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級 歷史文化學院 國際政治 崔志濤

《水滸傳》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主線劇情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人于梁山泊起義的故事，是我國第一部詳細描寫農民起義的小說，將歷史事實加以文學改造，歌頌反抗朝政的斗爭精神，提出樸素的農民理想。《水滸傳》作者為施耐庵，也有認為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兩人合著的觀點，前者受眾更為廣泛和普遍。在版本上也有七十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之分，主流版本是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即簡本與全本之分。

七十回本一般認為是金圣嘆所改，主要記述了宋朝末年宋江等人在官府逼迫下“逼上梁山”的內容，主題上是“大義”和“小忠”，“大義”是江湖之義、兄弟情誼，“小忠”則是區別于“忠君報國”的“忠”，梁山之“忠”更多的是對于一個組織、一個“大家庭”的忠誠。一百二十回本稱作《水滸全傳》，包含了一百回本的基本全部章節。比起七十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后五十回部分側重點逐漸走向了“忠君愛國”、“建功立業”、“衣錦還鄉”的路線中，與前七十回的主旨發生了較大差異，且對施耐庵本人的歷史記載有限，所以學術界認為《水滸傳》并非一人獨作也是有其原因的。

從《水滸傳》這部描繪綠林豪杰產生、發展及最終走向滅亡的小說中，最值得重視的是貫穿全書的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忠義觀”。

在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忠”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上，“忠”專指對君主的忠誠，唯君主馬首是瞻，講究的是君臣倫理；廣義上的“忠”則泛指忠誠、盡心誠意。在《水滸傳》中，兩種意義上的“忠”都得到了良好的體現。前者對于君主的“忠”主要表現為后五十回中宋江等人支持招安，期待為國效力的意識中。后者的“忠”則貫穿了整部小說，以及時雨宋公明為核心，前期為聚義而尊崇宋江，后期則為尊重宋江而同意招安。宋江的“忠”是對君主的忠，即忠于大宋皇帝。“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這是宋江落草為寇的理由，也就是說，導致宋江不能盡忠于朝廷的不是皇帝，而是奸臣的責任。直到被皇帝賜毒酒而死之時依舊相信這是“天子聽信讒言”，是“奸臣誤國”。儒家傳統觀念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宋江雖是小吏出身，卻也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所以在這點上是有理可循的。而其他英雄好漢的“忠”則體現在江湖義氣指引下的“心悅誠服”。

宋江仗義疏財，江湖救急，人稱“及時雨”、“呼保義”、“孝義黑三郎”，在梁山靠威望立身。在儒家文化影響最深的宋朝，固守忠義道德觀念使宋江贏得了豪杰們的肝膽相照、生死相隨。這也是今天的中國人非常需要的一種價值觀念，當然，不是讓人們“揭竿而起”，而是學會尊重、重視榜樣。

儒家文化主張“見利思義”、“非其所有而取之，非義也”、“舍生取義”等等。“義”的內涵是復雜的，《水滸傳》中的“義”更多的是一種“江湖義氣”、“劫富濟貧”、“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是一種維護和穩定組織關系，在動蕩中加強彼此聯系的精神指向，也成為了行事的精神力量。比如說魯智深通過“倒拔垂楊柳”一事輕松地處理了小混混襲擾寺院的麻煩，并與他們結成兄弟；還是魯智深，為了保護林沖不在半路上受害，上演了“大鬧野豬林”的好戲；還有“宋公明私放晁天王”、“朱工義釋宋公明”、“錦毛虎義釋宋江”、“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等，每一件事都是講究“義字當頭”。這不僅是一種綠林草莽的幫扶精神，同樣也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十分重視的道德風尚。放在現代來說，可以理解為“不拋棄、不放棄”的團結精神，這也是我們所需要學習的。放眼全國，也可以上升到“在致富的路上不拋棄任何一個人”的經濟發展觀念。

觀諸歷代名家對《水滸傳》“忠義觀”的看法，毋庸置疑的是，梁山的“忠義觀”是具有兩面性的。需要肯定的是，梁山作為綠林草莽的聚義，他們的文化水平是有限的。但在此情況下，他們展現出的是落魄官僚、小地主、農民、無業游民的最樸素的道德觀念。道家講求“大道至簡”，儒家講究“大道至公”，梁山聚義將兩種高尚的道德文化轉化成最質樸的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國家之間的“人情義理”，在這一點上是需要肯定的。且《水滸傳》提出了農民對于腐朽的國家的不滿，并相應提出有利于農業社會發展的農民主義思想，為后世政權領導者提供了借鑒。

另一方面，《水滸傳》中的“忠”與“義”又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首先，宋江的“忠”是明顯傾向于朝廷的。在歷史條件的局限以及傳統儒家教育影響下，宋江看不清朝廷的腐朽與沒落，一味強調奸臣誤國而忽視了宋徽宗本人的無能，是典型的“愚忠”，在積極接受招安，積極“征討方臘”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梁山發展到極盛之時將梁山眾人推入了朝政的泥潭。

而梁山眾人對宋江同樣有一種“愚忠”。在招安問題上，梁山內部存在者明確的反對、抵觸情緒，他們的個人能力絕不在宋江之下，然而卻選擇了順從，李逵更是直到死都說“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可哀可嘆。這種無條件支持首領、順從皇權的邏輯依舊是源于“文化水平有限”。梁山眾人中真正接受了正式教育的人極為有限，且大都無法脫離“道統”的藩籬。他們也知道招安的危害，但卻還是服從于絕對領袖的權威。墨子曰：知而不爭，不可謂忠。在“義”上，《水滸傳》更多的是男人之間的“義理”，對于女性的“義”更多的是巾幗之“義”，同時其“義”針對內部，卻抵制外部勢力。“替天行道”是梁山的招牌，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多是“濫殺無辜”，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而在分利上，均等并不現實。“劫富濟貧”是《水滸傳》“義”的口號，可在劫生辰綱時，吳用卻如此說：“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哪里有“濟貧”觀念？且劫生辰綱一事導致了“青面獸”楊志被迫逃難，又算什么“江湖大義”呢？另外，富人豈是人人為富不仁，富人就應該被劫嗎？“劫富濟貧”與其說是大義，不如說是農民對社會不平等的“暴力抗議”。梁山起義起于“義”，終于“忠”，混淆了忠義取舍，造成了最后的悲劇。

《水滸傳》所體現的“忠義”價值觀念是值得每一代人去鑒析的，在現代社會，忠于國家，忠于人民，忠于自己的理想；舍生取義，禮義結合。“仁者，義之本也”，仁者愛人，這也是達到現代“忠義”最基本的、最樸素的、最可行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