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8年8月15日，南唐后主李煜逝世。這一天的誕辰花是黃藥子，別名是“旅行者的喜悅”，又有“鄉愁”的花語。
而自975年金陵被攻，南唐的笙簫便停奏多時，無國可歸的廢帝李煜，寫的恐怕也不只是鄉愁了。
通書畫，善音律，工于詞……“后主李煜”幾乎等于一個貴氣與優雅并有的符號，認真做個詞人也總好過為人君，在掌朝時“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為高談，不恤政事”；在國破之日寄人籬下，終背上昏君的罵名。無奈將死之時其言也哀。故后人評價后主，悲憫之情往往深于憎惡感。
李煜死時，百姓因感念后主待民之情深重，于是滿城縞素，無一人不至。
很容易讓人想起北宋之人為柳永送殯的情景，也是“半城縞素，一片哀聲”，來者卻多是娼家女。
“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李煜若眼見三變這一句，不知該有何感。
提起李煜常會聯系起李清照，兩人本不在同一朝，觀其生涯卻似有交集。同為婉約派，二人詞風，從欣然到哽咽，也是一路行經下來之感。
一個惦念“風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的家國，一個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的年少時光。
書寫傷悲，也一樣別致。前者說的是“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后者說的是“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一處柔媚入骨，踏歌，游春，歡笑，另一處悵然郁結，亂離，奔逃，悲號，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對立，如一首詞里的上下闕。兩人在感官上經受的悲和歡都是極端的。兩極轉換的間隙里，從家園到敵國，從閨閣到異鄉，后主和易安不忘匆匆賦詞，也被詞書寫——長短句正對照了他們的生涯，短的是喜樂，長的是悲苦。
昨日“和羞走，倚門回首”的弱女，今朝立誓“生當做人杰，死亦為鬼雄。”
昨日看“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的君主，而今卻是“日夕只以眼淚洗面”的臣虜。
不論如何，兩者的詞作均被各自的生活沖撞，仿佛國破家亡后才如夢方醒，洗盡浮華只留真切言辭。再提筆之時，女子之作隱見豪放風骨，不獨雄于閨閣；伶工之詞凝為血淚之作，余音不絕如縷。
都云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即便因時空不同無從相逢，也深信他們曾交錯而過。
當昏庸和天才的判定落在同一人身上，這個人注定絕望。
絕望之人卻最易成不朽之作，即便傷春悲秋，落難者的筆力也要比普通人凝重幾分。
絕命詞《虞美人》寫在李煜絕望的四十二歲生日。因深知被囚汴京，故國可望不可即，所以即便在七夕誕辰，后主的苦悶依然揮之不去。滿紙淋漓，不知是墨跡還是淚痕。
七夕，恰逢牛郎織女一期一會，悲欣交集。這一天里出生的人，歷經的喜和悲也是分明的。
李煜生于安樂宮闈，放眼望去都是富麗宮景，無需體會平民瑣碎生活。卻過得無奈，被動的時候多于主動，是優柔寡斷的個性所致，還因為有所牽掛。詞中最是癡情者有三，除了晏幾道和納蘭性德，排在首位的就是李后主了。癡情緣于他身邊的大小周后和一眾懷才的侍女。李煜得她們的真心，卻不知自己的婦人之心也在不知不覺間增長，連倉皇辭廟，也不忘在耳聞教坊悲曲之際，“垂淚對宮娥”。善于感動是難得的品質，何況在帝王家。這樣來看，李煜雖是昏君，卻溫文爾雅，坦誠待人，實非暴君。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后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也。”像王國維一類的舊式文人，知曉文人心，才能對后主做出如此評判。“不失赤子之心”的后主在他看來更該“為詞人”，恰應了“作個詞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的評說。
用前半生繁華富足換來末了的流離失所和醒悟，這樣的交換，誰樂意承受？柳永終把浮名換成淺斟低唱，其實僅是因進士科考落第而負氣，多有不甘，并非出于自愿。然而苦難換來的是柳永和李煜后期更出色的作品，卻是詞家之幸。
過去一切盛景的記載，最終只保留在李煜前期無比華麗的宮詞里。只有在那里，雕欄玉砌應猶在。笙歌未散。仿佛去年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