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57年的嚴歌苓快要60歲了。
歲月橫加于美人面龐的紋路總顯得觸目驚心，她的身份從舞者到戰地記者，再到她長久以自居的職業作家，時間與經歷雕刻出她備受摧殘的容顏，——是的，她看起來已經是個老年人了，她的歷史已書寫了大半。可是除去看起來的部分，你并不會覺得她“老”。
看過她的多段采訪，她有時疲憊些、有時粲然些；歲月沉淀后，優雅歸優雅，可她的氣質中，始終帶著股“勁兒”，不知其中有多少是因為出身良好，又“年少成名”。可是，富足的生活無法抵消長期失眠帶給她的憔悴，錯將提神藥物當做安眠藥服用后徹夜未眠的她，坐在《魯豫有約》的演播廳中，看得讓人有些心疼。她會說起失眠是怎樣影響著她的生活，說起她與陳沖的合作最是順心（《天浴》），也會說起她最遺憾的是母親的早早離世。
母親像個少女般愛了父親一輩子，可是父親從來沒有愛過母親，并在她和哥哥長大后與母親離婚，去追求自己的愛情了。這樣的經歷，如同烙印，她說地淺嘗輒止，但我們可以在她的作品中看得到，那一個個獨自守護“愛情”的、柔弱卻又強韌的女子身上，是不是有著母親的影子呢？也許，不只是在作品中吧。
對于自己的感情她很少提及，無論是十五歲時被背出賣她的初戀軍官，還是作家前夫，以及現在的外交官丈夫勞倫斯，她即使提起也只是一帶而過。當然，她還是講過一些與勞倫斯的相處的，比如在當FBI懷疑她與勞倫斯結婚的目的性而要求她測謊時，勞倫斯放棄外派的機會，選擇了維護她的尊嚴。她不但寫下來，還在采訪中一次又一次的說，那么對于她而言，這一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吧。
符合我的想象，她是那種會寫而不會說的作家。因為相似的經歷與年齡，嚴歌苓會被拿來與虹影作比較，兩位極具個人特色的中國女作家，作品都深受西方讀者認同；而從本質上來說，兩人最大的不同是，虹影始終以個人經歷為素材寫作，但嚴歌苓已出版的三十余部作品中，即使有原型也仍以虛構為主。我始終認為，虛構的嚴肅文學，更需要作者對于生活細致入微的觀察。提到這個是想說，在一個深刻理解世間百態、對人性刻畫入木三分的作家身上，你會看到一種并不刻意疏離。
她與生活始終保持著距離。對自己也好，對他人也好，她都是個旁觀者。她當然敏感，敏感的神經捕捉著事物間細微的關聯，捕捉著一閃而逝的情緒，——可是，她太了解自己的敏感，她說：“我是一個任何城市的旁觀者，所以，我在文學上是個吉卜賽人。我天生敏感，神經裸露在外面，所以格外能有痛感。”除了用來捕捉寫作素材之外，她會把敏感的神經收藏起來的吧。
她的童年在那個苦難的時代很早便已死去，出于一種自我保護，要盡快的成長起來，十二歲參軍入伍，舞蹈也好、文字也好，都是她逃避的方式，逃避赤裸而不堪的人性，只有到虛構的世界中去。與苦難相隔，卻也與快樂相隔。嚴格的來說，她的文字并不冰冷，殘酷之中，不乏溫暖柔軟的部分，可是，你在里面讀不到快樂，一點兒都不。這一點上，到是和張愛玲形成鮮明的對比來，張清清冷冷的文字里，是會有興到濃時的快樂在的，即使后來變成墻上的一抹蚊子血，也曾鮮活濃烈的存在過。
嚴歌苓的那段話還讓我想起蕭紅來。一生以東北作家自居的蕭紅，自逃婚出走之后，再也沒能回到呼蘭河，可她的文字，卻從來沒有離開過那片土地。有根的人，還是幸福些罷；而沒有根的人，會走得更遠。對于嚴歌苓來說，沒有故鄉，便沒有顛沛流離吧。還好，她漸漸把命運抓緊在了手中。跳舞也好，寫作也好，除卻表達的需求之外，這些她努力就能做好的事，一定是給了她安全感的。
她在《一天的斷想》中說起，“有時會鄙夷地問自己，這樣慘淡經營地寫出幾部長篇小說，是否就很有道理地不孝順父母，不理朋友，不收拾放房間，不做飯，不聽音樂，不去領免費但需要排大半天隊的軍用罐頭呢？”她在散文中、在訪談中，都會談到自己對名利的熱愛，這是她前行的動力，她的那句“四歲起我就醉心于名利”，甚至成了名句。是的，她愛，可是她對于名利、甚至對于一切，并沒有太多欲望。母親的死比父親的死更讓嚴歌苓覺得遺憾，因為她還沒有來得及讓母親過上好日子。一向強健的母親忽然就倒下了，她猶豫再三而不敢將胃癌晚期的病情告訴母親，倒是母親拉著她的手說：“女兒，媽媽得的是癌癥，你知道嗎？”嚴歌苓慌亂的否認，讓母親別瞎猜。母親便也順著她的話說，“好好，不是就不是。”她又難過，要讓母親孤零零的扛起沉重的真相。
她是個吃慣了苦的人，多年的軍中生活已使她自律，多年的漂泊更使她過得有如苦行。三十余年的寫作生涯寫出三十余部高質量作品，想來寫作早已是她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寫作這件事便會越來越成為寫作本身吧？她還會帶來怎樣的作品呢？
——說了這么多，我卻到底不能評論她的小說。層層剖開之后，那是一個又一個女人的史詩，她們那么鮮活而真實，卻又美好的像是不存在。我們會通過作品更了解寫作者，也會通過了解寫作者，重新理解作品。
我想看她永遠也不老，我想看她永遠在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