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亂世佳人》近四個小時，在想寫點關于故鄉記憶的時候，我躺在沙發上，以最舒服的姿勢又看了一遍。臨別，瑞德對飽經滄桑幾乎絕望的斯嘉麗說“塔拉的紅土地才是你力量的源泉”——故土，對于一個女人的影響，莫過于此時的生動與深刻。
離開故鄉的時候，未滿十一歲，縣里的長途汽車站在最熱鬧的河神廟旁邊。天色猶暗的清晨，小販叫賣聲此起彼伏，母親抹著眼淚的身影隨著班車鳴笛遠去而緩緩消散。但對于那時的我而言，鳴笛聲趾高氣昂的代言了一種長大成人、奔向遠方的得意。這種得意，一半是年少輕狂對傳統家庭觀念的蔑視，另一半是對小說中燈紅酒綠的都市生活的向往。
在最初離家的日子里，對故鄉的印象，一半是物質的貧瘠，另一半是精神的荒蕪——物質的貧瘠使他們用陳舊、荒唐的態度對待生老病死，精神的荒蕪讓他們以放浪、荒謬的方式處理人情世故。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原生的“愚昧的野性”與新潮的“優雅的姿態”中擰巴地活著，那時以為，如何用心雕琢文字，用美好的字眼掩飾這種貧窮與荒蕪都顯得蒼白無力。
直至故鄉一點點褪去原來的容貌，原本的貧窮與空洞得到一些掩蓋，也或許是我逐漸明白，精神荒蕪所致的荒誕鬧劇在城市同樣上演，只是被浮華的表面粉飾或被淡薄的人情稀釋了，我才又以寬慰的甜蜜回味思鄉之情。
河神廟與河槽上的石板于我，就是蘇童的“香椿樹街”，徐則臣的“花街”，是兒時的烙印。河神廟，其實并不是廟。是一座類似廟宇建筑的商場，建在河槽中央的石制橋板上，在那個物質貧乏的年代，它是縣城人采購“奢侈品”的唯一場所。它的兩側，則是各種小攤位或鐵皮小賣部，小吃、日用品、雜耍，平日里都是人聲鼎沸。這個場景，占地不過一平方公里，卻是幾代人記憶中不可割舍的部分。
1995年的洪水無情地清洗了整個街道，河神廟永遠地消失，也徹底洗刷了我對故鄉容貌的記憶。
現在每次回去，站在幾經翻修的嶄新街道上，努力去回想那些小販的叫賣聲、熙熙攘攘的人群，還有陳舊的卡拉OK，那是我半明媚半陰晦的童年記憶：關于食物、關于禮物、關于家庭的溫暖與愛，在炭火繚繞中灰蒙蒙一片，脆弱單薄，抵擋不了大千世界的誘惑。
事實上，我也用自己狹隘的價值標準評判著父老鄉親的安貧樂道，厭惡無端的爭吵謾罵、毫無忌憚的咳嗽與吐痰，厭惡輕佻的音調議論著男盜女娼、厭惡鄰里鄉間的家長里短。
與河神廟相比，更讓我心馳神往的是豪邁遼闊的黃土地與溫情脈脈的黃河水：大自然畢竟沒有那些令人作嘔的情緒。黃土地是剛烈的，風吹雨打都堅韌不拔，黃河水是柔弱的，鎮定自若、不動聲色地感染著一代代人的悲歡離合。每每在高處，眺望溝溝壑壑的黃土地，腦海里浮現的都是祖輩們寒來暑往艱辛勞作的情形。
血脈相連，這一生，我也不能脫離它們而存在。
去遠方
父親略有見識，源于十六七歲去省城謀生。從省城帶回來的，不止是小縣城里沒有的衣物，還有對于子女未來的期許。對于父輩祖輩一直耕耘黃土地的父親而言，對我和大哥“到大城市生活”期許已經突破了最初的意識形態。
事實上，父親在關于我的教育方式上，一直在突破自我，對抗母親。我一路向遠方，都是父親的堅持與突破。走南闖北的父親堅持認為“提筆能寫，開口能唱”的我，不屬于這個落后的小縣城，于是不顧所有人反對，支持我去外面的世界。
一朝離此地，四海皆為家。從太原、到南京、到日本、到廣州、再到天津。
耶路撒冷是徐則臣的遠方，曾短暫存在于我心中的遠方是江南。我過分厭惡秋冬的嚴寒、蒼茫與早春的沙塵暴。寒冷與飛沙走石撲到臉上，讓人絕望到窒息。我以為，江南的春天鶯歌燕舞，江南的冬天陽光明媚。或者只是，江南的煙雨迷蒙像極了河神廟邊煙霧繚繞的朦朧。
南京對傳統保守的母親和外祖母而言，是遙不可及的遠方，一個女孩子，怎么可以去那么遠的地方。最終，以極端的方式最終獲取父親的同意。
去南京的那段旅程是我記憶中最深刻的旅程。從太原站開出的綠皮車從傍晚駛向深夜，一路從石家莊濟南徐州又跨越了南京長江大橋。清晨透過車窗和鐵架的縫隙看到長江，幾年后長江留給我的記憶成為，一個神情憂郁的朋友帶著滿腹心事翻越長江二橋的圍欄，跳躍而下，去了另一個遠方。
江南的春天沒有讓我失望，可江南冬天的一番陰冷，讓人無處可逃。在南京短暫的停留，以一種始料未及的方式結束。
最終在天津安家。南京、天津？無論把哪里說成“第二故鄉”，心里都不是很情愿。“到世界去”還是“回到故鄉”？母親已去，父親年邁，我沒有再去想這個問題的余地。也有時候，我，與留在故鄉的醫生、人民教師、公務員等職業的發小，相互憐憫著—生而為人，冷暖自知而已。
通往故鄉路縱然再寬闊，有生之年也無法再回去。
關于死亡
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個秋風蕭瑟的下午，我踩著松軟的黃葉走向爺爺的小院，爺爺一邊喚我的小名，一邊揮著鋒利的斧頭劈柴禾，面色紅潤的爺爺突然倒在一堆還未來得及拾好的柴禾邊。隨后是奶奶慌亂的叫喊聲，鄰里倉促的腳步聲。再次看到爺爺，躺在縣里的醫院，我從大人的褲腿縫隙里看到他安詳的臉，姑姑在他嘴里放了麻錢，母親一邊穿壽衣一邊念念有詞“爹爹走好”“爹爹走好”。
這是我對死亡的第一個記憶——離去的人安靜從容，而活著的人，總是慌亂、倉促，還有終究要被時間治愈的大大小小的悲痛。
離開家的第一周，父親乘長途班車去宿舍看我。那天大雨傾盆，父親點了一支煙，坐在靠近窗戶的位置悠悠地說“小文死了”。
“小文？”
“嗯，就是這樣一個雨天，在過河的時候，被大水沖走，尸體都沒找著……”
小學三年級，小文從村里轉來我們班，坐在我后桌，對鄉下生活頗為好奇的我，曾央求她帶我去村里玩兒，在班上說話都會臉紅的她，在田野里像是撒開歡的小兔，熱情活潑。某新年時，她小心翼翼地從書包里掏出一張賀卡遞給我。互送賀卡，在那個純真年代，是友誼的最高禮遇。因此，“張小旭，新年快樂”是她對我的友誼，也是她對我遺言。
2006年十月，父親攜家人到南京看我。晚飯后，與父親在玄武湖邊散步，父親問我的學業，聊我在老家的發小，突然停下來“你那個同學，林立軍死了”
“嗯……？怎么會？”
“不念書了就去開大（貨）車，出了車禍，就沒了”
我沒有再說話，晚上我坐在酒店的露臺上，靜靜地看著夜色下的玄武湖，燈火闌珊，仿佛我逃離了家鄉的滿目蒼涼，也就逃離了死亡。
林立軍家在我放學的路邊上，同齡的他，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據說父親不務正業，家境由母親一人維系。在懵懂的年紀里，他有一張我喜歡的俊美的臉，白皙文靜的氣質，我常常在上課時，偷偷望向他的方向。很長時間，談戀愛論男生，他的臉和一塵不染的氣質都是存在于我內心的審美標準。
幾年后，從別人口中聽了關于林立軍死去的荒唐的過程，一個年輕的生命被放棄的過程——貧窮，沒辦法敬重生命。
后來，故鄉通往外面世界的路途越來越寬闊、平坦，仿佛那些貧瘠的山脈不曾阻擋過通往遠方的路。2011年高速四通八達，煤炭依然是家鄉的主要產業，開大（貨）車向外運輸仍然是年輕人重要的就業方式之一，天塹變通途，車隊晝夜擁堵幾十公里的情形已稀有罕見，但已無法改寫祖輩父輩對于煤炭產業的艱辛付出，也拯救不了那些為生計而喪失的年輕的生命。
2009年，剛參加工作，在迎新聯歡會上，接到關于母親去世的電話。我趕回家，父親領我去與母親道別。我最后一次看到母親平靜而又安詳的臉，仿佛死亡于她而言，是一種解脫。我曾經多么希望母親，能放下一切操勞，安享晚年，而最終，卻是以永別的方式。如今身為人母，終于懂得了中國父母于子女的牽掛與操勞，都會以死亡的形式終了，萬古難逃。
惟愿母親，能真正卸下重負，安息。
近年，越多的熟悉的陌生的鄰里生老病死，我想，不管人以哪種方式離開這個世界，今后的世事多變，苦辣酸甜，都與他們再無關聯了吧。
從外婆家到縣城的羊腸小道是點綴黃土地的絲帶，母親、母親的母親，腳步從輕快到沉重，一次次穿越絲帶，最終穿越時光，埋葬在冰涼的黃土地里。
故鄉的黃土地，也將是我最終的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