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交車上響起一聲“滴滴-老年卡”時，當一個老人步履蹣跚走到身邊，輕輕咳嗽一聲時，當身邊的人敦促你為老人讓座時，你腦海中是否會浮現出四個字——
道德綁架？
該讓座還是不該讓座？這是一個堪比“婆媳落水”的經典問題。一直以來，“該讓座”被視為尊老愛幼的民族傳統美德，如此作答就顯得合情合理，順天應人。那么“不該讓座”呢？難道就應當飽受批判嗎？
在這樣的思考中，“道德綁架”一詞橫空出世了。它的出現讓“不該讓座”這個回答變得有據可依，它精巧的內涵令人恍然大悟，一如十九世紀馬克思《資本論》的誕生啟發歐洲的勞苦大眾領悟了“剩余價值”的道理——原來“不讓座”也是合情合理的。
所謂道德綁架，便是將一些“可為可不為”的事情冠以“道德”的帽子，迫使被綁架之人變“可為”為“必為”，否則就要受到輿論的譴責。
于是我們在聽到老人那一聲輕咳之后，理直氣壯地起身罵道：“您這是在道德綁架！”
這話，真特么解氣！
隨著這樣一種認識普遍被公眾所接受，道德綁架也被廣泛用于描述社會各種行為；當這些事情被扣上“道德綁架”的帽子，仿佛讓人們體會到了一種去偽存真的快意。
“小伙子，讓個座！”
“您這是在道德綁架。”
“小伙子，給這位白血病兒童捐點錢吧！”
“您這是在道德綁架。”
“家豪，把這個足球送給弟弟吧，他很喜歡！”
“您這是在道德綁架。”
“哥們兒，中午順便給我帶點飯吧！”
“你特么是在道德綁架！”
……
與其說道德綁架變“可為”為“必為”，那么“反道德綁架”就逐漸演變成了變“可為”為“必不為”。不知不覺中，我們中的一些人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凡“訴求”必“綁架”；道德綁架概念擴大化，人們在反對道德綁架的“斗爭”也勢必擴大化，逐漸出現了矯枉過正的現象。
如上海地鐵某男子拒絕給抱小孩的婦女讓座，還做出挑釁行為，隨后引起糾紛。隨后，該男子稱，當天工作很累，原本想讓，但乘客的指責讓他很氣憤，于是他反而作挑釁狀，堅決不讓，與“道德綁架”斗起了氣。某人打出“我這輩子都不會給乞丐錢的我跟你講”這樣的大標題，文章大意：殘疾人可以同情，在這個乞丐真假難辨的時代我絕不同情。
甚至，隨著道德綁架概念擴大化，一些原本真正屬于自己義務的事，被曲解成了道德綁架。
一度熱議的“艾滋病人手術遭拒”——應當明確，無論從法律條例還是人文角度，醫生都沒有理由因艾滋病而拒絕手術。當然，此事究竟是“醫生推卸責任”還是“患者對治療措施主觀臆斷”尚有爭議。但無論如何，“道德綁架”都不應該作為醫生見死不救的理由。十年前那場地震，火了一位“跑跑”老師，當時社會輿論幾乎一致地抨擊他丑惡的行徑，可隨著道德綁架一詞的普及，逐漸有人站出來為范老師辯解，寫了一些“翻案”的文章。但我們應當明確，作為老師，教書育人之責不言而喻，但同時他是學生們突發性災難時的“自救組織者”，在災難面前，范老師“首當其沖”，置學生于不顧——如果說這樣的行徑尚可辯解，那么他事后不但毫無歉意，反而還強詞奪理地辯解，著實讓人鄙視。
當然，我們反對道德綁架，但也反對把道德綁架的概念擴大化，被“道德綁架”這個概念綁架——備考考研的路上，記得某知名網課的英語老師講解的一句時間狀語，感慨頗深：“…, in the time of knowledge explosion when news, facts, opinions and even rumors have been bombarding u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當今時代，各種信息自四面八方朝我們“轟炸”而來，吾輩當明辨是非，不可見誰“懟”誰。反對道德綁架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們應當精確“靶向治療”，而不是用“廣譜抗菌藥”亂治一氣——殺滅了益生菌，遭受“菌群失調”之苦的，還是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