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41《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

作者:榮新江

時間:11.3——11.9

這本書是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課上老師推薦的,因為上學期對靳老師講的唐朝的民族關系和出土的撒馬爾罕的金幣有興趣,就去借了這本書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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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實際上是榮新江教授的多篇論文構成,整體體系似乎沒有很完整,但是單篇來看,都是很有意義的考證類型的文章(雖然我對考證類的論文實在是沒有感覺)。并且里面還運用了很多出土的唐朝粟特人墓葬里繪畫、碑刻還有各種文本文獻,最有趣的大概就是墓葬中的一些繪畫了,既能看到他們融入長安漢族人生活的彈琴作詩,又能看到他們與突厥人打交道時的胡服圓氈,兩種文化都交匯、融入在粟特人的身上,由于他們善于經商,并且很有遠略,無論是朝堂還是商業領域,都有粟特人都身影,甚至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有過重大的影響(安史之亂)。

唐朝前期的民族政策是非常開放的,允許各個少數民族的人來長安學習、經商,甚至步入仕途,雖然大多數居于武職,但這種寬大但胸懷和氣魄是值得我們肯定和學習的,我們一直強調文化自信,我想在唐朝那樣的環境下,國家經濟政治文明高度發達,因此才在對外關系上有如此的自信和強大氣魄,他們不擔心外來民族會對本國造成什么不好的影響,他們堅信我們自身的文化可以吸納這些少數民族,盡管在某些方面有著不當之處,尤其是安史之亂之前胡人首領占據軍事重鎮,最終引發安史之亂,這也是統治者在用人、置兵方面處理不當,不是因為安祿山、史思明是粟特胡人,他們才發動叛亂,主要問題在于他們地方的權力太大,大到足以和中央抗衡,所以即便當時地方坐大的領導人是漢人,他們也是有可能會發動叛亂的。這和民族本身沒什么必然的關系,反而在唐后期,漢族上層對少數民族多加猜測、懷疑,使得他們對地位急轉直下,唐朝在處理民族關系上也有了微妙的變化。總之,國家對實力是文化自信的基礎,只有一定對實力,才會有與之相對應對話語權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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