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當時國家對國企進行分稅制改革。這個改革推動了國企的轉型和良好發展。但是另一方面，600萬職工從此下崗，淪為失業游民，生活面臨困難。

媽媽就是這600萬人中的一員。她所在的工廠叫水暖設備廠，俗稱二廠。那一年，我6歲。

還在學前班摸爬滾打的我自然不會理解失業對于一個家庭意味著什么，只是當那天爸爸騎自行車載著我去工廠接媽媽時，路上迎面碰到一臉悲憤的媽媽，我才意識到可能出了點事。

那時爸爸所在的電子廠，還沒有發生火災，所以爸爸成了家里經濟收入的唯一來源。而媽媽和她工廠里的一些姐妹一樣，在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無奈做起了地攤生意。從那時起，地攤這東西就正式融進我的生活，成為我童年揮之不去的記憶。

媽媽最先擺地攤的位置，在三姨的復印店門口。地攤生活開始的第一天，我和媽媽一起看著地攤。我至今還記得賣出去的第一件物品是個相框，三塊五毛錢。那一天總共賣了大概10塊錢的東西，雖然純利潤連一半都沒有，但媽媽還是很高興，畢竟有了一個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而我也很高興，因為那天媽媽給我買了一個肉松面包。

之后的生活，就逐漸走上了正軌。我所在的學前班在老一中對面的步行街里，每天放學，我就背著書包到媽媽那里，和她一起看著地攤。我在那里寫作業，在那吃飯。等天黑的時候和媽媽一起把貨物搬三姨店里，然后回家。

地攤在那段時間甚至成為了我生活中另一個家，我也在這種生活中懂得了很多。還沒上小學的我每天放學在地攤上面對各種行行色色的人，我不懂社會的復雜，但我知道什么叫辛苦。因為有時候晚上我是吃不到面包的，媽媽會告訴我還沒有賣到錢，沒法買面包。所以經常性的沒面包吃讓我提前理解了錢的重要性。

后來，不久之后，爸爸的工廠失火了，罕見的大火焚毀了整個工廠。于是爸爸也失業了，地攤變成我們一家三口經濟來源。

爸爸的加入緩解了媽媽的壓力，她終于可以累的時候歇一歇，所以平時大家都不怎么累。但是收入畢竟從兩種變成了一種，所有的錢都靠著這個地攤的生意。記得爸爸每天晚上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拿著錢包數錢，看看一天賺了多少錢，而我也在一旁跟著數。如果賺的比較多，我和爸爸都會樂不可支，如果少，我們都會愁眉苦臉垂頭嘆氣。

起早貪黑，成了父母生活的主旋律，生意人都是這樣，能多賣一點是一點。而我，也習慣了這種生活。除了有時因吃不到好吃的而難受外，并沒感覺生活是多么艱辛。但現在回味一下，當初父母一定會感覺生活很苦。我在學校面對的只是一群天真的孩子，而他們要面對的是魚龍混雜的社會人。在我的記憶中，人是復雜的，我目睹過四個城管強行把我們地攤上的貨物搶走，并且開了一張罰單扔給都氣得流淚卻又不敢反抗的媽媽。我目睹過披金戴銀的富婆走路踩碎了我們的照明燈還反罵我們放的位置。我目睹過開轎車的權勢男人因為花兩塊錢買的四節電池電量不很大，便訓斥爸爸賣的東西質量不好。我年幼，不懂父母對他們為何對他們要忍氣吞聲，但我能隱約感受到地位的差異。

地攤上買的東西，大多是利薄之物。我家最先是從利辛的一個普通百貨店進貨，后來打聽到阜陽小商品批發價格較低，媽媽便隔三差五去阜陽，每次去都會帶著我。所以阜陽是我去過次數最多的城市。每次進貨的時候，我跟著媽媽在阜陽各個商品批發地來回奔波，我們經常是拎著大堆貨物為了趕時間而步伐匆匆。我每次去阜陽感覺很累，但這種累總會隨著一碗格拉條下肚而消失。

地攤生活持續了一年多，隨著新千年的到來，我們家的地攤擴展為一個小百貨店。而我，也從學前班里爬出來，正式成為小學生。

如今時隔十余年，地攤早已不再，但我每每路過街邊的地攤，看著攤主們挎包忙碌的身影，總是不自覺想起那段模糊的歲月。越長大越能看清從前，地攤生活已經成為了一道路過的風景，在背后提醒著自己，不要忘了曾經還有那么一段時光，見證著你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