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陰郁的冬天，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了屏。明明和自己沒關系，明明講述很冷靜，卻讓我盡情抹了一把眼淚。

讓我觸動的有三件事。

其一，我們對生命的態度。有時候我們覺得我們足夠強大，可以抵御肆虐的細菌，可以冒險在雪夜頂著5級大風開車；有時候我們又那么脆弱，不能耽誤哪怕一點點做法事的時間，不能堅持自己哪怕正確卻可能不受歡迎的想法。

其二，每個人對自己身體的控制能力，原來是那么的不堪一擊。貝多芬說要扼住命運的咽喉，有人甚至因為命運帶來的咽喉炎就被扼殺了生命。你以為你可以選擇生死，或者至少可以選擇如何“走進那良夜”。但其實最不可能做選擇的就是自己。即使你多么不愿意被插管、上人工肺，哪怕那感覺是上刑場、千刀萬剮，你的妻兒、父母都沒有勇氣為你選擇一個不。高三的那段日子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整夜整夜的失眠，那種痛苦讓我懂得了無法控制自己身體的無力感。面對生死，這種無力感還要放大千萬倍。也讓我想到外公過世之前的那一年多的時間，渾身插滿管子在病床上動彈不得，我們在一旁靜靜看著，怕他沒了知覺，更怕他還有知覺。西醫是如此高明而殘忍地為人類發明了各種續命的酷刑，讓人在生死面前，失了風度和淡然。

痛苦的生與有尊嚴的死，究竟要如何選擇？

其三，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作為家庭主心骨的那份沉甸甸、卻又脆弱到令人害怕的責任。表面上其樂融融的家庭，其實完全經不住一次像樣的打擊。當社會還是目前的情況：最需要的藥買不到，要自己去別的城市的醫院買；要大量輸血時，只能號召發動身邊的人“互助捐血”來換，或者找“黃牛”；病重之時，如果沒什么關系，甚至找不到醫院愿意接收。我們能做的可能只有祈禱厄運不要降臨到自己身上。

死亡是中國人特別避諱談論的問題。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其態度也是讓人好好生活，莫問前路。也可能是孔子也不想面對這個棘手的哲學問題。

最近一期的奇葩大會，劉可樂講了她患躁郁癥的經歷。彈幕上各種人噴她，還有說她一看就是精神還不正常，我想，他們應該是還沒有看到生命殘酷和破碎的地方。她說到有一個病友問她，人活著的意義是什么？她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終于體悟，追問意義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在做測試問卷時，有一個選項是讓她自己判斷自己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療。醫生告訴她，設計這個問題的初衷在于，病人是否還在乎自己對自己的看法。生死之間，你真正需要面對的只有自己，死亡是一個人的旅程，卻不得不面對其他人的目光和撕扯。她說“病痛可以是一個詛咒，也可以是一個饋贈；脆弱可能是你的軟肋，也可能是你的出口”。正是這個病讓她明白“不必格格都入，每時每刻人地皆宜”，即使可能“就是過不好這一生，只能很努力的在生活中掙扎，但可能這就是生活的意義”。直面死亡的可能，并看清人生在根本上的孤獨和殘缺。

馬東、蔡康永、高曉松都對她的講述贊譽頗高，康永更是說出“最好的一個演講”的評價。然而，如果我們把這段演講和《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做一個對比閱讀，你會發現，諷刺的是，對生命和對死再透徹的理解，也只能讓你更好的活著，卻沒辦法讓你選擇如何有尊嚴的去死。當你這一生看清生活的面目卻仍然熱愛生活，當你心滿意足的走到生命盡頭，當你已經可以安然面對死亡的結果——你沒辦法面對的可能是死亡的過程。

與其說“未知死，焉知死”，不如說“未知死，焉知生”。死只能被認識，而生才是可以努力的。

也許正因為要死，正因為怕死，在高懸的死亡之劍的恐懼下，在奔流的光陰之河的裹挾下，我們才更要好好活著，抓住每一個有可能有那么點意義的，瞬間。

而面對如何去死，如何有尊嚴的去死，我們和這個社會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死的結果的認識，讓我們更好的活著；而對死的過程的認識，卻讓我們嚇得瑟瑟發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