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生中，遇到過不少貴人：
如果不是表兄蔣復璁幫忙，介紹其進入中央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1944年底被中央政治學校勒令退學的金庸，只怕要流落街頭；
如果不是同機的《國民日報》社長潘公弼的慷慨解囊，1948年3月初抵香港時身無分文的金庸連乘船坐車去《大公報》的車船費都拿不出來；
如果不是《新晚報》編輯羅孚的軟磨硬泡和霸蠻拉稿，也就不會有金庸武俠處女作《書劍恩仇錄》的誕生……
但是，在一眾貴人中，有一人，算得上是金庸的救命恩人，他就是金庸中學時的校長張印通先生。
1936年，金庸在龍山小學堂畢業，考入嘉興中學，第一次離開故鄉小鎮，踏上求學之路。
嘉興中學原來是嘉興府學，清末廢科舉建學校，改為府中學堂，民國后改稱浙江省立第二中學、嘉興中學（現為嘉興一中）。自1931年起擔任校長的張印通曾留學日本，以為人正直、廉潔奉公、辦學有方而譽滿鄉里，深受師生和社會各界的愛戴。
嘉興中學是個讀書的好地方，可惜烽火亂世往往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八一三”的炮聲又響了，上海已是硝煙彌漫，嘉興、海寧地近前線，都進入了戰區。8月中旬后，嘉興頻頻遭到日軍空襲轟炸，人心惶惶，紛紛逃難。在敵機的不斷轟炸侵擾下，多數學校被迫停辦解散了，校長張印通把學校遷到嘉興北部的新塍鎮繼續上課。
11月5日拂曉，20萬日軍從杭州灣金山衛、全公亭一帶登陸，大肆燒殺，嘉興危在旦夕，金庸的家鄉海寧更首當其沖。有家可歸的學生自行回家或由家長接走了，而包括金庸在內，還有數百名家鄉已處于危險境地的學生留在學校，無處可去，陷入一片混亂。
一邊是來勢洶洶的敵人，一邊是數百名無家可歸的學生，怎么辦？就在這強敵壓境、千鈞一發的時刻，校長張印通表現出了無與倫比的堅定與勇氣，毅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帶領學生南遷！
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決定，此時的張印通，面對的是前途艱辛莫測和學校經費不足的難題，加上時間迫在眉睫，他甚至都顧不上安置自己的一家老小，就毅然挑起了重擔，帶領不愿做亡國奴的師生南遷。
在做了一天一夜極度緊張、繁忙的準備工作后，11月11日，張印通帶領全校師生匆忙離開新塍，踏上了千里流亡之路。
11月19日，嘉興淪陷。
對張印通一行數百人來說，這是一段艱苦萬分的流亡之路：從新塍出發，經烏鎮、練市、余杭、臨安到達于潛，最初是坐船，后來水路不通了，只好步行，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到于潛小駐，本來打算上課，卻傳來11月24日杭州淪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過分水，到桐廬，半夜里，學生們在睡夢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發，隊伍剛剛走過浮橋，身后火光熊熊，浮橋燒斷了。走出二三十里，天色微明，歇下來吃早飯。老師這才告訴他們，昨夜宿營處，日寇逼近時不過一二十里，真是驚險萬分，可以說是冥冥中躲過了一劫！
這班學生大多數都不過十四五歲，最小的只有十二歲，金庸當年十三歲，還有女同學。每人身上都背著棉被、簡單幾件換洗衣服等行李。沒有交通工具，完全是徒步跋涉，一般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顛沛流離，步履艱難。
張印通校長和師生們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營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鋪，就地而臥。吃得非常簡單，金庸和同學們常常買三個銅板的山芋充饑，吃上一只粽子就是一頓奢侈的美餐了，所以后來在他筆下，湖州、嘉興的粽子是天底下難得的美味。
在艱苦的流亡途中，老師仍然抓緊時間給學生上課，沒有教室、沒有課本、沒有學習用品，他們就在樹蔭、屋檐下，老師憑著一塊很小的黑板來上課。
就在這樣前無定所、后無接濟，經常挨餓受凍的艱難困境下，當張印通聞訊嘉興縣立女子中學師生在流亡途中解散了，他立即設法把這批學生找到，作為嘉興中學的借讀生接納了她們。
這支流亡隊伍走到金華時，當時駐扎嘉興的國民黨淞滬前線總指揮張發奎聞訊，被張印通帶領師生艱難南遷的事跡所感動，派高級參謀驅車趕來，送大洋一千元作為學校經費用。張印通讓隊伍停下，當面接收了這筆贈款。
他們徒步跋涉近兩個月，吃山芋，睡泥地，行程千里，歷盡艱辛，經永康、縉云，終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達麗水碧湖鎮。沒有一個人掉隊，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在艱苦的流亡路上，曾有教師力主解散學校，讓學生自謀生路，學生人心浮動，不知所措。關鍵時刻，張印通召集全體師生講話，他說：“只要有我張印通在，我就要對學生負責，堅持到底！”話語鏗鏘，擲地有聲！
若干年后，當金庸寫郭靖守襄陽時，那一番“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氣概，是否讓他想起了當年張印通校長力保全校學生的壯舉？！
為了感激張印通校長帶領全校逃出淪陷區的勞苦功績，師生們將一枚張發奎所贈的銀元，加工制成紀念章送給他，上面鐫刻了“甘苦同嘗”四個字，還舉行了一個簡單卻意義深重的儀式。張印通在答謝時說：“在我的一生中，有兩件事情是最值得我紀念的，一件是學生時代曾獲得計仰先先生的一枚獎章，另一件就是今天了。”
如果說，舉校南遷，救數百學生于水火之中，為國家保全了一批寶貴的青年棟梁，顯示了張印通作為一名教育家的慈悲和擔當；那么，“壁報事件”，可說張印通對金庸有救命之恩。
1939年6月，金庸從浙江省立臨時聯合初中畢業，下半年，他進入浙江省立臨時聯合高中，校長依然是他所熟悉、敬愛的張印通先生。
1940年，金庸在學校壁報上發表一篇文章，名為《阿麗絲漫游記》，結果引得圍觀的同學拍手稱快。原來，金庸文中描述阿麗絲小姐在聯高校園遨游時，忽見一條色彩斑斕的眼鏡蛇東游西竄，吐毒蛇，噴毒汁，還口出狂言威嚇教訓學生。
聯高學生一眼就看出了“眼鏡蛇”影射的是學校的訓育主任沈乃昌，他戴一副眼鏡，“令人討厭，不近情理”，到處監視學生的一舉一動，讓師生視同蛇蝎，難怪金庸以“眼鏡蛇”喻之，一時大快人心。
“壁報事件”一出，沈乃昌勃然大怒，要將金庸開除出校。這對金庸來說，不啻一個晴天霹靂，當時他是個舉目無親的窮學生，在校期間完全依靠“戰區學生救濟金”中的甲種救濟為生，學雜費全免，所有外穿的制服、書籍、伙食全部國家供應，每月發幾元零花錢，可以買紙張、文具用品。一旦被學校開除，不但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連吃飯、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
就在這艱難時刻，又是張印通校長挺身而出，從中周旋，終將“開除”改為“退學”。金庸后來一再提起這件事：“我因壁報事件被學校開除，張校長曾極力為我爭取較輕的處分，但那位訓育主任是國民黨分子，全力凌駕于校長之上。后來張校長努力幫我轉學，這份大恩大德對我一生影響極大。”
可以說，如果能用心拍一部好電影的話，張印通的光輝事跡絕不亞于《辛德勒的名單》和《血戰鋼鋸嶺》。雖然，真正的英雄容易被國民所遺忘，但還是有人選擇了銘記！今時今日，張印通先生的銅像仍屹立在嘉興一中的校園內，下面有金庸的手書：
? ? ? ? ? ? ? ? ? ? ? ? 敬愛的張印通校長
學生金庸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