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解，每章一讀。

文：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于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虻負山也。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解：

肩吾聽日始中說“君人者以己出經世義度”，與《大宗師》章八堯謂意而子“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異曲同工，都在宣揚儒家（或世俗）規范的適世性。

本章的比喻很有意思。“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鳥兒通過高飛來躲避羅網弓箭的傷害，鼷鼠深藏在社壇底下，來避開煙熏鏟掘的禍害。根據前后文，文本將遵守“經世義度”比作“高飛”“深穴乎神丘之下”，將“經世義度”的背離面比作“矰弋”“熏鑿”。以通常理解，世俗規范大多約定俗成，人與人彼此尊重規則，社會趨于穩定，怎么就有害呢？其實，正是因為某些“約定”已成常理，就同時產生了相對抗的反面。有“仁”就有“不仁”，有“義”就有“不義”，自然就有害生。不過，這只是世俗層面的理解。文本顯然不屑于此般闡釋。世俗的約定，不管“義”還是“不義”，都其實戕害了人的本性。具體而深入地講，因為“矰弋”“熏鑿”，甚至“經世義度”等的設置，人性的豐富性被動淡然了，或者說，更加狹隘地集中了。文章最后寫到，“而曾二蟲之無知”，來說明人更會“趨利避害”。換句話說，人的本性更受到殘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