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這東西像煙酒，一旦碰過很難甩開。首先響應時代變化的是暴力統治權。掌權者的主管意愿、對于暴力機構的操控優勢，以及部落戰爭的客觀需求，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應運而生，比如戰炎帝戰蚩尤的黃帝。而作為原本的最終裁決權的擁有者，部落長老們老胳膊老腿的，實在無法通過暴力搶奪世俗權力，但他們也有辦法，通過對于自然力的長期觀察積累形成的感知、理解和預測能力裝神弄鬼，就如薩滿一般，通過建立神權與代言人體系，與頭腦相對簡單的世俗首領達成妥協、分一杯羹，要是遇上個二愣子部落首領，說不定還能掌控更大的權力空間。這么一來，玩法就變了。人類從公權時代邁入由君權與神權交織的私權時代，一直延續至今。

現在，關鍵點來了。公權時代，人受到的束縛與限制來自于自然力，作為個體或者小群體，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只能通過上古神話調整主觀認知和心態，認命了。可是私權時代不一樣，都是一個鼻子倆耳朵，為什么我就要歸你管甚至任你奴役？因此，在這個階段，人類對于權力的反抗始終不曾停歇，不論是思想的自我覺醒，還是建立暴力組織揭竿而起，或者通過思想尋找更接近于理想狀態的理論體系。但是，失敗的不論，那些成功的挑戰者，一旦上位，可以說是飛速轉化為既得利益者，完全遵循原有的權力運行模式，比如開創新的教派，或是建立新的王朝，僅此而已。為什么？就是攫取和占有有限資源的根本目標和與之匹配的基本手段不曾改變。

而在與世俗權力和神權的抗衡中，有一種途徑卻是頗有效力，這就是商業。世俗權力和神權，說白了是對現有物資和資源的再分配。之前所說的反抗方式，本質上爭奪的是再分配權力，正如孫猴子所主張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而無法實現個人在心理和生理層面突破權力與自然的雙重束縛，實現人的解放。商業則不然，從古希臘的殖民城邦，到漢唐絲路的橫貫東西，從西班牙葡萄牙的地理大發現，到英吉利法蘭西的全球商業擴張。商業，以生產和流通創造財富，并使之自由流動而充滿生機，并由此而對于突破自然限制拓展商業空間具有本能的需求和沖動。而這種需求和沖動，與權力中樞的掠奪性和保守性格格不入：

1、商業追求的是增量而不僅是存量；

2、商業追求的是流動的自由而不是權力的禁錮；

3、商業追求的是交易中的差價交換而不是征收或剝奪；

4、商業追求的是貿易范圍的擴張而不是官僚體系的擴張。

例如，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希臘海上貿易就已盛極一時，覆蓋整個地中海區域。古希臘的海外探險殖民，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遷移擴張，而是往往由某一城邦發起，該發起城邦被稱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遷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園，形成新的殖民城邦，這就是“子邦”；再由子邦創立“孫邦”，形成更多的城邦。從母到孫，這些關聯城邦彼此間保持著相互獨立與平等的關系.不存在政治上的隸屬與統治關系。由于這種關系，母邦與子邦、孫邦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頻繁，互通有無，共同獲利。而廣泛的殖民城邦進一步擴大了海外市場，使希臘東連接埃及、敘利亞、巴比倫等東方文明地區，南通非洲內陸，北出黑海，西達中歐，構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地中海經濟貿易圈，其影響力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后世的以霸權而非商貿立國的古羅馬。而古希臘在思想領域的開創性、活躍度同樣遠超羅馬。

之后的另一商業文明高峰，則由地理大發現而開啟。商業文明之所以從根本上撼動歐洲死氣沉沉的中世紀，同樣在于它通過商業地理擴張帶來的財富與資源增長能力，自由平等意愿對個體解放的引爆作用，以及由開拓進取的能力和相匹配的財力所帶來的對于新知識新技術的更高的接受和運用能力。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新教崛起、拿破侖戰爭……商業文明用了五百年時間，基本完成了對這個世界的改造，并從此占據統治地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