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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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爺爺出生在四十年代初，生長在海山環繞、貧困落后的小山村，他是地地道道的農民。
爺爺文化程度不高，卻有著十分質樸正直的品質。太爺爺去世得早，太奶奶獨自一人將幾個孩子拉扯大。在我爺爺七歲的時候，日本鬼子進村掃蕩，十七歲的伯公（爺爺的哥哥）背著我爺爺一路狂奔到山上，藏進山洞，無數的子彈從他們的頭頂上飛過，或許是上天憐憫他們兄弟倆，在戰亂中，他們存活了下來。
爺爺生長在一個貧下中農的家庭，飽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每年的糧食產量真正屬于自己的所剩無幾。為了生存，太奶奶帶著幾個兒女，給地主家當佃戶。佃戶不比長工，長工是東家常年雇傭，年薪給多少錢或糧食，不管豐收還是天災，地主會將工錢照付。而太奶奶作為佃戶，租種地主的土地，約定好秋天交多少糧食，地主不管豐收還是災年。
那時候爺爺兄妹幾個還小，太奶奶一個人干幾個人的活兒，日子苦的時候，甚至連溫飽都無法解決。有時碰上大旱欠收，次年春天便開始向地主或挨家挨戶借糧度日。
爺爺成年之后，除了跟著太奶奶耕地種田，自己還跟師傅學了鑿石，掌握一門手藝之后，減輕了家庭的經濟壓力。伯公和姑婆主要以幫襯太奶奶種植、賣菜為生。之后，我伯公經村里人介紹，娶了一位外來的女人，到因為她忍受不了家里的貧困，婚后不到半年，便逃跑改嫁了。伯公是個老實人，也沒去追究，后來也沒再成家。
之后經歷了土地改革，村里的那些地主家的天地都被平分了，各家按政策和人口數量分。有了自己的田地后，爺爺一家的生活光景相對以前來說，不再那么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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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亦是出生于農民家庭的孩子，為生計所迫，她六歲便被爹媽送給同村的大戶人家當童養媳。在新家生活的日子，她受盡養母的虐待和折磨。
每天清早三四點，奶奶就得獨自出門，到處去撿豬糞或牛糞；五點多要趕回家，劈柴、洗全家的衣服，還要將一家人的早飯做好。由于是寄養的，奶奶一日三餐幾乎沒在飯桌上吃飯，都是等其他兄弟姐妹吃完再吃。有時候半夜，奶奶的養母會起來煮點粥，叫醒了她自己的幾個孩子起來填飽肚子再睡，卻唯獨不叫我奶奶。有一次奶奶的養父說，要不叫上蓮子（奶奶的乳名）一起吃，話音剛落，他便被奶奶的養母狠狠地訓斥了一頓，而后便不敢再提了。但每一次我奶奶都知道，只能一個人躲在被窩里裝睡，連哭都不敢太大聲。即便如此，奶奶至始至終都感恩養父母的養育之情。
土地改革后，童養媳長大了。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奶奶原本許配的那個人，也即養母的大兒子嫌棄我奶奶長得太矮小，他不愿意認可這樁婚事，不顧家里人反對，一個人跑去南澳經商，不久自己帶回來一個女人。后來兩人便結婚了，那個女人成了我現在的老舅媽。
奶奶雖然矮小，卻十分吃苦耐勞。在村里大隊生產隊工作中，任勞任怨。當時以記工來算工分，奶奶都能獲得不少的分數，以便換取更多的糧食。后來，在勞作中，經人介紹，慢慢與我爺爺熟識。不久，按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習俗，也沒有舉辦什么隆重的婚禮儀式，估計爺爺連聘禮都給不起。他們見過雙方父母，加上父老鄉親的公證就算結成一家了。
爺爺和奶奶結婚后，家里增添了勞動力，但自從我父親出生后，爺爺的壓力又增加了。生產隊一年下來三到五毛錢的工值，扣除糧食款項，還得往外找渠道謀生，一日三餐多是稀粥，連烤一個番薯都奢侈。
1978年，三中全會，原本生活有了較大的改觀，但天有不測風云，姑婆成家后，體弱多病，老姑丈為了養家糊口，長年在香港謀生，一有收入便寄往家里。后來，正值中年的姑婆因病去世，留下四個未成年的孩子，交由我爺爺奶奶撫養。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