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讀孫郁散文集《秋夜閑談》，里面有一段摘自廢名的議論，頗值得深思：

“ 中國文章里沒有外國人的厭世觀。中國人生在世，確乎是重實際，少理想，更不喜歡思索那“死”，因此不但生活就在文藝里多是凝滯的空氣，好像大家缺少一個公共的花園似的.........中國人的思想大約都是“此間樂，不思蜀”，或者就因為這個緣故在文章里乃失卻一份美麗了。“

我以為，這幾句話舉重若輕，實乃觸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病。

中華文明的好，即好在它的世俗性；敗，卻也敗在這世俗性。孔老夫子悠悠然道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后，文化的大洪流即浩浩湯湯勢不可擋地朝著此岸世界奔涌而去。自那以后，除了道家，還有沒有超越世俗形態的文化意識，我并不清楚，即便有，也成不了氣候罷。

比之形而上意識濃烈而持久的西洋文明，華夏的本土文明可謂是自在自為的清淡與安逸。儒家自不必說，道家算得上是一支異端，卻始終只是士大夫致仕隱逸的的慰籍與談資，為信徒所持重的一面，又多在消極避世，靜觀修身，因此難以對整個文明體系起到修繕縫補的作用。由之衍生繁育出的文學與藝術，自然也難逃這局限，其后果是，中華文明的整體氣象，廣博有余，厚重不足；多審美而少哲思，多智而少勇。雖不乏俗世景觀的流彩，卻始終未能越過地平線，將目光投射得更高，更遠。

對待死亡的態度，是中西文明間最分明的一道鴻溝。中國人自古以來諱言死亡，即使閃爍其詞地提到，也多半是置于佛家輪回轉世的語境里，其實還是一種“避“，重點在于撫慰現世的人心；反觀西洋文明，從古希臘先賢到中世紀神學家，再到近代啟蒙哲人，對“死亡”的深切關懷與近乎執迷的追索是反復呈現的主題，而這種意識，很大部分源于他們的宗教觀。我本人并非教徒，之前一度輕視過西人的宗教狂熱，認為這是一種上古沿襲下來的愚昧，然而細細思索之下，卻不得不承認，拋開宗教本身的含糊性與寓言性，宗教精神對人類文明史的推動力確乎是不可忽視的。或許正是因為有了對彼岸世界的景慕與敬畏，人的靈魂才能實現與紛雜塵世的剝離，不囿于眼前的蠅利，在感受到個體的有限性的同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在至高無上的神性面前卑微匍匐的同時，更為徹底地實現了人性的自我完成。這種自我完成盡管往往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一半出于對宗教的極度虔誠，一半則出于對宗教的極力反抗，兩股潮流在歷史的漫途中最終匯到了一起，西洋文明至此具有了中華文明所不及的厚度。

由于文明背景的差異，中國人殊難直接領悟西方的宗教情感。若如叔本華及尼采所言，則較為直觀的方式是通過音樂——巴洛克及古典主義時期的宗教音樂之氣魄宏大，雄渾富麗，呈現的是人性與神性的完美交融，讓奏者，歌者與聽者在深深陶醉于聲樂魅力，自我滿足的同時，亦體悟到人在宇宙天地間的渺小。這種情感是復雜的，既喜悅，又悲哀；既沖蕩，又平和。其搖撼人心之力，難以言盡。如果藝術是人與神溝通的有效方式，則音樂無疑是最佳的載體。

與其說中國人缺乏宗教（佛教，道教，各種教的影響力終究無法與世俗的君權相抗衡），不如說中國人缺乏宗教式的處世精神和認知態度。宗教只是外衣，內核是個體的存在與外界間的相互平衡。人該如何自我定位？這點很重要。木心曾提及“對信仰的信仰”，實乃機智的俏皮話。問題的關鍵是，現在即使有了信仰，我們又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