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為您準備的生動有趣的極簡婚姻史、極簡經濟史、極簡科技史、極簡人口史、極簡教育史……
與前作《理性樂觀派》一樣，作者馬特.里德利旁征博引，一本幾十萬字的書就像一部縮略版世界文明簡史，讀起來有趣有料；同時，這本書的觀點既簡單又震撼，那就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非出于人類的設計。稍微擴展解釋一下：萬事萬物都不是某個神或某群人事先設計、從上向下規劃好的，而是各種要素自發的、不可抵擋的、自下而上的、由內向外的、增量式漸進變化。
我們都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這本書其實就是在證明進化論在不同領域的普適性。
那好，讓我們從書中抽取一些片段，做一些浮光掠影般的解讀，希望能讓你在不知不覺中，饒有興味地完成世界觀的升級。
一、一夫一妻從何而來又將走向何方
如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絕大多數地區，人們都遵從一夫一妻制度。為什么這樣規定呢？這個制度是誰設計的呢？是國家、上帝、先知嗎？
沒有設計，也沒有規定，一切都自然而然地發生。
要知道，幾百年前，世界各地一夫多妻制也很普及，普及得你要是去散布一夫一妻制就是造反、就是妖孽。但只要我們再往前看，竟然發現狩獵采集社會大多是一夫一妻制。這就怪了，要知道，哺乳動物是很少有這種情況的，反而是鳥類比較常見。
事情大概是這樣的，原始社會時期，男性為了確保自己的基因得到延續，必須守住女性，女性又需要男性給自己和孩子提供食物，遂結成了較為穩固的紐帶。
一夫多妻制和大約一萬年前農業文明的出現時間是同步的，當一些男性積累了足夠的財富和權力，就可以收買、恐嚇其他男性，并吸引地位比較低的女性成為自己的妻妾。
后來，一夫多妻制開始分化，一夫多妻制執行得越好的地方，暴力越嚴重，比如游牧民族，因為大量地位低的男性性生活常常得不到滿足，通過打架釋放多余的力比多是他們唯一的途徑。在貿易城市逐漸發展起來的地方，一些高貴、有權的女性開始反抗丈夫納妾，同時，宗教興起，尤其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弱勢宗教——基督教的早期教父們發現，一夫一妻制對于社會地位低下的男性極具吸引力，大家一拍即合，如獲至寶。
雖然，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繼續較量了若干回合，比如17世紀克倫威爾治下的英國一夫一妻制占據上風，可一到查理二世登基一夫多妻制就非正式地回歸了，他本人更是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從不懈怠，閱人無數。隨著商人階層的崛起，一夫一妻制最終征服了貴族，《婚姻與文明》講到，與此同時，歐洲的整體和平隨之到來。
由此可見，婚姻制度并非某個神或一群聰明人想出來的，而是一步一步演化來的。當下一夫一妻是主流，因為選擇一夫一妻制的社會，性活動僅在獨占的婚姻關系內發生，年輕男人們更為馴服、更愿意去工作，社會凝聚力更強，犯罪率更低，性別比例更平衡，也就有了更強的生產力，更容易擴張。
慢著，要知道這個制度還在演化。隨著福利國家的崛起，一夫一妻制有瓦解的趨勢，一些女性認為這份契約是對自己的奴役，于是放棄婚姻，靠社會救濟，或是來來往往的男性維持生計。這并不值得大驚小怪，當事實出現你不能去改變事實，你得改變認知。不妨看看這個例子，你就會更明白婚姻制度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進化體——幾百上千年前會被處以極刑的同性婚姻現在在一些地方合法了，而那時司空見慣的和未成年人發生關系則會被法辦。
二、看不見的手
據說，如今全球大多數人都有一大恨——恨貧富不均。憤慨歸憤慨，不知大家想過沒有，窮人和富人在房子、車子、床、空調、冰箱、糧食、自來水、電腦、手機、營養、防疫，這些必需品方面的差距并沒有那么大，甚至在不斷縮小。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經濟增長了。那經濟增長肯定有一個偉大的宏觀設計吧。沒有。
177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書《國富論》，講到是商品交換帶來了勞動分工，分工帶來了專業化，更多專業化帶來了更多商品交換，正是這個良性循環促成了經濟繁榮。斯密有一個無比牛逼的比喻——“看不見的手”。他認為，每個人都精心算計，每個人所盤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若干這樣的情況匯聚在一起，就像受到一只無形之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
接著，大衛.李嘉圖又提出了可稱為經濟學最堅固的理論之一的“比較優勢”，補上了亞當.斯密關于勞動價值理論的漏洞。簡單說就是：我和你兩個人，哪怕我每個方面都比你強，或者每個方面都和你一樣，只要我們合作，都能實現雙贏。同樣，這個合作不需要設計。
但是，即使完全順著斯密和李嘉圖的思路，也會發現，人口越來越多，“蛋糕”總量到一定程度再難做大，怎么辦？這個問題直到一個世紀后，才由約瑟夫.熊彼特給出答案。他認為，大多數企業家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樣大大的壞，他們是創新家，靠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廉價來戰勝對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必然會帶來消費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創新相比，交易所得的收益、分工實現的效率、實踐獲得的進步，都顯得黯然失色。熊彼特最具智慧光芒的一句話是“創造性毀滅”，簡單說就是為了實現整體經濟健康發展，個別企業必須去死——這不就是自然生態系統的運行方式嗎。
就此，熊彼特補上了斯密和李嘉圖留下的缺口。從斯密到熊彼特，都說明經濟發展就像生態系統一樣演變，“看不見的手+創造性毀滅”就是達爾文進化論的經濟版，沒有設計，只有，基因變異，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得到傳播，不適者亡。
三、科技想要什么
提到科技，我們總是想到那些仿佛得到過神啟的天才，真是如此嗎？
在愛迪生發明點燈之前，至少有23個人發明出了某種形式的白熾燈泡；伊萊莎.格雷和格雷厄姆.貝爾同一天申請了電話專利；牛頓和萊布尼茨幾乎同步獨立發明了微積分；達爾文和華萊士關于進化論的想法幾乎一樣；愛因斯坦想到相對論的時候，亨利.龐加萊和亨德里克.洛倫茲也已經想到了；大家更為熟悉也極為后怕的就是，二戰期間美、法、德、蘇有6個團隊在相互獨立情況下，都發現了核鏈式反應“四因子公式”……
在K.K大名鼎鼎的《科技想要什么》里講到，我們知道溫度計有6位不同的發明者，皮下注射針頭有3位，疫苗有4位，小數有4位，電報有5位，攝影術有4位，對數有3位，蒸汽船有5位，電氣鐵路有6位……
所以，你大可感激是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讓你用上了搜索引擎，是史蒂夫.喬布斯讓你用上了智能手機，但記得適可而止，沒有他們，你今天也用上了。
哪怕把目光放遠一點，我們會發現：刀始終出現在火的后面，人類墓葬始終出現在刀的后面，石拱先于焊接……
科技，就像一種實體，不斷進步，不是人類推動了技術進步，而是技術找到了發明它的人。用K.K的話說：“技術元素想要的是如同演變所開創的局面”。技術變革是一個遠超我們想象的自然現象，在這里，發明家的英雄故事出局了，取而代之的是技術創新勢不可擋的無情漸進。
四、丘吉爾、羅斯福和希特勒都相信的一個道理
接下來，與前面不一樣，我們來看兩個自下而上模式的反例，也就是采取自上而下模式的領域。
1798年，富有的數學家、教師兼牧師羅伯特.馬爾薩斯發表了對后世影響至深的《人口論》，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里，他有很多粉絲，包括同時代的大牛達爾文、李嘉圖、斯賓塞、高爾頓等等，后來者還有大名鼎鼎的溫斯頓.丘吉爾、西奧多.羅斯福這些。
據說，李嘉圖很夠哥們，在滑鐵盧之戰打響前讓馬爾薩斯和他一起買英國國債，馬爾薩斯同學小心翼翼地投了一筆錢，當晚就徹夜難眠，第二天就反悔了。結果，戰爭一結束，李嘉圖一夜暴富，25歲的他財產就上了200萬英鎊。大哥，那可是200年前的200萬，英鎊啊。馬爾薩斯同學只有繼續在徹夜難眠中輾轉反側了。但馬爾薩斯同學品行還是不錯，他既然對人口過剩很擔憂，那就以身作則，自己40幾歲才結婚，做到了晚婚晚育。
1819年，已是議員的李嘉圖在下議院發表了代表精英群體的典型性意見，他認為如果為貧民及子女提供幫助，他們就會繼續猛生孩子，人口增長將漫無止境，世界將會越來越差。
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表哥的神作深深刺激了時年37歲的弗朗西斯.高爾頓，尤其是書中的第一章“家養狀況下的變異”對他可謂醍醐灌頂，已在多個領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他毫不猶豫地全身心投入其中。
1869年，高爾頓的名著《遺傳的天才》出版，核心觀點是：遺傳稟賦的意義遠高于后天教養，所以對于社會的發展而言，優生重于教育。達爾文去世的第二年，高爾頓發表名著《人類的才能及發展》。在這部書里，高爾頓從希臘語當中表示“優秀”的“eu”和表示“生育”的“genics”拼合成“eugenics”，中文翻譯成“優生學”，它很可能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對人類的生死存亡影響最大的一門學科，很多重大的社會思潮與社會事件都可以或明或暗地關聯到高爾頓身上。
那時，優生學成了一門嚴肅的科學，歐美精英圈子不推動優生政策簡直就是政治不正確，接下來，就只有悲劇。
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饑荒，100萬人死亡，因為首相約翰.羅素、愛爾蘭總督克拉倫登等高層精英認為，發放少量食物讓人勉強活著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好處。
1877年，利頓擔任印度總督，盡管有充足糧食，拒不賑災，還叫停若干私人賑災行為，造成上千萬人死亡。接下來，世界各地還上演了“國有化婚姻”、“強制絕育”等多重鬧劇。直到前上世紀70年代，美國等發達國家對非洲、印度等貧窮國家的援助，仍然有控制人口的條款。
而最悲慘的莫過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累累白骨，因為，哦！希特勒也是馬爾薩斯、高爾頓的粉絲。
很難想像經濟學巨匠李嘉圖會說出那種話，因為按照他的“比較優勢原理”，人多了就會擴大分工合作就能把蛋糕做大啊！他那番話無疑是一種固定的存量思維。同時，他還犯了一個根本性錯誤，經濟學巨匠犯了一個經濟學低級錯誤，窮人猛生孩子恰恰因為沒有足夠的保障，每多生一個就增大了富裕的幾率，因為說不準哪個孩子將來就烏龜變鳳凰了呢？窮人也是理性的經濟人，而非天性貪圖享樂，也非晚上沒娛樂活動只好早早上床開展成年人游戲，如果老年生活有保障，誰愿意受多生多付出的苦呢？今天的八零后一定深有同感吧。
可見，幾百年來，哪怕這些不同領域不世出的天才們，不約而同想自上而下地去強制干一件事，比如控制人口增長，結果卻也是無功而返，落得個倒行逆施的惡名。事實證明，人口爆炸的解決方案是自發的，是一種漸進的計劃外現象，因為變得更富裕、更健康、更自由、更多的教育，人們開始組織規模更小的家庭。
不知大家對如今熱議的老齡化有什么看法？
五、你確定是教育帶來了經濟增長
如今世界各國的教育，大多是自上而下設計的公立教育，效果如何呢。
很長一段時間，人類歷史上的教育都是以私塾方式展開的，19世紀初，像古希臘那樣學生圍著老師散步的學習方式步入了黃昏。
1806年，被拿破侖打敗的普魯士不甘屈辱，果斷采納本國著名公知威廉.馮.洪堡的建議，制訂了嚴格的義務教育方案，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普及科學文化知識，而是把青年男性培養成服從命令、不敢逃跑的士兵。1843年，公認的美國公共教育創始人之一，賀拉斯.曼訪問普魯士，深受啟發，奉為圭臬，回國后立即模仿建立公立學校，他的目的，同樣不是為了提高識字率這些，而是把不守紀律的孩子變成講究紀律的公民。這就是現代教育的興起的源頭，以及那些荒唐的初衷。
國家公立教育的逐步做大，伴隨著對私立學校的打壓，后果就是教育水平的惡化。著名的愛因斯坦同學就忍不住說，“現代教育方法竟然沒能徹底扼殺人們探索的神圣好奇心”，簡直是個奇跡，“在這個精致的小工廠里，除了刺激缺少的主要是自由”。
不得不說，從經濟的角度看，公共教育對于節約教育資源壓縮教育成本是有一定用處的，大家都知道，工業化流水線式生產是很節約成本的，就像現在大家爭論不休的飼養和放養、有機蔬菜和無機蔬菜，兩者成本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提倡公共教育者最常見的也最強有力的辯詞則是“教育帶來經濟增長”。
真的嗎？據世界銀行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和經濟增長之間確實有關，但是負相關關系，也就是投入越多資源擴大教育體系的國家，經濟發展比投入少的慢。埃及、阿根廷、菲律賓等一個個例子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越是采用中央計劃，教育系統越好，經濟表現越糟糕。
咦，不對呀，我們身邊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不都是比低學歷的人更富有嗎。是的，沒錯。通過考察香港等地的情況發現，人們是一賺到錢就送孩子去優秀學校，而不是他送孩子去了優秀學校畢業后賺到了錢。也就是說，這個因果關系是，經濟發展了教育就自然跟上了，而不是教育推動了經濟發展。
從教育的例子我們再次看出，自上而下的模式并未取得應有的效果，反而是近幾十年“死灰復燃”的私立學校興起探索出一條人才培養的新路。當然，這不是完全否定公立教育，而是要擺脫19世紀初延續至今的這種學校指導模式，要因材施教，讓學生自主學習。
六、個人看法時間到
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最迷惑的就是：“自下而上”這么好，為什么不方方面面都執行呢？首先，我們要知道作者看問題的角度，屬于一種“大歷史觀”，他的視野跨度很大，用以指導當下并不一定就好；其次，我們必須認識到時代局限性，以及發展的漸進性，就像K.K說的技術發展有若干小站點和大站點，速度再快有些大站點你還是無法繞過的，比如摩爾定律接下來就有可能失效，因為元器件我們還可以再增加，但發熱我們快控制不住了；再次，任何事物都要講成本與收益，就像教育，全面否定公立教育肯定也不可行，我們需要知道的是漫灌式教育不可取，要以學生為主，讓學生自發學習；第四，我們要懂得中庸之美，哪個領域都做不到絕對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最佳的狀態永遠是一種貌似不平衡的平衡態。
最后，我想說一句有些膽大妄為的話，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爭執或許沒必要，我發現，其關鍵在于，哪種方式更適合大量低成本試錯和把蛋糕做大，這正是進化論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