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用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756年)七月,皇太子李亨即皇帝位于靈武,改元為至德。九月,左相韋見素,文部尚書房琯,門下侍郎崔渙等奉玄宗遜位詔書、皇帝冊書及傳國璽等自蜀郡至靈武完成禪讓大典。十月,房琯自請為兵馬大元帥,收復兩京。肅宗同意并令兵部尚書王思禮為副元帥,分兵為南、北、中三軍。楊希文、劉貴哲、李光進各將一軍,共五萬人。南軍自宜壽進攻,中軍自武功進攻,北軍自奉天進攻。房琯自督中軍為前鋒。十月辛丑,中軍、北軍與安祿山部將安守忠的部隊在陳陶斜遭遇。房琯“高談有余而不切事”,他效法古代戰術,采用車戰,被敵軍放火焚燒,又受騎兵沖突,人馬大亂,不戰而潰。楊希文,劉貴哲投降敵軍。房琯狼狽逃回。本想暫時堅守壁壘,卻被監軍使宦官邢延恩敦促反攻。于是房琯又督率南軍,與安守忠軍戰于青坂,再吃了一次大敗仗。兩次戰役,死傷了四萬余人,殘余者不過幾千人。這時杜甫淪陷在長安城中,聽到這一消息,便寫了《悲陳陶》《悲青坂》兩首詩。隨后《北征》《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春望》《月夜》《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江頭》《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系列反映現實的詩,譽為史詩。

宋高宗于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下詔宣布禪位,皇太子趙瑋改名趙昚,六月趙昚正式登基,是為孝宗。隆興元年四月,孝宗為防止反對派干預,徑自繞過三省與樞密院,直接向張浚和諸將下達了北伐的詔令。張浚在接到北伐詔令之后,調兵八萬,號稱二十萬,一路由李顯忠率領取靈璧,一路由邵宏淵指揮攻取虹縣。五月,李顯忠順利攻克靈璧,而邵宏淵卻久攻虹縣不下,李顯忠遂派靈璧降卒前去勸降,虹縣守將才放棄抵抗。而邵宏淵則以虹縣戰功不出于己為恥,對李顯忠心懷怨望。李顯忠建議乘勝進攻宿州,邵宏淵卻按兵不動。李顯忠只能率部獨自攻克宿州,城破,邵宏淵部才投入戰斗。攻克宿州令孝宗大受鼓舞,但前線兩將矛盾卻趨于激化。孝宗升李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撫使,邵宏淵為副使,但他恥居李下,向張俊表示拒絕接受李顯忠的節制。而張浚則遷就了邵宏淵的要求。之后李顯忠與邵宏淵在宿州府庫賞賜的問題上產生糾紛,當時南宋軍隊都是吃飽拿足的驕兵悍將,一經挑唆,人心立刻浮動。與此同時,金將紇石烈志寧率先頭部隊萬余人來攻宿州,被李顯忠擊敗。但金軍十萬主力隨即趕到,李顯忠奮力苦戰,邵宏淵卻不僅按兵不動,以至軍心立時渙散,無復斗志。

入夜,邵宏淵部中軍統制周宏自為鼓噪,揚言金軍來攻,宋軍遂不戰自潰。金軍乘虛攻城,李顯忠殺敵兩千余,終于難阻潰敗,嘆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撓如此!”于是率部撤退。但行未多遠,宋軍就全線崩潰,軍資器械喪失殆盡。所幸金軍不知底細,沒有貿然追擊,宋軍才在淮河一線站住了腳跟。宿州舊郡名符離,故史稱這場潰敗為“符離之潰”。

“符離之潰”對孝宗的雄心給予了重大了打擊,他開始在戰和之間搖擺不定。“符離之潰”后即降張浚為江淮宣撫使,都督兩淮防線,抵擋金軍南下。六月,孝宗讓主和派代表湯思退復出,七月使其擔任右相。同時,主戰派大臣張燾、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繼出朝。八月恢復張俊都督江淮軍馬的職務,并采納湯思退的建議,派淮西安撫使干辦公事盧仲賢前往金軍大營議和。

十一月,盧仲賢帶來了議和條件:宋帝與金帝改為叔侄關系,宋朝歸還備戰的海、泗、唐、鄧四州,歸還降宋的金人,補納紹興末年以來的歲幣(因海陵南侵,南宋停止了對金的歲幣)。

南宋方面對戰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終孝宗決定繼續議和。十二月,陳伯康因病辭相,湯思退升為左相,張俊為右相。

隆興二年正月,金朝方面再次來函,但要價太高,口氣太大。孝宗在主戰派的鼓動下,將盧仲賢以擅許四州的罪名除名,編管郴州,改派胡昉出使金營,表示宋朝拒絕歸還四州。和議陷入僵局。

孝宗令張浚巡視兩淮,全力備戰,準備與金軍決一雌雄。湯思退及其同黨卻攻擊張浚“名曰守備,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終于四月召張浚入朝罷相。四個月后,張浚死在離京途中。至此孝宗完全倒向了主和派一方。

張浚是楊萬里非常敬重的一個前輩老師。

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趙構遜位,南宋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孝宗即位,銳意恢復,起用張浚為樞密使,不久又任其為相。隆興元年(1163)秋,楊萬里離零陵任,赴調至臨安。因張浚推薦,除臨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歸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予退居南溪之北涯三年,戶不閉而無客,未嘗掃跡,而出無所往。”《送王才臣赴秋試序》)。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楊萬里至臨安,先后渴見副樞密使陳俊卿和樞毯使虞允文,上政論《千慮策》。《千慮策》分“君道”、“國勢”、“治原”、“人才”、“論相”、“論將”、“論兵”、“馭吏”、“選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總結了靖康之難以來的歷史教訓,直率批評了朝廷的腐敗無能,提出了一整套振興國家的方針策略,充分顯示了楊萬里的政治才能。

在這種形勢之下,楊萬里也是可以寫詩反映現實的,但是他沒有,反而是寫了一部政治策略《千慮策》,實實在在的國家治理方案。

杜甫其實也很有軍事才能,他的詩里面都可以看出來。古人其實都想有實際的作為,他們區別不在于人品,可能由于時代的原因,唐代沒有太多進言的機會,杜甫有思想但是沒法去影響政治時事,楊萬里的《千慮策》同樣沒有被采納。作為詩人,杜甫比楊萬里偉大得多,他們的區別在于才華,一個是完完全全致力寫詩的人,楊萬里的詩也在力圖創新,只是胸懷氣度比不上杜甫,他是以文載道。《千慮策》比詩有用,詩比《千慮策》更能體現藝術。而宋代很多詩人,他們都是真正的實干家,是對社會有用的人。在當下,我們可以選擇寫史詩,也可以選擇寫《千慮策》,除了這兩樣,我們或許都更愿意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讓一些人過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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