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2017-09-16 姜汪維 經典新知生活
為什么說輔導員是情感型勞動者，而不是智力型勞動者呢？
一是從他人評價的角度。學生和社會評價“好”輔導員往往用的是道德性詞匯，比如“最美”、“暖心”、“親切”、“負責”、“兢兢業業”，或者直接叫“某哥”、“某姐”、“某媽”等等。
二是從自我評價的角度。翻看優秀輔導員自我推薦材料，幾乎無一例外都會寫一兩個“動人”的故事，把自己推上一個道德的高標。
所以，無論是社會評價還是自我標榜，“優秀輔導員”給我們的印象，近似于顧客給服務員、病人給小護士在《服務滿意度評價表》上打勾，沒有客觀、精確、統一的評價標準。換言之，輔導員主要是提供“服務”的，而且要“態度好”才能贏得尊敬，這無疑是一種情感型勞動，而不是智力型勞動。智力型勞動是否優秀，有科學的、專業的、精確的評價標準。
標準沒有明確樹立起來，權威性自然成疑，社會認可度就低。按照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說法，權威有三種類型，或者說三種來源：
第一種是從傳統和慣例中繼承下來的，比如帝王和長老。這顯然不適合輔導員，我們沒有聽說過如果爸爸是全國十佳輔導員，兒子必然就是全國十佳輔導員，老爸去世后，人家就得尊敬他兒子。沒有這回事。
第二種是制度型權威。具體而言，是指國家教育部門或者學校規定必須尊重輔導員，所以我們就必須尊重輔導員。在這一點上，這幾年的確做了很多努力，也推進了不少。但實際上，各學校具體執行情況不一，大多數學校只是“說”起來很重要，落到實處則寥寥。
第三種是克里斯馬型（Charisma）權威。是指個人憑借超凡的品質、過人的魅力而贏得別人的追隨和尊敬。比如“輔導員新媒體聯盟”、“輔導員在線”兩大微信群里某些人，哈哈，你懂的。
實際上，這三種權威沒有清晰界限，而是相互作用、相互滲透。比如克里斯馬型（Charisma）權威的塑造，也需要借力制度平臺和文化傳統。一個優秀輔導員之所以能贏得廣泛影響力，離不開社會氛圍的營造、學校的推薦，以及輔導員圈子的相互吹捧。
所以，作為情感型勞動者的輔導員，要想樹立權威和社會認可度，目前而言，只有第三條路，即克里斯馬型（Charisma）權威，因為第一種不靠譜，第二種太被動。但是，第三條路猶如自我創業，淘汰率高得離譜，一個有影響力的全國優秀輔導員背后，是諸多失敗和默默無聞的人墊了背。
那我們這些諸多失敗和默默無聞的人怎么辦呢？我個人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很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這個專業庸俗化了，其中包括輔導員自己、大學生以及部分高校管理者。我這里所說的“庸俗化”，不是生活中所謂的“庸俗”，而主要是指沒有搞清楚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學性和意識形態性之間的關系，以致于學生認為學習思政課程沒啥用、輔導員認為思政就是宣傳、某些高校管理者認為輔導員只要保證學生不出事就行。結果造成什么呢？不論是教師、學生，還是某些高校管理者，認為輔導員工作是個跳板，輔導員就是想往上爬，一門心思想當官。——這完全與中央精神背道而馳，損害整個輔導員隊伍的成長。
平心而論，造成這種局面，首先我們得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也就是說輔導員本身是有責任的。對于大學生所關注的問題，我們學術修養不夠、缺乏知識、缺乏思想，很多時候也就會做一點上傳下達，念念文件的事情，無法征服學生和吸引學生。偶爾做點解答，也基本限于教科書的水準，再往深處就沒有了。有時候為了所謂政績，變著戲法折騰學生。別以為學生看不出來，學生多么聰明！——總而言之，如果學生覺得在我們身上學不到東西，別人也覺得我們拿不出東西，那就是缺少科學性。而目前學術背景下，科學性是專業化的核心競爭力。
其次，是因為很多人對科學性有誤解，認為科學性必然不能沾上意識形態，并由此貶損我們思政工作。當然，這個問題是個由來已久的大問題，我們可以充分辯論。限于篇幅和微信傳播的形式，我只想簡單反問一句：科學是不是一種有目的的活動？你為什么研究這個，而不研究那個；不這樣研究，而是那樣研究，這種選擇和立場本身是不是就包含著價值判斷、心理期待呢？這就是意識形態啊。無論你承認還是否認，它就包含在科學活動里面。即使純粹在實驗室研究小白鼠，那也得問問為誰工作、如何工作等問題。這里面就必然包含價值批判、道德情感等等因素在里面。嚴格來件，這就是意識形態。所以，英國學者大衛·伯姆說，意義和價值不僅是世界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們的組成部分，更是科學的組成部分，科學必須消除那種真理與道德、價值與事實、倫理與實際需要相分離的錯誤觀念。
所以，思想政治工作是科學活動，從科學性而言，與學數學、物理、文學沒有區別，其科學性和意識形態性通過具體的、感性的社會實踐有機統一在一起。區別在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相對于其他專業而言，更重視主流意識形態的灌輸，希望通過真理和思想賦予大學生以人生智慧的光芒。
換言之，跟優秀輔導員好好學，你既會獲得科學知識，了解當今世間萬象及其背后的規律，而且精神境界也會得到提升、人格會得到完善，從而找到實現自我的最優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