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孫俏

　　摘 要：韓非子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君主權力是韓非子思想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站在君主的角度思考治國理政的方式方法，構建了影響中國幾千年的政治體制、權力運行的基本框架。至今，對現代管理者還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韓非子；管理思想；法治

　　盡管韓非子生活的時代距今已兩千多年，但是韓非子的管理思想可以說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瑰寶，韓非子的管理思想詳細地記錄在《韓非子》一書中。全書圍繞君主如何治理國家這個主題展開，從“御人之道”、“為君之道”、“治世之道”三個方面詳細論述君主如何獲得政治權力，并運用權力實現政治權利以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國家。他的管理思想具有邏輯的完備性，理論的科學性，實踐的可行性，對后世影響頗深。

　　一、御人之道

　　韓非子雖然主張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但是他并不贊成君主將所有的權力都攥在自己手中，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靠自己一個人來處理。韓非子指出“人主之道，進退以為寶”，即明君只需掌控全局擁有國家事務最終決定權，不必事必躬親，只需將其他的事情都交由臣下進行處理。那么如何駕馭臣下，做到知人善任則是君主的必修之課。《韓非子》中從三個方面闡述了君主的“御人之道”。

　　第一，人才的選拔。用人是一件大事，不能用錯了。選拔人才之前應該進行考察，君主尤其應識別人才與庸才，勿把庸才當人才。他認為“官之失能者，其國亂。”因而他一再強調“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但韓非子對于人才的選拔是有其特殊標準，有兩種人他認為不可以任用。如豫讓之流，這種人雖然忠心耿耿，聽話賣力，但只是一些亡命之徒，不懂治國之道，沒有管理才能，人主是不可以任用他們的。另一種如伯夷、叔齊之類，這些人雖然頗有才德，但過于清高，不聽調遣，而且不計個人利害，賞罰措施對他們不起作用，人主也不可以任用他們。人主應該任用像商鞍、管仲、伊尹那樣的人，他們既“明于霸王之術，察于治強之數?”，而又能“適當世明主之意?”。其次，選拔人才應堅持“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貍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的準則。換言之，選人的時候要盡其所長，避其不足，只有把人才安放在與其能力相應的、合適的位置上，量才授職，管理才能井然有序，君主也就能“無為而治”。

　　第二，管理人才的原則。一方面，君主應居安思危時刻保持警惕，防止“擅臣之主”。因為“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徒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徒其威而傾其國。”要避免出現諸侯太強、群臣太富的局面就必須做到“身貴、位尊、威重、勢隆”，這四種美好的東西，不借助于外界，不求助于別人，只要處理恰當就能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另一方面，君主任用臣下要做到專職專任。韓非子在《難一》中明確提出“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一人多職多事必然精力分散顧此失彼，事情反而得不到有效解決，最主要的是擔心下屬權力過大，削弱了君主的權力。桓公死后，蛆蟲爬出門外還不得埋葬這就是臣下做大最真實的教訓。同時，明君治理國家要始終保持對臣下的控制，杜絕臣下結黨營私。不除掉朋黨，他們將越聚越多。臣下一旦聯群結黨就會做一些損人利己的事情，而君主將受蒙蔽，國家存亡受威脅。明君防范臣下結黨營私就要堅持“越官責死，不當責罪”的原則，只要臣下出現越位就處死，言行不一就治罪，在這種威勢下群臣就不可能結黨營私了。

　　最后，明君應重視對下級的監督考察。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臣下肯定會使用一些不合常理的手段為自己謀取更多的權力。通過“吹捧請托”得到更高的官位爵祿；通過違法專權建立自己的威勢；通過假借忠信之名逃脫法禁。韓非子的思想在秦始皇手中得到有效運用，秦一統天下之后建立了比較健全的監察制度來約束臣子，抑制腐敗。監察方法主要包括派人暗中監視、準許下級告發上級、不斷調換各級官吏的職務、不許私設小朝廷、禁止結黨拉派等。

　　二、為君之道

　　韓非子主張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認為君權神圣不可侵犯。在他看來能為君者必非凡人，所以君主必須掌握高超的領導藝術，要能人之不能。

　　君主首先應心胸寬廣，正如《韓非子?大體》中所述“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萬物備，歷心于山海而國家富”。作為君主每天必須面對不同的人和事，而事有好壞，人有良莠。聽到的可能都是不好的事、棘手的事；見到的人是些“怪人”“偏才”甚至還有讓君主下不了臺或是讓君主深惡痛絕之人。面對這些紛繁復雜好壞參半的人情世故，君主的心胸要像天地一樣寬廣，包容萬物；要像山海一樣“不立好惡”“不擇小助”。一切要從大局出發，只要對國家有用的、有利的人和事都必須接受，君主方能納百川成偉業。

　　其次，韓非子極力推崇“以法治國”。刑罰嚴厲，民眾就服從法令，奸邪就無從產生。一國之君首當其沖應該以身作為帶頭守法，剛正不阿嚴格執法，做好榜樣作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主高高在上擁有特權，可以逍遙法律之外，那么民眾心里就會認為法律是個擺設，不足畏懼，最終導致國家秩序混亂甚至國破人亡。韓非子用齊王穿紫色衣服的事例來彰顯君主的榜樣示范作用的重要性，君主以自身為表率，帶動民眾共同守法遵法維護國家秩序，不僅贏得民眾的信任且可以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韓非子在強調法律重要性的同時也認為“民心”可貴。《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通過齊景公和晏子討論如何擁有廣大宏闊雄偉壯觀的國都問題的故事來表達：“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的思想，即“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治國理念。君主希望下屬忠于自己贏得“民心”，君主就必須具備人格魅力。君主的人格魅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也就是說君主應深藏城府，學會掩藏情緒，控制感情。在韓非子看來，臣下都有“媚上”的動機，一旦被臣下窺測到了君主的想法和喜好，那么臣下就會“自將雕琢”來討好甚至迷惑君主，最終導致事情真相被掩蓋甚至君主權力散失的嚴重后果。

?　　第二，韓非子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他認為事物不斷地變化著，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故君主必須具有遠見卓識、相機而動的能力。時代有了發展而統治方式一成不變的，社會必然危亂；智能普遍提高而禁令規定一成不變的。國家必被削弱。所以圣人治理民眾，法制和歷史時期同步發展，禁令和智能水平同步變更。君主除了要具備看到事務是變化的“遠見”，更應具備窺探事務發展趨勢的“卓識”。千里之堤，毀于螻蟻之穴。天下大事必定開始于微細，因此要想控制事物，就要從微細時著手，及時洞察事務的發展方向，防微杜漸，在不好的事情剛露出苗頭的時候將其扼殺在搖籃里，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第三，君主應扮演好帥才的角色。君主的能力有限，而國家大事無限。僅靠君主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能勝過眾人的，這是在逞匹夫之勇。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集思廣益方能事半功倍。正如《韓非子?八經》所說：“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君主不必事必躬親，否則殫精竭慮。君主的才能在于授權，在遵循“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前提下將重要決定權以外的權力授予給相應的臣下，讓臣下代替君主處理細小的事務。這樣君主在運籌帷幄調兵遣將之間就能將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當然，君主不是無所事事，必須勇于承擔責任。因為“明君之道，賤德貴義，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詐欺”。承擔責任是一個成熟君主個人魅力的完美體現，不因下級犯了錯誤或者因自己決策失誤而推諉責任，這樣的君主不僅讓下屬覺得可靠有擔當，而且可以提高自身的威望，更有利于激發下屬為國家事業奉獻終身的積極性。

　　第四，在《韓非子》的論述中，“言”成為溝通君主與臣下的重要媒介。君主要有聽取臣下“言”的深藏不露的技巧，并以臣子的“言”去衡量其政績。君主如確實能洞察臣子所說的一切，那么即使打獵騎馬、耽于女樂，國家還是可以存在的；不能洞察臣子所說的一切，即使節儉勤勞，布衣粗食，國家還是會滅亡。所以，對于君主而言，在與臣子的交流溝通中，如何聽取臣子的言論顯得至關重要。韓非子為君主指出了一系列聽取臣下言論的注意事項和技巧，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要聽取逆耳之忠言；要“聽無門戶”綜合各方面的意見；聽言后要用事實加以驗證；要掩藏情緒不露聲色，虛靜以聽。

　　三、治世之道

　　韓非子著重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他認為人主控制臣民之道有三，一為處世，二為抱法，三為用術。法、術、勢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韓非所倡導的“法”是一種對任何道德水平的人都適用的強制性規范，目的在于使任何道德水平的人都安分地處于其控制之內。韓非子不贊成君主用有限的精力和智慧來管理國家大小事務，他主張政事在四方，要事在中央。在他的設想下君主成為最高一級的管理者，由君主實行對大臣官吏的管理，再由各級官吏實行對下屬臣民的管理。這就形成了一個“君一吏一民”的管理系統。可是臣下是有私心的，要實現各級政事有條不紊的進行，就必須建立“法度”。他認為法行而君不必有，臣不必勞，民怛而守法，上下無為而治天下。君主有正確的治國原則，臣下就會盡力，奸邪也不會產生；君主沒有法度，臣下或是蒙蔽君主或是玩忽職守或是敷衍了事。法度的建立要根據現實的實際情況，要考察當地的民俗風情，不能憑主觀需要而設定，否則自掘墳墓。

　　韓非子更是開歷史先河，提出了“法不阿貴”“刑過不辟大臣”的思想。法令不偏袒權貴，法令該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爭，懲罰罪過不回避大臣，被管理者就會心服，不會產生任何抱怨，民眾就更容易統治。在韓非子看來法是全國人們必須遵守的共同行為規范，應該有相對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必須保持法律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但韓非子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他認為時代在變遷，社會在發展，因循守舊是沒有出路的，所他在《韓非子?五蠹》中提出“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只有根據時代的變化對法度進行相應的改革，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而不被時代所拋棄，也才能屹立于民族之林。

　　君主之所以會遇到身危國死的情況，是因為大臣過分顯貴，近侍過分逞威。所謂顯貴，就是無視法令而獨斷專行，掌握國家大權來謀取私利。所謂逞威，就是獨攬權勢而為所欲為。對這兩種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馬之所以能負重拉車達到遠方，憑的是肌肉力量。國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統治天下討伐諸侯，憑的是威勢；威勢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如今大臣得勢，親信擅權，即是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國家的，一千人中也沒有一個。虎豹之所以能勝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種野獸，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服它了。現在，權勢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統治別人而丟失權勢，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樣。威勢、權勢是君主的馬，明君駕馭“勢”主要依靠軍事大權。通過掌握民眾的生殺大權來強制民眾遵守法度自覺的維護君主權力實現國家利益。但實施“勢”要靠“術”做保障，“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用“術”做保障控制臣下所采用的不過是刑、德兩種權柄罷了。什么叫刑、德？回答是：殺戮叫做刑，獎賞叫做德。韓非子主張有功必獎，有過必罰，獎罰有據。他強調信賞必罰“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則“士民不死也。”當然，獎罰是有原則的，獎要獎的狠，罰要罰的狠。賞賜不當，亂臣就會要求更多。他要什么我給什么，是借給仇人斧頭，無疑是自取滅亡。

　　四、韓非子管理思想的現實意義

　　韓非子生活在春秋戰國時期，他的思想也是圍繞君主權力而展開的，其思想具有歷史局限性和維護封建王權的本質，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民主社會的今天，韓非子的管理思想對現代管理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

　　韓非子強調“以法為教”。“法”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據，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形式出現，“布之于眾”，爭取做到“家喻戶曉”；主張“以法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學習法律。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讓廣大人民群眾知曉法律，運用法律，遵守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這種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國家秩序的穩定和長治久安，今天我們仍應該將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使人人都能自覺遵紀守法，不做違法的事情。

?　　而韓非子的“抱法”思想正是要求權力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有序行使，只有完備的法律才能使政府部門依法行政做到令行禁止，才能使司法部門違法必究，也才能使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特別是韓非子主張的“法不阿貴”的思想，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僅使得法律能夠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維護法律的公平性而且能夠贏得百姓的認同感和信賴。

　　我國正在經濟轉型期，這一時期往往是腐敗產生的高發期，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腐敗。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是我們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事實表明，腐敗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監督不到位。在兩千多年韓非子就提出了“循名責實”的原則，對下級進行監督考察。具體來講， 就是要依下屬的職務去追究其應有的功效、實績；根據下屬的言論去判斷他所做的事和所取得的功效是否與言行一致，根據名和事實是否相符合來確定是非。監督考察的方法主要是通過暗中派人監督及時發現違法情況；推行天下臣民不論貴賤上下都可以告發上級，避免出現上級一手遮天的情況出現。在監督之下，能夠有效的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避免徇私枉法現象的出現。另一方面，韓非子倡議對被管理者進行業務考核。通過考核及時發現管理者是否有“缺位”或“越位”行為，盡早的發現管理者是否有效行使權力，保證管理者依法行政、廉潔執政。通過考核及時發現管理者的功過情況，對有功者進行重賞而對有過者進行重罰，以此鼓勵兢兢業業的下屬繼續發揚光大，警示玩忽職守的下屬盡早亡羊補牢。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維護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執行法律取決于司法機關的活動，只有司法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和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順利進行。只有取消凌駕于法律至上的各種特權，對干擾司法公正的一切勢力繩之以法，中國才能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家，才能充分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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