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道德綁架,還是被“道德綁架”綁架

當公交車上響起一聲“滴滴-老年卡”時,當一個老人步履蹣跚走到身邊,輕輕咳嗽一聲時,當身邊的人敦促你為老人讓座時,你腦海中是否會浮現出四個字——

道德綁架?

該讓座還是不該讓座?這是一個堪比“婆媳落水”的經典問題。一直以來,“該讓座”被視為尊老愛幼的民族傳統美德,如此作答就顯得合情合理,順天應人。那么“不該讓座”呢?難道就應當飽受批判嗎?

在這樣的思考中,“道德綁架”一詞橫空出世了。它的出現讓“不該讓座”這個回答變得有據可依,它精巧的內涵令人恍然大悟,一如十九世紀馬克思《資本論》的誕生啟發歐洲的勞苦大眾領悟了“剩余價值”的道理——原來“不讓座”也是合情合理的。

所謂道德綁架,便是將一些“可為可不為”的事情冠以“道德”的帽子,迫使被綁架之人變“可為”為“必為”,否則就要受到輿論的譴責。

于是我們在聽到老人那一聲輕咳之后,理直氣壯地起身罵道:“您這是在道德綁架!”

這話,真特么解氣!

隨著這樣一種認識普遍被公眾所接受,道德綁架也被廣泛用于描述社會各種行為;當這些事情被扣上“道德綁架”的帽子,仿佛讓人們體會到了一種去偽存真的快意。

“小伙子,讓個座!”

“您這是在道德綁架。”

“小伙子,給這位白血病兒童捐點錢吧!”

“您這是在道德綁架。”

“家豪,把這個足球送給弟弟吧,他很喜歡!”

“您這是在道德綁架。”

“哥們兒,中午順便給我帶點飯吧!”

“你特么是在道德綁架!”

……

與其說道德綁架變“可為”為“必為”,那么“反道德綁架”就逐漸演變成了變“可為”為“必不為”。不知不覺中,我們中的一些人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凡“訴求”必“綁架”;道德綁架概念擴大化,人們在反對道德綁架的“斗爭”也勢必擴大化,逐漸出現了矯枉過正的現象。

如上海地鐵某男子拒絕給抱小孩的婦女讓座,還做出挑釁行為,隨后引起糾紛。隨后,該男子稱,當天工作很累,原本想讓,但乘客的指責讓他很氣憤,于是他反而作挑釁狀,堅決不讓,與“道德綁架”斗起了氣。某人打出“我這輩子都不會給乞丐錢的我跟你講”這樣的大標題,文章大意:殘疾人可以同情,在這個乞丐真假難辨的時代我絕不同情。

甚至,隨著道德綁架概念擴大化,一些原本真正屬于自己義務的事,被曲解成了道德綁架。

一度熱議的“艾滋病人手術遭拒”——應當明確,無論從法律條例還是人文角度,醫生都沒有理由因艾滋病而拒絕手術。當然,此事究竟是“醫生推卸責任”還是“患者對治療措施主觀臆斷”尚有爭議。但無論如何,“道德綁架”都不應該作為醫生見死不救的理由。十年前那場地震,火了一位“跑跑”老師,當時社會輿論幾乎一致地抨擊他丑惡的行徑,可隨著道德綁架一詞的普及,逐漸有人站出來為范老師辯解,寫了一些“翻案”的文章。但我們應當明確,作為老師,教書育人之責不言而喻,但同時他是學生們突發性災難時的“自救組織者”,在災難面前,范老師“首當其沖”,置學生于不顧——如果說這樣的行徑尚可辯解,那么他事后不但毫無歉意,反而還強詞奪理地辯解,著實讓人鄙視。

當然,我們反對道德綁架,但也反對把道德綁架的概念擴大化,被“道德綁架”這個概念綁架——備考考研的路上,記得某知名網課的英語老師講解的一句時間狀語,感慨頗深:“…, in the time of knowledge explosion when news, facts, opinions and even rumors have been bombarding u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當今時代,各種信息自四面八方朝我們“轟炸”而來,吾輩當明辨是非,不可見誰“懟”誰。反對道德綁架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們應當精確“靶向治療”,而不是用“廣譜抗菌藥”亂治一氣——殺滅了益生菌,遭受“菌群失調”之苦的,還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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