒精像是一整團粘連的黏液，到達喉嚨之后，在胸腔里炸開。

我和K曾經在同一家中餐館打工，那還是我們剛到這個國家的時候。不過我們并不是同時在那里，而是一先一后。在靠近法國邊境的地方，有一個叫做富豪大酒樓的夫妻店，這也許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浮夸的含義。老板和老板娘都是浙江青田人，只是老板是二代移民。我去的時候，老板娘已經生了三個兒子，K去了之后，又有了第四個。那個大酒樓是一個純正的多語言環境，無論是誰的兒子，和老板要說荷蘭語，老板和老板娘說青田方言，老板和我說英語，老板娘和我說普通話。傳說上帝破壞巴別塔的方法，就是讓人說不同的語言。但我想，失敗的原因并不是因為無法靠語言交流，而是往昔的環境被打破之后，在新的環境里找不到可以錨定的礁石。個人無法定位，集體也就無法協作。過往經驗的全然失效，會生出一種存在與否的焦慮。在這座六個人的巴別塔里，我突然有了這種焦慮。以前并不明白，以為對任何一個問題，都要細加推敲，從長計議，但有些時候，只有迷失時的橫沖直撞，才能找到可以靠岸的水港。就像這次在Professor酒吧中所發生的一樣。我不記得我們談話的內容，我甚至懷疑我們有沒有說話，我們肯定也不懂古奧的阿拉伯語，但我分明知道我們做了一場酣暢淋漓的交流，也都讀懂了那支玫瑰的含義。一杯接一杯，酒保已經放棄投遞提醒的眼色，自然也不會有人再考慮明早的答辯，甚至不會去考慮明天。也許酒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語，那么Stella就是魯汶的方言。

直到現在，關于魯汶的記憶已經被嚴重壓縮，甚至在反復加工的過程中失真走樣。許多當初習以為常的細節已經如Tiensestraat 154般煙消云散，但我依然記得我們如何在Professor酒吧門口告別——雖然還沒有畢業，卻像是明天就要各奔東西——攬了攬對方的肩頭，并鎮定地說著要回去再看一下明天答辯的內容。由此可知，語言的作用并不在交流，而是撒謊。我幾乎是一路小跑著跑回了Campus Irena，但還是沒來得及在進宿舍之前保持直立行走。手腳并用的從0層爬到了2層，艱難地夠到鑰匙孔，推開門的瞬間，就給地毯附麗了一幅寫意畫作。數年以后的同學會，我看到喝多了的J在杭州街頭嘔吐，潑灑的穢物濺到了我的雙腳，竟然有一種熟悉的溫熱。

在魯汶最后的那段時間里，一度很喜歡Campus Irena的樓頂。夜晚無聊的時候，就會從頂樓的梯子上爬上來，隨身帶一個高腳杯，和一盒全脂牛奶。周圍沒有比它更高的建筑，“可以看到整塊沒有分割的天空”。在這之前，當國內已經是入眠的午夜，我會選擇出去閑逛，那些傍晚時的漫步，很多時候都以不知所云，迷途知返收場。樓頂的平臺很大，可作閑庭信步，但每當抬起頭面對撲面而來的夜空時，就再也不敢邁動一步，失足青年，在那時已逐漸有了曖昧的含義。魯汶很小，但有些時候卻空曠得不知身在何處。只有在離開許久之后，才能在一萬兩千公里之外看清自己曾經的身影。即便是到了現在，我也無法總結這段時光給我留下了什么，直到2014年的6月，在北京三里屯，我見到了酒吧屋檐下掛出的Stella的酒招。斷裂的時光和距離，才在那時重合。

第二天，我準時出現在論文答辯的門前，淡定的就像早已勝券在握。我看到K穿著正裝，打著領帶，從旋轉樓梯那邊緩緩走來，甚至還喪心病狂地戴著一頂一絲不茍的禮帽。擦肩而過的時候，他問我，昨晚回去吐了嗎？

沒有，你吐了？

沒有。

我們點頭致意，心里都默默給對方打了一個8分。下次我們再見，似乎就到了那一年的十月。我雖然沒想清楚畢業之后要去哪，但我那個時候就知道，在不遠的將來，我們會出現在世界的各個地方。不可免俗的，還是會讓一份工作成為我們安身立命的棲身之所。那個時候我們將不能只憑腦力就記住手機通訊錄里每一個人的面孔，我們會交換很多名片，會發很多郵件，會參加很多次團建或者林林總總的商務宴請，但卻很少再有新的朋友。這很好，可以讓我們將感情投入到真正值得的人身上。2012年的1月似乎是我兩個時代的分水嶺，可惜的是，我那時無知無覺。

2012年1月1日的早上，魯汶oude market廣場上滿是昨夜跨年時人群遺落的瘋狂痕跡。被風推著滾動的雜物以極度亢奮之后的萎靡姿態占領了廣場。彼時天空下著小雨，一次性塑料杯中沒喝完的啤酒滲透了石頭廣場的每一個罅隙，整個小城似乎還在宿醉中沒有醒來。廣場周圍的酒吧里還有人停留在2011年的最后一天，隨著音樂扭動小腦失效的身體。只是激蕩腎上腺的嘈雜音樂一出酒吧的門口就成了強弩之末，喚不醒廣場上任何一塊酣飲了啤酒的石子。我穿過空氣里幽浮起的酒精的氣息，想要在如此舉世皆醉的清晨看一看2012年第一天的魯汶，不成想一個醉依在酒吧門口的年輕學生朝我走過來，用無法捋直的舌頭對我說，如果你到魯汶來，一定要喝Stella。

2015.11.7 張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