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新書，就好像樂隊出新專輯，只不過巡演變成了巡講，大大小小城市繞一圈兒下來，有時單槍匹馬，一個臺子一把椅子一束燈光一個人講一個小時，有時來個對談嘉賓，二人東拉西扯好像許久不見的老友，就差兩雙筷子幾碟下酒菜幾瓶酒，大快朵頤，江湖義氣。無論哪一種，聽起來都頗有古時候劍客大俠南下北上走四方的意味。

讀馬世芳新書《耳朵借我》之前，我又重溫了《地下鄉愁藍調》。他說The?doors是當你真正孤獨的時候才聽得進去的音樂，也毫不吝嗇得把《地下鄉愁藍調》開篇的位置給了the?doors。這似乎是我們早晚都要開啟的一扇知覺之門，無論寬窄，總會有光。就好像某些書，你心里再清楚不過，它早晚都是你的必讀。某些音樂也是，早晚你都要遇見，乍見之歡和久處不厭并不排斥，迅速跌進它的漩渦里，從此過往皆云煙。

我初中的時候，鎮上有一家音像店，就在醫院往西的的方向，過一個路口，馬路對面的拐角，叫惠子音像，是藍色的牌子上面寫著白色的字，背景的藍色已經淡得像穿了好幾年，經過幾百上千次手洗之后掉色的牛仔褲。那時更多的是卡帶，只有少部分CD，它們是分開放的。第一次被朋友帶到這里時，首先被面前滿滿的一屋子卡帶震住了，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那么多卡帶齊刷刷地躺在每一個小木格子里，整齊有序，但又像某個攝影師的某個系列作品一樣，或許每一福單獨拿出來會覺得內容平平，但所有擺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種壯觀，帶著強大的視覺震懾力迎面沖擊而來。隨后我才注意到，這家店真的很小。只有靠近馬路的門口有光線照進來，整個屋子昏暗至極，像一間陰冷又壯觀的地下室。

我經常在那里買卡帶送給L，L是我的初戀，他知道我喜歡聽歌，每周都從家里拿卡帶給我聽。我也把我喜歡的帶給他，除了卡帶和CD，還有籃球雜志和電影雜志。體育課他打球的時候也會讓我幫他拿衣服，他衣服上有種特殊的味道，干凈又清新。如果是在教室里，即便我低著頭，也會在課間憑借這股干凈清新的味道辨別出一定是他剛剛從我身邊走過去了，然后抬起頭，果不其然是他，有時候抬頭的瞬間會發現他站在講臺上一邊不停跳著練他的彈跳力，一邊朝我這邊看，眼神對上的時候他會沖我笑或者重重地點頭。一來二去，我們間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精神默契。

那是2006年，國內的獨立音樂和我們一樣，都正在茁壯成長的青春期。我們的愛情也是。雖然因班主任每次班會三令五申不許戀愛不許戀愛而無比小心翼翼，我們也根據班主任的監督力度的大大小小而分分合合分分合合。我還是會買好看的筆記本，在下了晚自習后回宿舍給他整理英語筆記和考試重點。宿舍又有規定必須十點前熄燈，我就在十點后用被子蒙著整個腦袋，打著手電筒大汗淋漓地給他抄筆記，往往一抄就是兩個小時。時不時地讓室友看看我被子捂得嚴不嚴實，有沒有漏光，會不會被查寢的宿管阿姨或值班學生發現。那時候，我們膽戰心驚又都無比堅定。那時候我不知道Live?house的存在，不知道伍德斯托克泥漿里裹著被子的情侶，阿爾蒙塔特的遍地狼藉，還有猴王和四塊二的麥麗素之戀。只是每天像歌里一樣感嘆著誰說青春無悔包括對我的愛戀，誰說歲月會改變相許終身的諾言，誰說親愛的道聲再見，轉過年輕的臉，含笑的帶淚的不變的眼。

惠子音像已經在小鎮頑強地生長了兩三年了。雖然我看不出來小鎮的音樂市場到底有沒有發展的前景，但我覺得這里的人，很少有那種對羅曼羅蘭所說“不朽的音樂，唯有你常在”的意義理解透徹的人。他們都忙著拆房子，修房子，買車，買彩票，一夜暴富。惠子和惠子音像，好像都和這里格格不入，但我對她總有一種羨慕和崇敬。我心想，那么多碟，她基本都記得清楚它們的位置，像一個負責的班主任，記得每一個學生的座位，是不是都聽過。雖然印象中她沒有主動給我推薦什么。只是覺得，她用自己的方式繁榮著小鎮的文化藝術建設，為像我這樣急需外界啟蒙的小孩子提供了人生的又一種可能。十二三歲時的興趣方向，和十七八歲的愛情一樣，是可以牢記和影響一個人一輩子的。

在和惠子為數不多的接觸中，我沒有和她聊過她喜歡的音樂風格，喜歡的歌手和歌，雖然那時我唯一知道的音樂風格就是流行，并且沉溺其中津津有味地隨波逐流著。只記得有一次，她給我找一張CD,拉開層層疊疊的柜子抽屜，我看見一排排一閃而過的光著身子的姑娘，她們或站著或躺著，擺出和平時不太一樣的姿勢看著我，雖然都是像掛歷女郎一樣的CD封面，我還是在看到了上面“人體藝術”的字樣之后，很不好意思地假裝轉過臉沒看見。

2007年，忽然有一段時間，店門一直處于關閉狀態，周圍陽光里明顯看得到灰塵滾動的小服裝店還在，總是擠滿四十多歲滿頭泡面一樣小卷兒中年婦女的發廊也照常營業，就連街對面那個常年更昏暗的打印店也都像往常一樣迎接著少有的來客。只有惠子音像，小鎮上唯一年輕的一家店，豎起了一座冷冰冰的隔離大門，并且一豎就是一年。一年之后，大家有了MP3，可以自由地在網上下載所需要的音樂，但我還是對惠子音像和消失的惠子念念不忘。

聽朋友說，他們一家開車外出，在路上出了車禍，惠子的父母、丈夫，不到一歲的小孩，無一幸免，只有惠子一個人活了下來。那時候她剛三十出頭，并且結婚才一年時間。我不知道朋友從哪兒聽來的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幾分真幾分假，只覺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是失去了一個老朋友和一個避難所。

我的民謠啟蒙，是周云蓬、鐘立風和勒松。高中的時候在表哥家發現一張勒松的碟，《不要等我回來》。拿起來仔細觀摩了一番，先是被歌詞擊中，覺得忽然從耳朵里開出又一扇門。那些誠摯得好像要把一百顆心一萬顆肺都掏出來挖出來的歌詞，和不一樣的編配，簡直讓我像宇宙大變遷一樣迅速走進新紀元，從前的喜好哪怕不至于迅速歸零，也像物種大滅絕一樣，十有八九全部慘死。

高二的時候，學校按照成績給我們重新分班，我帶著無法每天都和L見面的擔心，惴惴不安了好一陣子。出人意料的卻是，分班的當天，L抱一摞高度和下巴平齊平的書平靜地走進教室，站在第一排的位置前面向著整間教室四處張望，好像是在尋找自己的位子。同樣站在離他只有一張桌子和一摞書距離的第一排的我，看到他的那一刻，眼睛瞬間變得雪亮雪亮，我就那么看著他，嘴唇像三月微風里一葉吱呀作響的小窗，來來回回地打開關上，想說點什么，比如“好巧啊又在一個班了”，比如“要不要我幫你搬”，再比如一個簡單的“嗨”。但末了還是以無言告終。穆宸環視一周，視線落在我了身上，我們對視兩秒后，他平靜地像是對我又像自言自語一樣說了句“哦，走錯班了”，便退了出去。

那時候夕陽總是在下午五點鐘下課的時候沉默得暗下來，把人的影子拖得很長很長，瘦成一株麥苗，卻有著堅挺的身姿。陽光像金色地毯一樣鋪滿整條走廊，又像是橫躺在地上一瀉千里的瀑布。L出門沿著走廊往樓梯方向走的背影，我不用閉上眼也能記得很清楚。似乎是刻在了瞳孔里的畫面。他是黑色的，我看不清楚的，卻閃著金色的光，似乎亮得可以讓所有盲人都睜開眼。

我們早就不再分享彼此的音樂，從而成為走在學校里，見面只是笑著打聲招呼的人。我們拿著不同的高考分數去不同的城市，念不同的大學。他告訴我，前陣子收拾房間，找出來了我初中寫給他的信，感覺那段時間過得真美。的確是，那時候有多美，笑起來像一湖清水。

現在距離我的中學時代，已經又隔了四個黃綠色調的春天，不愛穿裙子的夏天，短暫如逗號的秋天，以及迎面吹來涼爽的風的冬天里。如我剛剛過去的大學，和隨著卡帶一起消失的“那消失了的少年時代的癡情”。現在我聽RQTN、As?the?stars?fall的后搖，和the?doors、Jimi?Hendrix的六十年代迷幻，bang?gang和Portishead的Trip-hop。偶爾懷念一下繡花繡的累了嗎的周云蓬，和后來因為大冰的文字而更廣為人知的勒松。我買了鐘立風的書但也只是草草翻了幾頁就放進了角落，相比之下，我更喜歡讀張鐵志的樂評，郝舫和董楠翻譯的樂手傳記。

馬世芳在文章里說起自己年少時代的淘碟經歷，我忽然想起大二的時候，用一個不出門的下午在家里讀姜昕《長發飛揚的日子》，何勇的話讓我感慨良多：“自從卡帶時代結束了，CD時代開始了，我的幸福就少了，甚至沒了。也許我說出來你們都不信，可是我現在一個人在家的時候真的已經很少聽音樂了，因為我不喜歡CD，我在那里面聽不到卡帶的親切。”當初L給我聽的卡帶也在無數次大掃除之后不知去向。我懷念它們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