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除了國慶檔唯一的爆款《湄公河行動》票房突破十億之外，本月的多數電影依然未能激起波瀾，全年600億票房的目標也隨著年底的逼近正愈顯遙遠。雖有數部好萊塢大片將在十一月前來救市，但在去年中國電影票房高速增長的“高燒”之下，今年的“低燒”顯得令人更加不安。

除了票補等市場手段之外，電影內容本身的乏善可陳和過分追逐IP和熱門題材所帶來的影片質量下降，跟不上觀眾審美，是業界公認中國電影面臨的最大問題。

2016年10月29日，由中國電影文學學會、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當代電影》雜志社、上海戲劇學院聯合舉辦的第五屆內地、香港、臺灣電影編劇研討會在上海戲劇學院舉行。

大批內地與港臺地區的編劇、導演和學者齊聚，圍繞著“我們的銀幕主人公都去哪兒了”這一主題，對當下中國電影高速發展下內核缺失的問題展開深入探討與對話。

商業追逐讓電影中的人物缺失了靈魂

“中國電影現在已經被商業化的利益沖昏頭腦失去靈魂了，很多電影不僅缺少深挖生活，還淹沒在主觀臆造和模仿他人之中。”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王興東在討論中指出了電影在創作中面臨的問題。

電影作為一門人文藝術，對人性的關注一直是重要的命題。中國電影史上也曾有許多令人感動和與之共悲喜的經典角色。但在今日中國電影產業和票房突飛猛進、產量達到每年幾百部之時，其中卻鮮有能讓我們記住的“人物”。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院《當代電影》雜志社副主編張文燕認為：“雖然我們的電影票房以極高的速度在增長，但是很多人都說我們電影行業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拐點。雖然目前來看，這個節點可能仍未到達，但這也是對我們的警示，如何在高票房的繁榮面前保持清醒，開拓電影創意，創造精彩人物和提升電影質量，是我們目前面臨的重大問題。”

王興東認為， “反觀好萊塢，他們電影的核心工程就是創造各式各樣的豐富人物，好萊塢的成績也證明了打造好人物和好故事才是電影產業經久不衰的關鍵。而當年李安憑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獲得奧斯卡獎時，上臺后第一個感謝的就是這本書的作者楊·馬特尓，可見他有多看重故事和人物的重要性。而我們老一輩的電影家也是如此，謝晉導演當年就非常看重劇本和人物創造。相比之下，現在的中國電影簡直是缺血、缺氧、缺魂，甚至缺德。”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毛時安也從電影產業的角度進行分析，“電影不像歌劇或者舞蹈，它是一門年輕的藝術，也是我們與其他國家時間差最短的藝術。而且電影本是就是一個聚焦于人、表達對普通人關注的藝術，本應該更加百花齊放。然而我們看到，當下中國電影變得不再是一門藝術，而是被娛樂主義和藝術主義主導了方向，不把人當人，這樣怎么可能拍出好電影？”

對于這樣的看法，香港電影監制鄺文偉表示十分認同，“從《英雄》開始，中國電影就開始進入商業電影的時代，這是行業發展的必經之路。我們總覺得美國為什么那么多好電影，實際上他們爛片也很多，但是因為產量大，所以好片也不少。實際上爆米花電影并不是錯誤，但是我們至少要做好自己，為觀眾提供有營養的爆米花。”

演員中心制不休，中國電影難行

演員中心制在當下大行其道，電影制作方已經習慣將大量的經費流向明星演員。事實上，這樣的環境并非一日之寒。目前，整個中國電影市場都已充滿濃重的商業化氣息。

《文藝報》編審高小立指出，“隨著電影產業經濟的繁榮，每年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論壇。但是這些產業論壇主要面向導演和投資方，創作型的論壇很少，對于創作這樣的基本面沒有足夠的關注。”

電影制作也變成了簡單的加法，只要有“顏值鮮肉”加“熱門IP”就敢亂燉上桌，而作為電影制作核心的編劇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地位，甚至被邊緣化了。中國電影向票房屈服，向粉絲經濟屈服，向演員中心制屈服已經變成了常態，然而這樣真的符合電影的規律嗎？

電影《戰狼》的編劇劉毅就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反例來說明，“現在的電影作者都很難自我堅持，電影好像都是賣給粉絲看的，但是粉絲真的會去看嗎？前段時間新浪微博做了個調查，讓用戶為喜歡的明星點贊，只要連續點擊三天，就可以成為該明星的鐵桿粉絲。按理說，這對粉絲而言應該很簡單，但是三天后結果出來，最高的鹿晗也只有2.5萬的點擊量，所以現在這樣的泛明星化真的有必要嗎？”

作為曾一手捧紅《古惑仔》中一眾小生的香港導演文雋來說，如今中國電影的環境也是似曾相識，“當年沒有‘小鮮肉’，但是也有劉德華、鄭伊健這種‘奶油小生’的說法，可是為什么那時候的香港電影好看？因為我們用好角色、好故事創造好演員。但是現在國內的情況不一樣了，三千萬請一個當紅‘小鮮肉’還要搶，但是給編劇一百萬都嫌多，這樣怎么會有好故事？”

編劇汪海林則說了一個更加令人深思的情況：“《湄公河行動》的大賣讓人看到了主旋律電影的希望，也很好地做到了商業和藝術的平衡。影片最后有個細節是，只有警犬的墓碑，卻沒有緝毒戰士的墓碑。很多觀眾都發現了這個問題，對此制作方也做出了解釋，因為緝毒的特殊性，所以不能暴露。這很好，說明電影是用心做的，但是這話為什么不是由電影的創作者編劇來說呢？”

作為一門需要觀眾來維持生存的藝術，電影一直需要在商業性和藝術性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但內地編劇宋方金認為目前的平衡已經不復存在，“目前中國電影發展進入了一個脫離藝術的方向，電影的導演不再是導演，而變成了‘產品經理’。電影制作的主要目的完全轉向了盈利，電影變成了‘理財產品’，而電影的內容反而變為‘產品周邊’了。作為一個表達價值觀的行業，電影不應如此，我們還是應該更加關注電影的創作內核。”

而本次論壇，主辦方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和上海戲劇學院還為來自兩岸三地的編劇贈送了宋方金的新書《給青年編劇的信》。這本書論及了中國影視的亂象和現狀，也跟論壇主題形成了一種呼應。

多方出招，生產好故事才是唯一出路

參加本次論壇的不僅有大陸及香港的嘉賓，還邀請了臺灣電影人擔任嘉賓。過去十年間，臺灣電影曾用“小清新”電影樹立起自身標示性的風格，對于如何在俊美的演員和電影之間找到平衡，他們也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

《翻滾吧，阿信》導演林育賢，他通過分享當年制作電影的歷程為中國電影提供一種可能的方向，“十年前臺灣電影陷入了谷底，很多電影人為了拍電影要拿房子去抵押，很多人也因此傾家蕩產。但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一批電影人終于找到了臺灣電影的出路，就是拍電影需要大量時間和精力。當時拍《翻滾吧，阿信》的時候，不僅需要演員堅持六個月的高強度訓練，我們也要六個月打磨劇本，最后大家都堅持下來了，這才有我們最后的成功。”

事實上，不僅臺灣電影的成功給我們啟發，韓國電影在新世紀也是精彩紛呈。

上海戲劇學院的石川教授就用韓國十年前大火的《漢江怪物》和今年的熱門僵尸片《釜山行》舉例，“雖然相隔十年，但是兩部電影有異曲同工之處。為什么都能成功？是因為它們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雖然怪物片是從好萊塢學來的，但是它們只用了好萊塢的類型化生產，關鍵的內容還是本土化的表達。所以電影里你看到的雖然是泊來的僵尸，但里面的英雄還是東方化的英雄，就容易引起更多的共鳴。”

無數海內外成功的案例都在向中國電影傳達著“內容為王”的電影創作鐵律，而實際上當我們轉身回望時也會發現，我們自己的市場也給出了同樣的反饋。

電視劇《小別離》一經播出就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講的都是發生在老百姓身上有血有肉的故事。

該劇的編劇何晴也出席了論壇，她認為，“一部好作品一定有好人物，通過人物才能構架一個好故事，這樣才能創造出觀眾喜愛的好作品。”

對于當下消費主義的電影創作大環境，上海交通大學的李建強教授也用“維度理論”做了總結：“只有堅守電影的藝術本性作為影像維度，以及電影藝術家的心靈存放作為情感維度，才能宣示電影藝術的精神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