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1日，山東臨沂準大學生徐玉玉在傍晚與父親報警后回家的路上，傷心抑郁之下，心臟驟停猝死。而讓她傷心致死的是父母為她籌集的九千九百元學費。消息一出便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對監管部門的譴責，對騙子的憤懣，對孩子的惋惜，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謾罵和憤怒讓我們自以為找到了那個殺害年輕生命的兇手。電信詐騙確實亟需解決，然而，隱藏在此類事件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

8月21日，《北京折疊》獲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小說中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貧富極化、階級絕對隔離、階層完全固化的社會結構，這與《1984》等反烏托邦小說異曲同工。正如《北京折疊》中所描繪的那樣，同樣的十萬元，是第一空間里全職太太隨手拿出的零花錢，是第二空間的高材生一個月的工資，也是第三空間老刀寧冒牢獄之災去賣命的一年工資；第三空間用8個小時為了10%的取暖費整天面紅耳赤，第二空間用16個小時一門心思拼搏努力、追求個人發展，第一空間則把24個小時用以充分的交際和思考。當思考成了特權，當各個空間里的人不再產生共鳴甚至無法交流，世界便已宣告折疊。因為其實貧窮最可怕之處不在于物質享受的暫時缺乏，而是它束縛了一個人的眼界、勇氣、認知和想象力，這才是階層差距被越拉越大的核心因素。當我們在指責騙子的同時，也要考慮這些孩子們的家庭與父母的因素：他們大都家境清貧，學習努力，孝順聽話，父母常年外出打工，被騙后對父母心懷愧疚。事實上，盡管家庭清貧，但被騙的一萬元對于他們的父母來說，還沒有到完全無法接受的程度。然而，可以想象，父母不經意間向孩子流露的賺錢的艱辛，給尚在讀書、無能為力的孩子帶來了無形中巨大的壓力，這種矛盾和壓力使他們意識到，他們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樣向父母要求什么，只能盡可能地降低花銷、給父母減少一些壓力。與此同時，由于父母在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生活學習中的長期缺席，他們很難感受到來自父母的關愛與溝通，父母每一次回家探望時的匆忙，讓孩子在短暫的欣喜之余，感到更多的辛酸與無奈；孩子平時循規蹈矩，生怕給父母惹麻煩，有事盡量自己解決，害怕父母擔心。長此以往，造成了自卑、膽怯、內向、憂郁的心理狀態，一旦遇到此類事件，無異于晴天霹靂，難以承受。一萬元，或許只是他們大學畢業后一兩個月的工資，而如今，卻奪去了他們的生命。

“先定一個能達到的小目標，比方說我先掙它一個億。”8月29日，王健林的“小目標”一夜走紅網絡，引發網友的熱議調侃。有人說，首富的小目標與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無異，但其實早在25年前，王健林的公司營業額尚不足百萬元時，他已經提出了要賺一個億的“小目標”，只是當時無人相信而已。美國心理學家洛克于1967年提出了目標設定理論，他認為目標本身就具有激勵作用，使人們的行為指向一定目標，并將自己的行為結果與既定目標相對照，及時調整修正，從而實現目標。因而，作為大學生或準大學生，設置人生目標、對自己進行生涯規劃是必要的，而目前看來，并不是每一位學生和家長都能有這樣的意識。高中沉重的課業和考試壓力使學生的一切學習內容都變得極為功利。即便是在強調素質教育的今天，絕大多數學校追求的仍是高升學率：對高考范圍內知識的機械積累和重復記憶，以灌輸為主的教學方法，嚴格要求下稀缺的自主支配時間，被動強迫下的學習狀態。這一切使學生在高中只能夠埋頭苦讀，卻沒有時間和機會抬頭看路。職業生涯規劃是指學生根據自身情況與發展機遇，對決定個人職業生涯的主客觀因素進行分析，確定職業及發展目標，制定相應計劃和安排，最終達到自我實現的個人發展過程。家庭是影響個人未來生涯發展、職業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可以決定個人的社會地位、經濟來源與工作態度。城市中的就業講座、圖書館、廣告傳媒等諸多渠道為學生提供了就業形勢，生涯發展相對更為成熟；而農村則相對落后，信息相對滯后，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但作為職業生涯規劃主體的學生，需要不斷增強自主性、獨立性，開闊視野，成熟思想，提高自我意識，從而更為客觀、全面、深刻地認識自我，參考家庭、同學、師長和專家的意見，積極主動地開展職業生涯規劃。

8月22日凌晨，又是臨沂，大二學生小劉被騙九千九百元后猝死。8月29日，廣東一準大學生的尸體在海邊被發現，遺書顯示死因是被騙一萬元學費而選擇自殺。8月30日晚10點許，南京大二大學生因被騙九千八百元學費，準備跳樓自殺，幸被救下。從高中生向大學生轉變的時間只是從高考結束到大學開學既長又短的三個月。說它長，是因為學生剛剛從長達三年的高度緊張的“應試”狀態中解放出來，長期壓抑的娛樂、放松終于可以得到釋放，喝酒、睡覺、電影、游戲、旅行成為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學生既處于類似“放縱”的狀態，又處于期待高考結果的焦慮狀態。家長的默許、社會的容忍、學校的缺位，使這一時段學生的生活、學習管理狀況混亂，可以說是“真空期”。說它短，是因為這三個月對于從高中生到大學生身份轉變來說，難以實現。為什么此類事件集中發生在準大學生和大學低年級的學生身上，恐怕也不無原因。第一，高中生生活學習范圍相對固定，活動范圍、信息渠道相對閉塞，思想單純、社會經歷不足、甄別真假能力有限，突然暴露于大量復雜的信息之下，難免不受迷惑引誘。第二，高中唯一的目標就是考上大學，而到了大學之后，過去的目標已經達成，而新的目標不知道該如何確立，父母、老師能提供的幫助越來越少，感到迷茫無助。第三，高中通過考試形成的“非對即錯”的思維不再適用，即利于學習的即是對的，其他一切影響學習都是錯的。但當學生來到大學，發現在大學中僅依靠學習是遠遠不夠的，于是他們面臨大量“無關對錯”的選擇：要不要加入社團，是加入話劇社團還是加入英語社團；要不要參加比賽，是參加創業比賽還是參加科技比賽；等等。中國家長非常有趣的一點在于，他們認為只有需要考試的知識才算得上知識，才需要專門的學習，語數外理化生，在學校學、在家里學不夠，還要送到輔導班學、找專人輔導著學。自己沒有樹立好的榜樣，卻責怪孩子沒有形成好的習慣；不允許孩子談戀愛，卻希望到了結婚的時候就能找到一個完美的伴侶；想盡辦法給孩子報各類輔導班讓孩子考上大學，卻忽視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

不可否認，在個人信息安全保護缺失、泄露嚴重的今天，電信運營商在防范打擊詐騙行動中的表現不如人意，電信實名制存在漏洞，都給了詐騙分子以可乘之機。我們的隱私和個人信息被大量、廉價地泄露，有關部門、運營商責無旁貸。然而，這些大學生或準大學生們面對被騙后的心理狀態和應對方式，更是值得我們教育界和整個社會深思的，單純把原因歸咎于貧窮是不負責任的行為。父母無形中帶給孩子的悲觀與自卑、生涯規劃意識的缺失、準大學生的心理教育空窗，這都是需要我們關注的。要使他們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要停止思考，不斷拓寬眼界，要能看到未來的“一個億”，而不要被“九千九”絆住了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