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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呂思勉《大中國史》至7%。

歷史究竟是怎樣一種學問？我可以簡單回答說：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系者也。原來宇宙之間，無論哪一種現象，都是常動不息的，都是變遷不已的。這個變遷，就叫做“進化”。因此，無論什么事情，都有個“因果關系”。明白了它的“原因”，就可以預測它的結果，而且可以謀“改良”、“補救”的法子。要明白事情的因果關系，所以要“經驗”。一個人的經驗有限，要借助于別時代、別地方的人，就要有“記載”。記載就是“歷史”。

要明白一種現象的因果關系，先要曉得它的“事實”。考究人類社會已往的事實的東西很多，譬如（一）人類之遺骸，（二）古物（無論工藝品、美術品、建筑物），（三）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等都是。記載往事的書籍，不過是其中的一種。然而最完全最正確的，究竟要推書籍。所以研究歷史，仍得以“史籍”為中心。

歷史書所記載的事實，從前的人，把它分做（一）治亂興亡，（二）典章制度，兩大類（參看《文獻通考》序。這兩個名詞，不甚妥當，但是一時沒有適當的名詞，姑且沿用之，我以為前一類可稱為“動的史實”，后一類可稱為“靜的史實”）。正史中的“紀”、“傳”，是記前一類事實的；“志”是記后一類事實的；二者又皆可出之以“表”，以圖減省；所以正史可稱為“紀傳表志體”。各種歷史，要算這一種的體例，最為完全（所以從前把它立于學官，算做正史）。編年和紀事本末，是專記前一類的事實。政書是專記后一類的事實。

現在研究史學，有兩件事情，最應當注意的：其一，是要有科學的眼光。便是現存的材料，都要用科學方法去整理。其中最緊要的有兩層：一是把不關于歷史之學的析出，以待專門家的研究（譬如天文、律、歷）；二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種種科學的眼光去研究，以便說明社會進化的現象（譬如用經濟學的眼光去研究食貨一類的史實，就可以知道社會的生活狀況，就知道社會物質方面，而物質方面，就是社會進化的一種原因）。其二，是要懂得考據之學。研究歷史，最緊要的就是“正確的事實”。事實不正確，根據于此事實而下的斷案，自然是不正確的了。然而歷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實，非加一番考據，斷不能算做精密正確的（只要看從前人所考據的便可見）。所以考據之學，實在不能不講，其中最緊要的也有兩層：一是要懂得漢學家的考據方法。這一派學問，是我們中國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學問。必須懂得這一種方法，一切書才都可以讀，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不然，就全據了些靠不住的材料，或者有了材料，不知道用法）。二是要參考外國的書。從前中國歷史中，關于外國一部分最不正確（譬如朝鮮、安南要算同中國關系最深的，然而記載這兩國的事情，還是誤謬百出）。今后研究，必須搜羅他們自己的書（《四庫書目》著錄外國人所自著的歷史，只有鄭麟趾的《高麗史》等兩三種。這是因為當時朝鮮、安南等，表面上都是我國的屬國，暗中卻都是帝制自為，所以禁止國內的書籍到中國來。中國人也就不去考求，可謂暗于外情了）。就是中國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國史參考，方才得明白的，譬如元朝在西域一方面的事實，就須參考西史（參看《元史譯文證補》）；清朝未入關以前的事實，中國人完全茫昧，反要參考朝鮮人的著述（參看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就是個好例（這一層，外國也是如此。譬如朝鮮人，講高麗以前的歷史，就一大部分要借中國書參考。總而言之，世界大通，各國的歷史，都可以參稽互證。試看近人《章氏叢書》中的《法顯發現西半球說》，就可見得中國的歷史竟可供給墨西哥人參考了）。

八卦是中國古代的宗教。燧人的時候還在“漁獵時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漁獵時代，還沒有“夫婦之倫”（一群女子，都是一群男子的妻，參看嚴復譯甄克思《社會通詮》），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漁獵時代，還沒有“所有權”（所有權，是到畜牧時代，因為畜牧要花勞力起的，也見《社會通詮》），所以“饑即求食，飽即棄余”。到伏羲時候，便進入“游牧社會”。游牧社會，人民便從山谷之中，分散到各處平地；“家族制度”，就從此發生，所以有“夫婦之倫”。從游牧時代，變到耕稼社會，總是因為人民眾多，地力不給；所以神農才要“教民農作”。《白虎通》這一段話，無一句不和現在社會學家所說相合的，可見得真古書的可貴。

這一族人，現在稱他為苗，乃是“蠻”字的轉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無涉；試看古代“三苗之國”亡后，歷代都只有所謂蠻，并無所謂“苗”；從元明清以來方漸次改稱為“苗”，就更無所謂蠻可知。蠻是中國人通稱南方異族之名，他種族的本名，實在是“黎”字。后世都寫作“俚”或又寫作“里”；《后漢書 · 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注》：“‘里’，蠻之別號（其實是本名），今呼為‘俚人’是也。”這一族人，似乎本來住在中央亞細亞高原，后來沿長江東徙的，何以知道呢？

其一，儒家的學說，都是孔子所創造的，并沒有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的圣人。后世實行儒家之學，便是實行孔子之學；其“功罪”、“禍福”，一大部分，應當由孔子負其責任（且勿論其為是為非，為功為罪；孔子這個人理想的博大；他這學說組織的完密〈看《孟子 · 萬章上篇》便見；這一篇的話，都是孔門的“書義”，上文已經說過了〉卻很是可驚；所以當時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說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責任，后世的儒家，也應當分負的）。其二，世界究竟是“進化”的，后世總比古人好。譬如“政體”，斷沒有后世是“專制”，古時候反有所謂“禪讓”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歷史，都要用這種眼光看）。

禹的治水，也是當時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堯典》上只有“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個字，看不出什么道理來。《呂氏春秋· 愛類篇》說“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似乎仍舊是河患；但是《呂氏春秋》這句話，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逸，只有輯本，所以現在就引《呂氏春秋》）。尸子是晉國人，他單說龍門呂梁，是就他眼見的地方立論（參看胡渭《禹貢錐指》卷三），再看《淮南子 · 本經訓》“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水患，實在是“彌漫于中國大平原”之上了。原來古時候，江淮河濟諸水都是相通的（這個說法太長，不能細講；欲知其略，請看孫星衍的《分江導淮論》。《白虎通》：“謂之瀆河？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勁著大，故稱瀆也。”《風俗通》引《尚書大傳》：“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水經 · 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則四瀆之瀆字，實在有“通”、“濁”二義；“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濁”同“周通”二義。這都是相傳的舊訓，決非酈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災區極廣。堯時候的水，據《堯典》看起來，似乎“是多年的積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

古代的事情，都不過傳得一個大略；都邑之類亦然，不過大略知道在什么地方；區區計較于數十百里之間，實在是白費心血的，所以陽城到底在登封，還是在禹縣，這個問題，暫可不必較量。至于所論禹都晉陽一層，實在非常精確。禹都河北這一層，造偽書的人，也似乎知道的；不過知道得不甚精確；他腦筋里，只有一個“魏國夏禹所都”的觀念；見戰國時的魏，是都安邑，就以為安邑必是禹都；禹都既在安邑，就桀都也在安邑了；桀都既在安邑，就連鳴條也搬到河北去了；輾轉牽率，就鬧出絕大笑話（見下節）。然而禹都雖不在安邑，卻不害其為在晉陽；并且“惟彼陶唐……乃滅而亡”幾句《夏書》，怕確也是指太康亡國的；不過造偽書的人，不應當把兄弟五人改作“厥弟五人”；再把這幾句《夏書》硬栽在他口里，算是他所作的歌罷了。這樣看來，太康似乎是本居晉陽，失了國，逃到洛汭的；當時還離河北不遠，到后來，才給寒浞等愈逼愈東，以至于滅亡。少康雖滅寒浞，曾否恢復河北卻是一個疑問；所以桀之都，又在河南了（見下節）。然則后羿又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呢？《左傳》說：“后羿自遷于窮石”；《淮南子 · 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似乎太遠些。然而堯本都冀州，羿在堯手里就是射官（見《淮南子》），是個西北之國，卻也不足為怪。難道羿是從西北塞外侵入的嗎（看春秋時候的情形，便知道如今的山西省，在古代強半是戎狄占據之地。又夏好音樂，羿好田獵，也似乎一個是久居開明地方的人，一個是從塞外侵入的）？這個實在證據不足，只可存為一種推測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