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自己的生活完成了這最后一幕。”

——斯特芬·茨威格《逃向蒼天》

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真正改變歷史車轍的人屈指可數。而在這些屈指可數的人之中，茨威格又遴選了14人，以克制、速寫的筆觸完成歷史復現。從《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這本書中，我們不難窺見他的人生觀和歷史觀。

一、歷史是一系列偶然的結果

在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復現中，茨威格側重于對“瞬間”的放大。既放大了物理長度，也放大了人物的心理厚度，那一個時代的環境、人物的情感、價值和追求絞在一起，通過這種戲劇沖突，營造出緊張感，敷陳結果的偶然性。

《滑鐵盧的一分鐘》讀來就令人極度扼腕。寥寥數筆，茨威格就立起人物和時代背景，沒有多余的筆墨，沒有堆疊的辭藻，單刀直入，切中決戰的那一天。關于“一代戰神”拿破侖滑鐵盧失敗的原因，向來聚訟紛紛，有人說是因為“天賜威靈頓公爵”，也有人說是由于“援軍沒有及時趕到”。而茨威格一反常態地站在了不被歷史眷顧的“普通人”一邊，以援軍將領格魯希的愚蠢、平庸、刻板來反襯天縱英才卻時運不濟的拿破侖在這場決定性戰役中的悲劇下場。

法軍與英軍的決戰，雙方百余門炮彈齊發，大地震顫，聲震數百里，在十幾個小時的交鋒中互有勝負，不斷占據高地又被打退，奪得據點又失守，這是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場戰役，雙方將領都充分發揮自己的軍事才能，不斷變換的局勢，得失只在方寸間，就像兩頭勢均力敵的猛獸，互相角力、撕咬、翻騰，直到氣息奄奄，踉蹌癱倒在地，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援軍的及時回援。

格魯希，這位拿破侖親自任命的騎兵將領，卻恪守著阻擊敵方援軍的命令，不敢違拗，副將們聲嘶力竭的勸諫也未能讓他有絲毫動搖。他不敢褻瀆皇帝賦予的使命——阻擊援軍。四小時路程外的漫天炮火，齊頭轟鳴，他甚至都能望見遮天蔽日的硝煙，和從腳下傳來的震顫，這是歐洲局勢震蕩的先兆。沉悶的聲音和壓抑的氣息讓他隱隱覺得不安，但僅僅只是不安而已。正如茨威格所說，“有時候——這是世界歷史上最令人驚奇的時刻——命運之線在瞬息時間內是掌握在一個窩囊廢手中。”格魯希絲毫意識不到，不過四小時路程之外的是一場決定整個歐洲命運的決戰，歷史的車轍正在因他而改變。拿破侖在誓死頑抗的最后一刻，都還在期待著援軍的回援，直到戰役結束，拿破侖逃亡，格魯希手上還緊攥著法蘭西帝國皇帝拿破侖的御令，在泥濘交錯的山地里固執地尋找敵方援軍的蹤影。

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王朝的更替，邊界的擴張，偉人的日薄西山不過寥寥數語，一筆帶過，那些曾經真實存在過的人，發生過的事都不過成為構建歷史觀和社會理論框架的基石，人們從來只會看到一個整體的宏偉建筑，而不會去細究每一塊磚瓦的紋理和模樣。

凱旋門，是拿破侖為了紀念奧斯特爾里茨這場戰役而要求設計建造的，當它竣工時，無論是拿破侖還是那些英勇的法國士兵，都已經無法凱旋歸來（拿破侖早已被毒死在圣赫勒拿島）。昔人早已敗亡，而凱旋門上那個凜凜威風的將軍卻仿佛永生不死，戰無不勝。

二、歷史的晝夜交替

世界歷史上，總有繁榮蓬勃的時候，大航海時代，日不落大英帝國，工業革命......但歷史進程總會步入寒冬，陷入寂寂長夜，吞噬幾代，數千萬人的生命，只是為了證明政權的不道德，戰爭的非正義。

被時代裹挾著前行的人，在暗流洶涌的社會動力下顯得渺小而虛弱。即便是那些在黑暗時代照亮人類文明的群星，也不過是命運的棋子。他們的成功與失敗，生存與毀滅，只是一系列因素集合的結果，這些“不必然”的成功與“不必然”的失敗，使得個人命運與歷史走向像一艘無桅小船，浮沉飄蕩，不知所之。

那些既成的社會發展理論和社會動力學，無不是先有了價值才有了理論，從眾多偶然與必然的歷史事件中分類、歸納、總結，發現普遍規律，從而在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系統性理論，它只對過去和現在適用，卻不必然指向未來。

我們唯一能確信的是歷史一定會繼續以這種晝夜交替的方式螺旋發展，正如馬克·吐溫所說，“歷史不會重演 但總會驚人地相似。”

美國總統威爾遜在一戰后提出建立“國際聯盟”的偉大構想，旨在避免世界再次卷入毀滅性戰爭，維護國際秩序，締結永久和平。但由于基于“十四點原則”制定的《巴黎和約》嚴重妨礙了協約國瓜分戰敗國土地，要求賠款的利益分割，受到歐洲權貴的極力阻撓。在美國本土，同樣擔心《巴黎和約》的簽訂將對本國的獨立性造成影響。為了實現人類的永久和平，威爾遜選擇了以一己之力對抗全世界，但個人的力量終究太過渺小，何況，在無法預見未來，也“不必然”成功的情況下，一個人的信念又能堅持多久？一戰的結束以一紙極不公平的《凡爾賽和約》畫上句號，人們歡呼著和平的到來，曙光的出現，但很快，歐洲又陷入了更加血腥殘暴的二戰泥潭。

三、一切終歸虛無，生命又意味著什么？

在《逃向蒼天》這篇里，茨威格認為，托爾斯泰生前的最后一部未完成劇本《光在黑暗中發亮》是他的自我摹寫，主人公薩林采夫就是他心魔的“具象”。茨威格說，托爾斯泰用自己的生活完成了這出劇本的最后一幕。薩林采夫未能實現的“離家出走”，最終驗證在托爾斯泰的身上，他在風燭殘年踐行了自己的人道思想，并以“死”對一生的掙扎矛盾畫下句號。

托爾斯泰終其一生，也尋找不到生命的終極意義。他反對沙皇，卻又反對暴力革命，他信仰上帝，關愛窮苦人民，卻又過著貴族式的生活，委身于世俗的婚姻關系中，不敢遵從內心，反叛傳統。他的矛盾貫穿于《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中，筆下主人公列文劇烈的思想激蕩正是他的現實寫照。

對于茨威格呢？《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的最后一篇特寫《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完成于一九四O年，兩年后，他和妻子雙雙在巴西自盡。他用無比同情的筆觸寫下了威爾遜為了重建一戰戰后國際秩序所做的堂吉訶德式的努力。這樣一個懷揣著不切實際的偉大夢想，并為之奮戰到頭破血流的傳奇人物，卻飽嘗世情冷暖。人性中固有的貪婪、自私與短視，使得他所有的努力終究化為泡影。

他對威爾遜傾注了多少同情，對現實就有多少失望。作為猶太人，茨威格先后和妻子流亡英國與巴西，當人類歷史上唯一一絲可能的和平曙光——威爾遜，被人嘲笑為“堂吉訶德”時（1919年11月，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在《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中把威爾遜比作“又聾又瞎的堂·吉訶德”），茨威格對人性終于絕望：

“這位失敗者背轉身去，他不愿意回過頭來，朝我們這片命運多舛的歐洲大地再看一眼。歐洲幾千年來渴望和平統一，可是從未實現。一個人性化世界的永生夢境又一次在大海的遠方霧靄中漸漸消散。”

——《威爾遜的夢想與失敗》

茨威格的死，何嘗不是為這本特寫集續寫終章。對拜占庭的滅亡、拿破侖的失敗、西塞羅的死，他都尚能以熱情洋溢，充滿希冀的文字頌揚他們的勇氣和對世界的影響，而到了一戰后，當他環視四周，發現自己所處的時代和世界一片漆黑時，他開始對“威爾遜”這位孤獨英雄，滿懷同情。他懷著滿腔悲憤寫下特寫，既是為威爾遜平反，也是為了讓世人知道，是人類的無知與愚蠢，導致了更大規模的戰爭和屠戮的發生。

在絕望和痛苦中，他知道自己挨不過時代的漫漫寒冬，作為一個清醒的人，既無力成為“堂吉訶德”，又不忍目睹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殺戮戕害，他無法自我救贖，也無法為生命尋找出口，只得以死作結。內心所有的郁結、悲憤、失落與同情都化作人類史上最沉重的一聲嘆息。

無論是托爾斯泰的阿斯塔波沃，還是茨威格的羅波利斯，都是他們在歷史和人生的虛無中寫下的結局。但如果一切終將虛無，生命是什么？如果世界注定將一片荒蕪，我們又是什么？

事實上，對于外延性概念的無限探究與思考并無關宏旨，只會令人陷入哲學詭辯。人類的生命質素與動物相比的唯一不同就是——生命并非生命本身。為溫飽生存而斗爭是所有生命的存在形態，但只有人類才會額外需要一種生存的“儀式感”。趨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但為“信念”、“意義”而終結生命是人類的特有行為。

用存在主義的話說，人類的生命是一種“自為”的存在，其意義就在尋找意義的過程中，最終呈現出并非生命本身的深遠意義和價值。這或許解釋了我在閱讀珠峰探險家Jon Krakauer的Into Thin Air時所產生的困惑。

在《群星》這本書里，寫得最動人的，同樣是《南極探險的斗爭》這種探險題材。它很好地彰顯了人類生命中固有的一些東西，一種除了生存以外的，更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決定了，無論是珠峰還是南北極，或是外太空，人類永遠不會停止挑戰與探索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