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索拉里斯》作者斯坦尼斯勞·萊姆的《完美的真空》的最后一章。
網上弄到手的原文是西班牙文，很囧……
所以這篇翻譯的過程是這樣的——靠著一點皮毛的西班牙文，以及GoogleTranslate從西班牙文翻譯成的英文，然后憑借著對全文的大致了解，就硬生生地湊出了一篇中文翻譯文……
但個人感覺比此后別人告訴我的商務出版社的翻譯文還是要好的，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新宇宙演化論[1]
（本文所提到的所有人及所有書都為作者Stanislaw Lem所虛構。）
這篇文章是Alfred Testa教授在獲得諾貝爾獎時所演講的講稿，選自他的紀念文集《從愛因斯坦宇宙到特斯塔宇宙》。我們在獲得了出版商學術有限出版社的允許下，在這里將它重新刊出。
尊敬的陛下，女士們，先生們。我有幸獲得這個機會，在這個極富特殊含義的講臺上，來給各位介紹一下一個嶄新的宇宙模型的誕生背景，以及，伴隨著它的誕生，一個關于人類在宇宙中的、與以往所認識的截然不同的位置是如何被發現的。這里我用這些極富誘惑性的話語，所要描述的并不是我個人的研究，而是對一位已經不在于世的故人的緬懷，一位真正值得被寫入今天這條新聞（獲得諾貝爾獎）中的人。
我之所以要如此緬懷這位故人，是因為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況卻已經發生了：在與我同時代的人看來，我的所謂工作已經將這位故人，Aristides Acheropoulos，的功績全部掩去了。這種誤解是如此之甚，以至于理應被視作真正科學史家權威的Bernard Weydenthal教授在他最近的著作《博弈與陰謀的世界Die Welt Als Spiel und Verschworung》中寫到，Acheropoulos的曠世杰作《新宇宙演化論A New Cosmogony》只不過是一個連作者自己都不確信其真實性的、沒有任何科學前提的純文字幻想而已。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Harlan Stymington教授的著作《博弈新宇宙》中。Harlan教授表達了這么一種觀念，即如果沒有Alfred Testa，也即本人，的工作，那么Acheropoulos的想法將只是一個空泛的哲學概念，就如同Leibniz的預定和諧的單子論（Leibnizian world of pre-established harmony）[2]一樣，是一種以精確性著稱的科學理論界所不會去認真考量的模型。
因此，基于如此現實，有人認為我將原作者自己都不曾認真對待的概念重拾并給予了嚴肅且認真的思考；也有人認為我給予了一些與非經驗哲學概念相混淆的、晦澀難懂的純思辨概念一個看上去合理的科學基礎。這些錯誤的觀點需要被加以澄清與解釋，而我在這里也有責任來做這件事情。
誠然，Acheropoulos是一位自然哲學家而非物理學家或者宇宙學家，而且他也采用非數學的方式對其理論進行闡述。也確實，他的關于宇宙演化論的純直接圖景與我的形式化理論之間存在著不小的差異。但這些都不能掩蓋這么一個事實，即即便沒有我Testa，Acheropoulos也一樣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因此我的工作就要歸功于Acheropoulos。這點與大眾認識的不同遠非平庸。為此，我請求各位的耐心與專注，以更好地理解這個區別。
在20世紀中葉，有一群宇宙學家已經開始認真考慮這么一個問題，即所謂的“星際文明（cosmic civilizations）”。當時他們的這份努力著實可以說是位于天文學的邊緣的，無足輕重。學術界也將這個問題視為一堆離經叛道者的個人癖好，畢竟怪人哪都有，學術也一樣。因此，學術界雖然并不明確反對那些對來自星際文明的信號的探尋，卻也并不認為星際文明的存在具有影響我們可觀測宇宙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有某位天體物理學家斗膽聲稱諸如脈沖星的輻射光譜，或類星體的超高能量，或星系核所表現出的某種運動現象，居然是某個星際文明的有意識活動的證據，那在這個領域的所有有名望的權威中不會有任何一人將這種宣稱當做真正的科學假說來看待，更別提研究了。
天體物理學與宇宙學對所有這些論題都充耳不聞，這種漠不關心的狀況在理論物理界更甚。科學家們信奉這么一條范式，即如果我們想要知道一塊鐘表的結構和運作機理，那么這塊鐘表的齒輪與鐘擺上是否有細菌就是一件無足輕重的事情，因為細菌顯然無法影響鐘表！同理，我們也認為智慧生命不可能影響到宇宙整體的運作及其背后的根本原理，因此在對宇宙的研究中，智慧生命的存在對宇宙的影響這種可能性是被完全無視掉的。
縱使在當時有物理學家相信在宇宙學與物理學將要發生一場與宇宙中存在智慧生命相關的巨大變革，我也認為這種情況只可能發生在這樣一種條件下，即如果我們能找到星際文明，或者我們能從他們那里接受到通訊信號，從而了解到關于宇宙與自然的全新知識，這時——也只有在這時！——地球上的科學才可能發生徹底的改變。在沒有如上所訴的那些接觸，甚至于在沒有足以給物理學帶來極大革新的“天體工程學(Astro-engineering)”的絲毫跡象的情況下，認為天體物理學將給我們的宇宙學理論帶來巨大變革的想法甚至從來沒有在當時的任何一位“權威”的夢鄉中出現中。然而，就在這些著名的“專家”都還在世的時候，Aristides Acheropoulos發表了他的《新宇宙演化論》。
當我還在瑞士大學科學院攻讀PhD的時候——那里也正是Albert Einstein曾經供職過的專利局所在的城市，他曾在工作的閑暇之余創立了相對論——一次有幸讓我獲得了這位故人的這本著作。那是一本翻譯成蹩腳英語的很薄的小冊子，并且位于科幻小說一欄中，而且它的出版商除了出版科幻小說以外別無其他。很久之后我才聽說，就是我手上的這本也已經被刪節了差不多一半的內容。無疑，正是這本書的這種窘境（Acheropoulos本人顯然對此也無能為力），給人造成了這么一種錯覺，即盡管他寫下了《新宇宙演化論》，但他自己其實對其中內容卻并不怎么在意。
出于這種窘境，使我不得不感到擔憂，在如今這種焦慮浮躁、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恐怕沒有一位科學史家或者傳記作家會去打開《新宇宙演化論》的扉頁，而只有那些自詡學富五車的深閨學者才會識得這本杰作的名字，或者聽說過這位杰出的作者——而這已經是關于這部著作以及這位偉人的全部了——從而，他們將錯過了自己一生中最為獨特的一段經歷。
不單單是《新宇宙演化論》的內容在我的腦海中依然猶如21年前我初讀時那么歷久如新，那種初讀完時激動的心情也一樣在心中久久不能散去，這是一段無與倫比的時光。一旦讀者把握住了作者的觀念，即，當宇宙作為一個由彼此永遠格格不入的、我們看不到的玩家群構成的巨大宇宙博弈游戲副本的觀念在讀者的腦海中成型的時候，那種強烈的震撼將是難以磨滅的，讀者將發現自己正在接觸一種震撼人心到使人渾身顫栗的嶄新的概念。
與此同時，卻也有人認為這種全新的概念應該具有一種用自然科學的語言，或構筑人類歷史的牢不可破的古老神話的語言，所書寫的抄本，總之不可能既是科學的，又是生命的。我認為，這種令人不安甚至惹人惱怒的想法源于我們這樣一種傳統觀念，即任何將物理與自由意志混淆而談的做法對于任何理性的頭腦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我甚至可以說，是被認為為粗鄙且不入流的。而對神話體系而言，如果這種概念，也即宇宙的演化，只是自由意志的一種投影，便又變得可接受了。古代宇宙神話用一種莊嚴的語調、以一種失樂園般的純真，告訴我們世間萬物是如何從各種具有被傳說賦予了不同形式與化身的造物元素的彼此沖突中萌芽并發展而來的；告訴我們世界是如何從對神與魔獸、神與精靈或者超人之間的愛恨交織之中誕生的；并且提出了這樣一種懷疑，即那種創世元素之間的沖突正反映了從人類對宇宙之謎的未知到那些造物元素的人格化的映射——而《新宇宙演化論》作者Acheropoulos所采用的概念原型正是這種從物理機制到神格欲望的約化映射——這種懷疑永遠都無法被徹底證明或者證偽。
如此看來，《新宇宙演化論》可以被“證明”為一種無以明言的舊宇宙演化論，但所有那些試圖用經驗主義來闡述這種論證的嘗試卻又顯得是如此地凌亂不堪，將各種互不相關的概念與范疇交織在一起。
在Acheropoulos的時代，這本著作被小部分重要的思想家閱讀過，我現在知道這點是因為我曾從其中部分人士那里獲知，這本著作中的觀點使他們感到氣惱與憤恨，并付之一笑了之——可能，那些人從來都沒有真的將這本著作通讀過一遍。我們并不應該對這種先驗的慣性的思維感到太過忿恨，因為那本著作中的部分觀點本身有時的確顯得極度混亂，而且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它展示給我們一些以物質實在形式出現、戴著人類面具的神明，并且用干癟空洞的邏輯命題來表述之，同時宣稱自然定律就是這些神明相互發生沖突與斗爭所衍生出的結果。這使得我們必須同時澄清兩樣東西：一個是被當作超然的完美而存在的宗教信仰，而另一個則是代表了誠實、現世以及客觀性的自然科學。因此，面對如此混駁難清的尷尬處境，我們最后將什么都無法得到：所有的邏輯前提，無論是從宗教的角度來看還是從科學的角度來說，都將自身的不可適用性展露無遺。這使得閱讀這本著作的人會感到無所適從，在既非宗教亦非科學的迷霧中被剝奪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這本著作在我腦海中所產生的這種破壞是無法用言語來表明的。誠然，作為一名學者，我們有義務去質疑科學中的每一位權威，對每一條假設提出質疑，但很明顯我們不可能同時對所有的一切都提出質疑——但Acheropoulos卻做到了這點！。
Acheropoulos也許避而不談自己的偉大，但他的工作卻實際上太有效了！
這位杰出的學者雖然完全默默無聞，只是小國百姓，在物理與宇宙學方面也完全沒有任何專業資質，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他所研究的領域里是真正地前無古人，他的杰作就如此橫空出世了！對于每一位思想者來說，每一個精神思想上的突破性革新總需要某位先驅者來進行指引與引導，并且這樣才能最終超越這位前人。可是，這位希臘人，卻就如此單槍匹馬地躍上了歷史的舞臺，他用他的一生證明了，真正的先驅必然是前無古人孤立于世的。
我并不曾結識過這位先驅，對他可謂知之甚少。他似乎對于如何才能養家糊口漠不關心。他在33歲的時候完成了《新宇宙演化論》的第一版，當時他已經是一位哲學博士了，但他卻并不能出版這篇著作。他淡然地接受了他的思想的失敗——同時也是他人生上的一次挫敗。很快，他便放棄了出版《新宇宙演化論》的努力，因為意識到這種努力必將是徒勞無功的。他在他就讀的大學擔當守門人，在這里他曾因比較研究古代宇宙演化論出色工作而獲得了博士學位。此后，他當過糕點師助理與運水員，并在此期間函授學習了數學。那些與他接觸過的人從來沒有聽他談起過他的《新宇宙演化論》，他對此守口如瓶，而且也毫不關注那些與他最為親近的人，甚至他自己。而如今，正是他在談論到科學與信仰時的極度語帶輕蔑以及對此的毫無顧忌，他的這種泛異端的說辭，源自智慧與勇氣的針對宗教的全面褻瀆，使得他的幾乎所有讀者們都棄他而去。我可以想象，當他接到來自英國的出版商的出版協議時，其情形就仿佛一位被困荒島的落難者向海中扔出求救的漂流瓶一般——他希望他的杰出思想可以為后人所了解，因為他很確信他的思想是正確的。
盡管遭受到了拙劣的翻譯與無知的刪減的摧殘與肢解，《新宇宙演化論》依然是一部杰出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Acheropoulos顛覆了一切，是真正的一切，科學與信仰用數百年建立起來的一切，只留下了一堆被他徹底擊碎的過時概念堆砌出的瓦礫廢墟，以便在這片廢墟之地上從頭開始，打造一個全新的宇宙觀。這種讓人毛骨悚然的壯舉將我們置于一個如此的守勢，即我們認為，作者要么是一個徹底的瘋子，要么就是一個徹底的笨蛋。
他的學術資質簡直讓人無法相信，從而人們可以由此來攻擊他以獲得心理平衡。而我與那些別的《新宇宙演化論》的讀者不同點在于，我不會如此來對待他。如果一個人不能將這本著作完全否定掉，從第一個字到最后一個字全然徹底地予以否定，那么他就必將陷入無法將自己從這本著作中解脫出來的困局中。這里，如果說存在什么準則來幫助我們判斷Acheropoulos究竟何人的話，那就是一條排中律：如果，他不是一名瘋子，也不是一枚笨蛋，那他就只能是一個天才。
這樣的結論是難以接受的！隨著讀者眼前的文字不斷地變化，讀者不由得注意到，這種沖突-遭遇模型，也即星際博弈模型，正延續了任何一種沒有完全擺脫摩尼教[3]式原教旨的宗教信仰的形式框架——而，的確，哪又有完全擺脫摩尼教思想的宗教呢？
我的興趣愛好以及以往所受的訓練，讓我成為了一名數學家，而Acheropoulos則讓我成為了一名物理學家。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如果沒有Acheropoulos，我對物理的認識將永遠停留在雜亂無章、漫無目的且空洞乏味的深淵。他將我完全轉變為一名物理學者，我甚至可以指出《新宇宙演化論》的哪些字句具體做到了這點——那就是這本著作第六章的第十七小節，這里作者驚訝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牛頓們、愛因斯坦們、金斯們和愛丁頓們居然可以接受自然定律的數學表達，并且作為純邏輯演練產物的數學竟然可以提供一組可與宇宙比較的結果。如愛丁頓、金斯這樣的偉大智者相信，造物者自己就是一位數學家，而我們則利用與造物相同的方法來描述造物主的各種個性特征。Acheropoulos敏銳地察覺到理論物理其實早已知道關于現實世界，數學形式體系要么告訴我們太多，要么告訴我們太少[4]，因而理論物理將對數學的這種迷戀很好地藏在了背后。數學，作為一門關于宇宙結構認識的近似的學問，在某種程度上從來都無法正中問題的核心，往往都會偏一點。我們認為這樣的窘境只是暫時的，但Acheropoulos不同意，他認為物理學家無法創建統一場論，他們也無法建立起描述微觀與宏觀世界中的各種現象的一致性理論，雖然這一刻總需要面對。數學與現實世界終將殊途同歸，但絕不是通過對數學體系的進一步重建，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數學與現實世界的這種合流將在造物主的造物偉業完成之時實現，而現在，這一偉大的工作仍在進行中。自然的法則不是它們“被假設”的樣子，不是數學的完美或者正確讓自然法則是這個樣子，而是整個宏宇宙（Macrocosmos）的真實演化導致自然法則變成這個樣子。
女士們，先生們，這是我這輩子聽過看過的所有異端學說中最偉大的一個！它深深地迷住了我。在同一章的稍后一點的內容中，Acheropoulos說，宇宙的物理法則恰恰只能是（宇宙中）星際文明發展的產物與結果，不多不少，不偏不倚。但為了恰當且正確地理解這條如此粗暴地摧殘了我們以往認識的結論，我們必須要回顧一下稍為基本的問題。
Acheropoulos的思想的獨立于世，在人類各種思想的發展史中是獨一無二的。《新宇宙演化論》的思想概念與各種其它的形而上系統以及各種現有的自然科學理論都是毫無關系的——雖然我之前提到過，有人認為它的理論具有某種神學或者科學的版本。將他的理論理解為各種科學或者神學的副本來解讀，那都是讀者源于自身思維概念慣性的錯誤想法。這種思維的慣性反映了這么一種情況，即我們認為整個現實物質世界必然處于這么一種尖銳對立的二分狀態：要么世界是有某人創造的（因此，站在信仰的角度，這個某人就是絕對存在、上帝、第一推動，等等），或者，對立的，世界并不由任何人創造而來。這就意味著，當我們以科學家的身份來談論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沒有造物主。然而，Acheropoulos卻說：間途存焉（Tertium datur）[5]。沒有人創造了宇宙，雖然宇宙被創造了；但與此同時，宇宙卻有著一群塑造者。
為何Acheropoulos會前無古人呢？他的基本概念其實非常簡單，因此如果有人說他的想法在博弈理論或者沖突結構的代數理論之類的理論興起之前是無法被表述清楚的，那將與事實相左的。他的基礎理論體系其實在19世紀前半葉里就已經被建立了起來，如果這個時間不是更早的話。因此，為何從來沒有人做到這點呢？我認為，一個原因是科學在將其自身從宗教教條的束縛中釋放出來的過程中，卻也變得對概念極度敏感與拒斥。
起先，科學與信仰相遇并發生了碰撞，產生了大量為人所熟知的、往往也是極糟的后果，這些后果現今的教會在某種程度上恥于談及，即使科學已經以沉默的方式對這種早先的迫害予以原諒。后來，一種如履薄冰的平衡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建立了起來，雙方都盡量不越過界。而就是在這種敏感、緊張到極致的共生狀態下，科學的盲區便出現了，《新宇宙演化論》得以萌發的土壤的存在正是這種科學盲區的最好證明。而這片土壤與宇宙的意向性這一概念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換言之，也就是與對人格化神的信仰的部分概念有著緊密的聯系，而正是這些有關意向性的概念構成了這種信仰的基礎。畢竟，根據宗教理論，神是按照某種意志與想法來設計并創造了這個世界，而這就是說，創世是具有意向性驅使的。因此，科學宣稱對這種觀念持懷疑甚至徹底否定的立場，從而在科學體系中，這種觀點就變成了一種禁忌，人們不得哪怕是最低限度地關注類似的觀點，以免人們墮入對科學的非理性叛道的罪孽深淵之中。這種忌諱的恐懼使得科學家們不但對此閉上了嘴，更對此關上了腦。
讓我們再次回到那個可以被稱為一切開端的地方。
在20世紀50年代末期[6]，“寂靜宇宙[7]”疑難開始逐漸被普通大眾所知，從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經過早先的一些試圖獲得來自宇宙中的文明信號的嘗試與努力后（比如來自綠岸[8]的Drake[9]），更多嘗試便接踵而來——這種情況同時在蘇聯與美國出現。然而，雖然我們用最精密的儀器來探測一切來自星空的電磁信號，但宇宙卻依然對我們秘不露聲——除了來自恒星的電磁輻射與噪音以外，任何可能是文明的聲音都了無蹤影。宇宙就如寂淵靜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由于從來沒有發現過來自“異族”的信息，更沒有觀察到過任何“天體工程[10]”的跡象，因此這就在科學上引起了陣陣不安。生物學家們已經發現自然條件有利于讓生命從無生命物質中形成，甚至在實驗室中成功地驗證了他們的生命演化學說；而天文學家們則證明了行星形成的常發性，并且觀察到大量恒星都具有行星系統，這無疑支持了他們的觀點。因此，我們可以說科學得出了一個確鑿的結論，即生命是在宇宙的自然運動過程中誕生并演化的，并且這種誕生與演化在宇宙中是一件很稀疏平常的事情.又按照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Physical Order of Things），這棵演化之樹的頂峰，便是有機智慧生命，因此宇宙中應該充滿了智慧生命[11]——然而，這點卻與我們的觀測事實所直接矛盾。
按照這種理論，我們的地球應該（在天文尺度上）被大量文明星球所包圍，然而事實觀測結果則告訴我們我們周圍的四面八方寂寥荒蕪寸草不生。對這一疑難的第一位認真研究者提出，兩個星際文明之間的平均距離可能太長了，比如有50到100光年之遙——這一數值在后來還被增加到了1000光年[12]——從而星際文明之間難以交流。到了70年代，隨著射電天文學的興起，我們已經可以探查數萬光年范圍內的射電信號，但是很不幸地，與過去一樣，我們能探測到的除了恒星噴流的怒吼外，一無所有。在持續不斷地觀察了17年后，我們所收獲的文明信號數量依然為零，甚至連哪怕只能提供一星半點兒間接支持證據的信號都沒有。
Acheropoulos因此對自己說：這些觀測事實肯定是正確的，因為事實是知識的土壤。那么，難道我們所有的科學理論都錯了嗎？難道有機化學、分析生化學、與進化論相關的生物學、行星學、天體物理學，以及所有別的相關理論，無一例外地都錯了？當然不了！至少也不可能都錯。在“寂靜宇宙”疑難中，我們所看到的（以及尚未看到的）事實不應該把所有理論都判處死刑。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假設，來合理地解釋所有的觀測數據與我們已有的理論。Acheropoulos便找到了這樣一種假設，以彌合理論與現實的裂縫。
在20世紀，我們對于宇宙年齡及體積的認識與概念在不斷地翻新修正，而所有這些修正的方向都是一致的：我們對宇宙的理解總是錯的。而當Acheropoulos開始撰寫《新宇宙演化論》的時候，又一次這樣的新概念翻新與修正之旅也開始了。這次，宇宙被認為已經至少有120億歲[13]，而且（可見范圍）有100到120億光年那么大（半徑）。然而，我們的太陽系只有50億歲，所以顯然太陽不是第一代恒星[14]。因此，解開“寂靜宇宙”疑難的關鍵就在這里：第一代恒星出現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一件很奇怪但同時也很有趣的事情。
即便是最富想象力與勇氣的人也難以想象對于一個已經有近百億年壽命的文明（也即“第一代文明”）而言，他們到底會以哪些領域、哪些目標作為文明演化的目標，又是如何朝著這個目標演化的呢？然而，讓人頗感不快的是，這個無人能想也無人敢想的問題，卻一直被眾人所無視。事實上，沒有一位宇宙演化學家對這種超古文明的發展發表過只言片語。對此，一些大膽的設想認為類星體與脈沖星應該都是強大的星際文明的杰作。而通過簡單的計算，我們發現如果地球上的人類照著現在的發展步伐繼續走下去的話，在幾千年后就有能力做到這種極富夸張色彩的“天體工程奇跡”。那在此以后呢？一個已經綿延了上億年的文明會做些什么呢？一些致力于這一問題的天體物理學家宣稱那些文明便將會無為度日，從而看上去仿佛他們不存在一樣。
那些超級文明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德國天文學家Sebastian von Hoerner認為他們都最終自我毀滅了。是啊，如果哪都找不到他們的話，為什么不是這樣呢？但Acheropoulos說不。真的哪都找不到他們嗎？那只是因為我們無法感知到他們的存在罷了，而這又是因為，他們，或者更可以說是他們的科技結晶，事實上已經無處不在了。
在全無生命的120億年前，第一顆生命的種子在最初的第一代恒星周圍的行星上發芽。而在時光飛逝后，這枚最初的宇宙原胞卻已經杳無蹤影了。因而，如果認為所謂“智造的”是指被一個活動的智慧生物所塑造修飾過的，那么包圍著我們的整個宇宙都是智造的。如此聳人聽聞的結論立刻就引起了反擊：我們當然知道什么是“智造的”東西，那些東西都是智慧生命利用各種工具創造出來的！如果說我們周圍的宇宙都是智造的，我們頭頂的蒼穹星幕都是智造的，那么航天飛船在哪里？Moloch機器人[15]在哪里？那些足以制造這一切的龐大技術設備又在哪里？
這些問題看似很有道理，但其實卻是因為一種錯誤的慣性思維而導致的誤解——正如Acheropoulos所說，認為高超的科技一定需要大量的高科技設備，這只對還處于幼兒期的文明才有效，比如地球上的人類文明。一個上億歲的超古文明根本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們所使用的工具，正是自然定律本身！物理自身就是那些超古文明的“高科技設備”！物理根本就不是“現成的設備”！物理這臺儀器（顯然這里的“儀器”和工程上的“儀器”沒有絲毫相關性）已經建造了有上億年，雖然已經非常高級，但其實還遠沒有最終完工！
這種讓人毛骨悚然且盡顯無禮的褻瀆行為、令人極度厭惡的公然背叛，使得讀者憤然地將這部著作扔進了垃圾桶，而且再也不會去翻動它。我很肯定，很多人都會做出這樣的舉動。但這只是作者在這場科學史上最偉大的離經叛道之旅上踏出的第一步。
Acheropoulos將“天然”（由自然所造）與“智造”（由科技所造）之間的差異模糊化了，同時甚至也拋棄了既定法規與自然定律之間的不言自明的巨大差異——他否定了是天然還是智造是物質世界客觀屬性這一基本概念。《新宇宙演化論》的這位作者宣稱，將天然與智造視為客觀屬性的涇渭分明的兩邊這樣的想法與信念是我們思想上的一個根本錯誤，而這種錯誤的來源則是一種他稱之為“概念域的邊境線（the seal of the conceptual horizon）[16]”的一種現象。
Acheropoulos認為，人們通過觀察自然現象來學習自然定律。我們觀察自由落體之物，觀察光線，觀察火焰燃燒，自然界總是導師，而人類則是學生。隨后，我們開始觀察并模擬自己的身體——從而有了生物學。但即便如此，我們，就如同古時的穴居人一樣，依然將自然界作為最完美的極限。人們的終極野心，就是能有朝一日——或許這要經歷極度漫長的時間，但總有這么一天——人們可以掌握（或者幾乎掌握）自然的一切行為，而一旦這一天來到了，那這條漫長的學習之路也就走到了盡頭。再沿著這條路往下走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為所有一切存在的結構，比如原子、太陽、生命體、人的大腦，所有這一切結構是永遠都無法被修改或者超越的。因此，“自然”給出了智慧生命所有“智造”行為以一條明確的邊境。“這條邊境，”Acheropoulos說，“就是‘概念域的邊境線’。”
所謂“大自然是完美的極致”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就好比素描畫上兩根長長的鐵軌看上去似乎會在某一點相交一樣，這種交點是不存在的，所以“概念域的邊境線”也是不存在的。只要我們有足夠的知識，大自然一樣可以被我們徹底改變。就好比如果我們可以操控原子，那我們就可以修改原子的性質，而在這個過程中，問這樣一件已經被我們人為修改過的東西是否不如原本自然的狀態下“更完美”是一個很沒意義的問題。這修改前后的兩樣東西只是不同罷了——事實上，因為我們的修改操作是帶有目的性與明確意圖的，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說修改過的東西“更優越”，從而也可以認為“更完美”。甚至于，當宇宙被徹底重構以后，還有什么東西是“絕對優越”的呢？或許，“多種不同的自然規律”與“各種不同的宇宙”會是“絕對優越”的東西，但這里面只有一種是真實存在的，而我們就生活在這一種宇宙與這一種自然定律中[17]。因此，所謂“自然定律是不可更改的”只對如地球人類文明這樣的嬰兒文明才成立。按照Acheropoulos的想法，我們之前所說的文明學習與發展之路，事實上起源于文明對自然規律的探索之始，終結在文明對自然規律的修改之時。
這就是在那些超古文明身上所發生的事情，也是現在宇宙各地的超級文明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現在的宇宙早已不再是各種基本力原始盲目地創造恒星系然后毀滅恒星系的舞臺了，現在的宇宙也早已不能區分何者是“自然的”、何者是“智造的”了。誰是宇宙演化的推動者？是第一代恒星所孕育的超古文明們。以什么方式呢？這點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知識還太瑣碎有限。
那我們如何才能證實這種說法呢？
Acheropoulos認為，如果超古文明從一開始就可以自用地行動、為所欲為、不受任何約束，如同宗教概念中宇宙的造物主一樣，那么確實，我們將永遠無法找出這種對自然的修改在哪里發生。畢竟，用宗教的話來說，神明通過自己純粹的意志創造了這個世界，不受任何限制與束縛，而且行為及其自然，自然不會被我們找到他是怎么做的，在哪里做的。但這種情況對于智慧文明來說卻略有不同，因為宇宙的各種屬性約束了各個文明的行為能力。因此，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我們可以從宇宙演化的這種跼促行為模式中間接地得出各文明所處的初始條件。這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因為無論這初始條件是什么，文明在改造宇宙的過程中都不可能一直保持不變——作為宇宙的一部分，不可能改變宇宙的同時自己什么都不變。
Acheropoulos采用了如下模型來闡述這個問題。
我們將一些菌群放在一個瓊脂培養皿中，在一開始，這些菌群還彼此獨立，培養皿這一環境也是“自然”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會發現細菌的生長繁殖過程會改變培養皿中的環境，各不同菌群之間會彼此滲入彼此吸收，從而導致瓊脂酸堿度與粘稠度發生改變。這些改變的一個結果，就是培養皿環境開始有了不同原始的化學性質，從而導致菌群中出現一些全新的細菌類型，與以往歷代都不同。這些新產生的細菌并不是簡單的所有不同代細菌及培養皿所構成的“生物演化”的結果。如果前幾代細菌沒有改造瓊脂這一生存環境，那么新的細菌就不可能出現——這才是真正的“博弈”。而從另一方面說，不同菌群之間也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直接交流——它們之間通過相互滲透擴散、改變培養皿的酸堿平衡來相互影響。很明顯，在這里，舊的博弈關系趨向于被新生命之間更高質量的博弈關系所取代。如果我們將這里的“瓊脂”和“菌群”換作“始宇宙（protocosmos）”與“始文明（protocivilization）”，那我們就得到了簡化版的《新宇宙演化論》。
從貫穿人類歷史的科學角度來說，上面所說的都是胡說八道，不著邊際的胡謅。但，即便如此，也沒有人可以說智慧文明不會按照上面所設想的方式來演化，只要這種設想是符合邏輯的。因此，如果我們承認“宇宙-博弈”模型，那按照邏輯，我們就必須回答一系列問題，其中最急需回答的一個問題便與上述模型機制相關：我們是否可以推測出始文明的一些情況呢？我們是否可以推測出始宇宙的一些環境呢？Acheropoulos斷定這是可能的。作為文明最初誕生之地，星際博弈最早萌發之所，始宇宙必須具有明確客觀的自然規律——既然存在確實存在的規律，那我們就應該可以感知到。
然而，這些規律卻很可能不是普適的，并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宇宙完全可能不是物理上均勻的，可以是由許多不同性質的物理區域混雜而成的，不同地方的物理規律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甚至于在同一個空間位置，不同時候的物理規律也是不同的！Acheropoulos認為始宇宙的物理就是如此“混雜斑駁”，從而文明只能在其中少數幾個時空區域存在，而且彼此相隔遙遠。在他的理論中，始宇宙（或者物理）就如同一個蜂窩，蜂窩的每個孔胞（也即“時空疇”[18]）都是一個物理相對穩定的區域，即便是相鄰的孔胞，其中的物理也是截然不同的。每個文明都在一個時空疇中萌芽，而且不同的文明之間相互隔離。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宇宙中孤獨的唯一，懷抱著這樣的想法獨自發展壯大，并且試著向四周拓張勢力范圍，甚至于通過將自身所處時空疇的物理定律推廣擴張出去的方式來擴張時空疇。在獨自于時空疇中拓張了很長時間后，不同的文明便開始了相互接觸（從時空疇的邊界上開始）。起先是發現一些和自己的時空不同的獨特現象，接著就是相鄰時空疇中的另一個文明。按照Acheropoulos的觀點，此時星際博弈的第一階段即預備階段結束了。文明雖不能直接進入另一個時空疇與對方接觸，但一個時空疇的物理卻可能在拓張的過程中滲入另一個時空疇。
這些不同時空疇的物理定律不可能不發生沖突，因為不同時空疇的物理定律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不然不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相隔不同的時空而存在。那些獨自存在的文明起先還無法意識到他們已經不再孤單，他們已經開始觸及另一個剛發展起的有意識的星際工程領域——其他文明的物理。兩種不同的物理的相互滲透中，兩種文明逐漸理解了對方的物理。而這就決定了，雖然不可能同時在所有地方都發生，博弈游戲的第二階段正式拉開了序幕。
為了得到足夠確切的模擬論據來支持這個猜想，Acheropoulos在《新宇宙演化論》中引入了大量的思想實驗來描繪那個不同物理相互沖突的宇宙時代。在兩種不同的物理相互沖突的最前沿，不同類型的自然規律相互湮滅與轉化一定會引發巨大的能量噴射與爆炸，據推測，這種強烈的沖突所產生的能量爆炸是如此之強烈，以至于即使是在如今的宇宙中也依然余音不絕于耳。比如我們的天體物理學家們在六十年代所發現的微波背景輻射，被認為是宇宙大爆炸之后所留下的最后的激波殘留[19]，這樣的大爆炸模型被許多人所接受并贊揚，但事實上卻極有可能就是那些不同時空疇中的物理在始宇宙中沖突交戰的“杰作”。
隨著不同時空疇中物理定理之間的激戰的白熱化，不同時空疇的文明逐漸發現，他們并不是在與自然本身做斗爭（別忘了是他們在將自身所處的物理定律向外拓展，從而本就需要與自然定律做斗爭），而是在與另外一股文明進行較量。到了這個時候，繼續主導事態發展的就不再是物理定律的轉化與抗爭了，而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兩個文明之間需要交流，但又幾乎沒可能直接進行這種交流，因為生命不可能從一個時空疇來到另一個時空疇而不滅亡[20]。
因此，無論哪個文明，都必須由獨自奮斗開始，以尋求突破。繼續之前的發展策略就算不是徹底危險的，至少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他們與其冒冒失失地與一個新時代中可能遇到的危險做正面沖突，還不如先設法進行溝通，從而結合成一個個文明聯盟，雖然這種聯盟并沒有被事先安排過。再一次，這樣的一種情況并不是同時在全宇宙發生的，但最終引導那些始文明們走向了星際博弈的第三階段，而這一階段延續至今。事實上，整個宏宇宙（所有不同時空疇構成的整體，也就是發展過的始宇宙）中所有超古文明聯盟之間的博弈都在朝著一個越來越團結也越來越規則的方向演進。每個超古文明聯盟就好比一艘大船，聯盟中的超古文明又好比這艘大船上的船員，而這艘大船正在風暴肆虐驚濤迭現的汪洋中掙扎前行——雖然他們可能并不知道別的船的情形，但直覺告訴他們——怎么不會呢？——團結在一起才能掌握優勢。
在這場星際博弈中，每一位玩家都會遵守“最大-最小原則”，即每位玩家都朝著利益最大化、損害最小化的方向來修改周遭環境。因此，現在的宇宙就是這場星際博弈的產物——每個集團每個文明都試圖以最大-最小原則來修改物理定律，其最終結果就是沒有一個物理定理會占據優勢，從而導致現在的宇宙和始宇宙中時空疇林立的景象截然不同，變得均勻且各向同性[21]。這就是愛因斯坦所發現的我們的宇宙的基本屬性，其實是各不同超古文明相互博弈的結果——那些超古文明雖然相隔億萬光年，但由于在一開始就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占據了特殊的優勢，從而最終博弈的結果卻是彼此不得不站在相同的環境中，從而宇宙整體上來說是處處相同的（對自然規律而言）。并不是唯一的物理定律給出了這場星際博弈的戰術策略，而是這場星際博弈的戰術策略給出了唯一的物理。為者宇宙，利者宇宙（Id fecit Universum, cui prodest）[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