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釗
羽戈先生在《酷吏李達康與不倒翁季昌明》中說：“電視劇里的壞蛋……不僅容易找到原型，而且現實之中，魔高一丈，沒有最壞，只有更壞。……但是，論及劇中正角，藝術便與生活拉開了距離。”（公眾號《思想的云》，2017年4月26日）可這個距離在哪里呢？他舉劇中人物李達康為例，他“不畏權貴、不近人情、克己奉公，勇猛精進。”“然而，像達康書記這種人，只可能存于遙不可及的理想當中，現實官場，難覓容身之地。”這就是說，藝術所塑造的正派人物與生活的距離，是理想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距離。
文學與藝術常常承載人類的理想世界。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得到的，或者是于現實中受到了不平的，便希望由藝術的想象來創造一個自由、平等與公正的世界，怨屈得以伸張，正義得以戰勝邪惡。而且，藝術中的生活愈是卑污，理想的實現便越是光彩奪目。《人民的名義》便屬于這個“藝術的套路”，所謂揭露壞蛋的“尺度之大”，正是為了襯托正角之偉岸、之光榮、之正確。
藝術與生活拉開的這個距離，又引出了生活與藝術的另一個悖論，即越是在現實生活中沒有的，便越是想在藝術中塑造出來。或者說，生活離理想越遠，便越是想在藝術中看到理想的變現，從中尋一點精神上的慰籍，使陷于生活的爛污中的人們，有一點拔濯的希望。《人民的名義》得到的熱捧，就是這一心態使然。
魯迅先生在《論睜了眼看》中說：“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與騙。”如果用現實主義的文學觀——“使現實的可怕的真相畢露”——這一標準來量，古今的有些文學與藝術作品倒也并非全是在“瞞”，古者如《紅樓夢》中賈雨村“亂判葫蘆案”一節，雨村面對一起殺人案，不僅給了馮家一筆錢，封口了事，而且還把那個幫他出主意的舊識衙卒，找了個借口，充軍發配至遠方去了。因為此人知道賈雨村的底子，這時的他要維護自己的形象。所以，白先勇先生便說這一節很寫實，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官場險惡。今者，如這一部“尺度很大”的反腐劇。
如果從“生活與藝術拉開的距離”——藝術中的正派人物只能存在于藝術之中——這一面來看，文學與藝術倒也靠得上一個“騙”字。這也可以從古今的文學與藝術作品中看到。古者如人們熟悉的劇本《竇娥冤》，竇娥所受的冤仇是很明白地寫了出來的，而對那個制成冤案的楚州太守桃杌的刻畫，更是深刻、準確，甚至還有點可愛。這位官員審案時，是先要跪拜一下訴訟人的，他的手下不解，問他：“相公，他是告狀的，怎生跪著他？”那太守說道：“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再比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男女戀愛中所經受的打壓，也是很寫實的。但到結尾，竇娥是冤情感動了天地，六月天里下了大雪；而梁祝則是死后化成了仙蝶，雙飛雙舞于萬花叢中。這固然可使閱者在看了現實的殘酷后，終于得了一個精神上的滿足，存一個無望的祈盼：現實固然是苦難的，但會有神靈襄助，使天地動容；即便沒有神助，冤屈得死去了，也可以成仙的。
這一類的文學與藝術，細想，又并非僅僅是一個“騙”字便可了得的，且還有麻藥的成分在。讀過、看過這樣的文學與藝術作品，是可倒頭睡去的。因為其中人物所受的苦難，終于得到了補償，于是也就不再去關心現實中的苦難，去想何以會有那樣的苦難，以及是否應有不使這苦難再次發生的法子。當然，這樣的想法是在責難古人，于德不厚。可對于今天的文學與藝術作品，則是可以是這樣想一想的。
人類在生活中總是有不滿意、不滿足，而邪惡當道的時候又并不少。于是便要設想一個理想的生活，供自己向往與追求。所謂理想的生活，就成了人的目的地，生活也就變成了奔向目的地的歷程。這種理想，有宗教里的天堂世界，有思想家設計的烏托邦，也有中國先賢提出的大同世界。可是，除卻宗教中的天堂不說，——因為它畢竟是屬靈的世界，世俗生活只是進入其中的跳板，其他所有的“理想國”——世俗生活的終點，自設計出來那一天起，不論是人類向往、追求了一千年還是二千年，依然遙遙無期。不但如此，而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越是聲言把“理想國”作為一個社會奮斗之目標的，走在路上的現實生活卻越是污爛不堪，與那個“理想國”的距離也就越是巨大得難以企及。
其中的原因，也許就在于人們過于相信“理想”，直至將其鍛造、粹化成一種精神上的烏托邦。人，一旦被這種精神上的烏托邦所劫持，難免會自視為“理想國”的化身，“理想國”的代言人，甚至是“理想國”的把門人。這時，“理想”就成了橫在人們進入“理想世界”的過濾網，織成這個網眼的，則是“理想世界”里的道德繩索。這時，“理想”已不再是一種精神，而成了統治的工具，自稱掌握了這種“理想”的人，便具有了上帝的權力，成為人類的揀選者——揀選可以進入“理想世界”者。人，一旦自視為人的上帝，并掌管其他人，人間的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將理想還給上帝，把世俗還給生活。世俗世界既是人性之善的寄存處，也是人性之惡的演出所。它既沒有特別的偉大，也不是有人宣稱的地獄。它只是有著各自具體的利益與追求的人的聚集、生活之地。在這里，“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里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社會管理機構。”承認生活的這個基本事實，在保護與尊重人的權力的前提之下，處理、協調、維護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使世俗生活變得安全、保障，“藝術與生活的距離”也許不但不會被拉大，而且才可能使“生活就是藝術”。
?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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