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八一八那些以交流為名的強權文化。交流，必是雙邊或多邊你來我往的互通有無的交往活動。即是交往，基礎必是獨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如若不然則不能讓友誼的情感在雙方自由流動，交往則不能長久。但是在交往過程中，如戀愛關系一樣，雙方平等友好往來幾次，發現我們還有許多共同點，或者有可以取長補短互相學習補充的地方。于是合作便產生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句話在交流中同樣是真理。交流與交往中，經濟基礎好的一方掌握的話語權通常遠遠高于經濟弱的一方。改革開放30多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強大，對外交流的歷史也充分體現了這一現象。從最初的交流由我們向西方國家學習經驗，接受捐贈，在接受人家物質方面饋贈的同時，也不自覺或者情不由衷的接受了對方的價值觀和文化輸入。
接受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領導力的培訓，前幾年在我國大城市某些商業精英中尤為盛行。但領導力的培養最早來自于傳教士，為了更好的傳教，他們對傳道員或者牧師進行系統的培訓。最早的領導力培訓以怎么領導和管理他人為主，現在他們發現以領導為主的傳教不再受到年輕人或者第三世界國家的歡迎，因為背后透露的是“你弱我強”的帝國主義優越感。現在大家過的圣誕節，復活節，一大堆不知所以然的所謂節日都是西方文化輸入的直接結果，中國人不過自己傳統節日，反而為外來的后娘過節，也是國內不知所以然的民眾奇觀。
隨著我大中國實力的增強，在對外交流中我們越來越感覺到腰板的硬氣和自信，當然這也是因為背后強大祖國的支撐。西方國家的策略也隨之發生了改變，雖然還存在帝國強權的優越感，但也受現實的壓力所迫不得不放下姿態，以平等和尊重的方式對待與中國的交流。同理，領導力培訓中也運用了更多的策略，針對現下時期的特點，發展出“以你為主，我為輔助”的行為模式。
那我們在交流中有沒有向外的文化輸出呢，當然也有。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就是中國文化傳播的一個最好例證，但是這種文化交流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出現的。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歪果仁開始認識到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孔子、老子等傳統哲學在海外尤受追捧。比如奧地利等西歐國家對于中國道家的天人合一理念，道家內丹外丹的修習非常喜愛，很多海外朋友不遠萬里來到中國，訪遍名山求道，為中外交流貢獻幾多力量。
這也帶來幾點思考，我們在對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既要有形式也要有內容，那如何將老瓶裝進新酒？這個新酒又應該是什么？在實踐當中，除了你來我往的友好交流，我們還應該注重哪些實質性的內容？我想這也應該是一個在操作中不斷完善與改變的重要課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