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藤野先生”是S大的牧野先生。
牧野先生并非我在S大的博士階段導師，也非S大的老師，而是S大的學生，且與我在同一師門下。那應該是師兄妹之誼，怎會有師徒之情呢？
牧野先生出生于1947年，本科便畢業于S大日本史學專業，即刻就職成為一名高中歷史教師，直至退休。但他并不甘于閑適的退休生活，而是回到母校，重回爐灶，攻讀本專業的碩士、博士學位。我入學時，正值牧野先生博士三年級。
新生進校后一般都會安排一位學習伙伴，迅速幫助新人融入，有牧野這位大前輩在，導師便順其自然地將他安排成我的學習伙伴。此后的課余時間里，我基本接受著牧野先生的“指導”，生活方面又得到了他不少的關照。
牧野先生覺得，留學生千里迢迢來日本學習、研究日本歷史，精神可嘉，實屬難得。他自重回校門、做了幾位留學生的學習伙伴后，深感他們日本史學的基礎普遍比較薄弱，于是，與學習伙伴之間的交流漸漸地演變成了一對一的日本史教學。時間一長，他干脆一起叫上其他留學生，成立了日本史學習班，兩周一次，以留學生為主要對象，講授日本通史。
我參加進去的時候，已講到近代的大正、昭和時期，正好與我的研究相關度很高。學習班助我重新審視自身的知識結構，慢慢搭起日本史的框架，并在這一基礎上摸索、發現研究課題。多虧了牧野先生的學習班，縮短了我尋找課題的周期，一定程度上助我迅速找到合適的課題，讓我能夠三年拿到學位。又在一個學習班受益了呢。覺得自己好幸運。
其次，牧野先生會不時為大家介紹經典的參考書、論文，若是同門，由于研究方向相近的關系，則會針對每一個人的研究課題，提供相應的參考書，我便是其中的一大受益者。即便是現在，感激猶存。
此外，他還會帶領留學生去參加各類學會，我在日本入會的大多數學會都是牧野先生推薦的，在那里曾與好幾位名師交流，有幸得到了他們的指點。
最令人感動不已的是，牧野先生替每位留學生一字一句地幫忙改論文的語法，其細心跟耐心的程度甚至超過作者本人。可以這么說，我博士能那么順利畢業，他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功勞。
回國后，我與牧野先生繼續保持聯系，定時以郵件進行溝通，每次向他提問，仍舊耐心回答，引經據典，寫得極為詳細。去年底他特地寄來一本相關的參考書，讓我直接引用其中的案例呢。
對于這三位“藤野先生”，以及更多受恩的“師”們，小生無以為報，只得將這一份份感恩化為文字、付諸行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