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生活在一個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之中。此“法義”的一頭連接著集體無意識，另一頭為人們之生活提供著根本意義以及方向。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會隨著歷史處境之不同而發生變化。對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抱持著高度的自覺且順應其變化的人總的來說將是其所處時代的適應者或風險之規避者，反之則將淪為非適應者而落入到一種高風險的處境之中。然而，絕大多數人對生活于其中的那個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實際上難以抱持清晰之覺知，他們只是生物本能之內驅力所操控的渾渾噩噩的“木偶”、做著他們并不知道那意味著什么的事情、演繹著他們難以掌控的命運之悲喜劇而已。

小說《白鹿原》中有一個算命先生，在49年快要到來之際，勸地主賣掉所有的地、以規避將來的清算。此算命先生之術一點也不神秘，不過是對那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有著清醒的認識而已。那么，那讓49年不可阻擋地到來的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是什么呢？這個“法義”的一頭，連接著集體無意識。這個集體無意識就是自晚清以來廣大的社會底層的中國老百姓身上所積累起來的一切苦難極其不滿。而這個“法義”的另一頭乃是這樣一種社會共識———舊中國要改變貧窮落后腐敗麻木的命運，就必須與封建主義與殖民主義時代之“法義”一刀兩斷、徹底決裂。這來自兩頭的巨大勢能驅動著一個關于“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性期待。對這個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有著清醒認識的生活在那個歷史階段的人會自然而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1，最廣大的窮人所遭受的百年苦難一定要尋找到它的“債主”且清算之。2，一切與封建主義與殖民主義沾邊的東西將會“發臭”而遭到最激進的唾棄。3，高度組織化的工業化進程勢不可擋。對這個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有著清醒認識會自然而然選擇這樣的人生態度與價值觀：活在一個最廣大的底層人民備受苦難的時代，做一個有錢有勢的人是有罪的；過一種在半封建被殖民時代的價值觀看來可謂“上等人”的生活是可恥的；做一個對整個國家之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有用的人是光榮的。

歷史的腳步又走過了半個世紀，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不免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遷、甚至于在某些方面簡直倒了一個個兒。（比如，曾經備受唾棄的封建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價值觀及其生活方式似乎一變而成了“香餑餑”。）不過有一點并未改變，那就是絕大多數人對這個時代的社會/歷史之總體性“法義”之認識仍然是渾渾噩噩、模糊不清的。絕大多數人仍然不過是其生物有機體生命之內驅力所牽引的“木偶”，依然重復做著他們并不知道那意味著什么的事情。絕大多數人想當然地認為今天市面上流行的價值觀與生活風尚之“法義”是堅固、正當、顛撲不破的。絕大多數人當然地認為人活著就當追求財富與權勢上的“成功”、哪怕以不道德、非人性為代價。而那些已然獲得了財富與權勢上的成功的人也大多意識不到“法義”是一個問題。換言之，且不論他們所依傍的“法義”是否正當，他們甚至意識不到他們所依傍的那個“法義”是需要捍衛的，因為倘若他們所依傍的那個“法義”遭到歷史的唾棄、他們也就沒有生存的空間了。比如：一個人可以是“資本主義”價值觀及其生活方式的擁躉。但他必須用行動來為“資本主義”的正當性辯護、用行動去說服人們相信“資本主義”是合理的。但倘若一個“資本主義”的擁躉所干的是連成熟資本主義社會都唾棄的不加掩飾的赤裸裸的血腥掠奪，則它實際上在自壞“法義”。自壞“法義”，就是自掘墳墓。

49年以后，太多曾經過著備受羨慕的生活、擁有備受羨慕的生活境遇的舊時代之“法義”的自覺和不自覺的擁躉們被無情地打倒了。49年以后發生的事情帶來了一個超越歷史的富有哲學意味的啟示：人性固然是追求進入主流社會且從中謀取好處的。但既有的主流社會及其帶來的好處中隱藏著一個“法義”、且這個“法義”隨歷史主題之變遷而成毀。對這個“法義”有著相當之自覺的人會清醒地選擇捍衛、反對或者疏離于所處時代之“法義”。而那些對所處時代之“法義”的問題渾渾噩噩、受生物本能的支配而只知道拼命進入主流社會去撈取好處的人，或許有一天會痛苦地發現，他們為自己撈取的好處，正是自己倒霉的根源。正如在49年以前普遍地發生在49年以前那些舊官僚、地主、資本家身上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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