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的銘文每每包含了最第一手的重要歷史信息，對一件青銅器的市場附加值往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兮甲盤腹內銘文十三行計一百三十三字，因內有重文四字，故史籍有言其一百二十九字或一百三十字的區別。

兮甲盤銘文整篇的大意是：

在五年三月既死霸的庚寅日，周王開始到“3、4”地區討伐獫狁。兮甲跟隨周王，殺敵俘獲，圓滿功成。王賜給兮甲四匹馬和駒車，命令他征收管理成周與周邊的糧草，范圍至達南淮夷地區。南淮夷過去就是我周朝的賦貢之臣，不敢不交納他們的絲織物、糧草和勞役。他們的商賈不敢不到周朝管理的集市貿易。敢不執行命令，就施加刑罰，進行征討。希望我周朝諸侯百姓的商賈全部到集市去，不能再非法貿易，否則同樣處以刑罰。兮甲制作這件青銅盤，希冀長壽萬年無疆，子孫后代永久珍用。

銘文中包含了兮甲盤的幾大歷史密碼：

第一是器主。典籍對此盤有“伯吉父匜盤”、“兮田盤”、“兮伯盤”、“兮白吉父盤”、“兮甲盤”等名，稱謂差異源于先秦姓、氏、名、字的使用。在秦漢以前，姓和氏為兩個概念，《資治通鑒外紀》云：“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通志·氏族略》有言：“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名乃自用，字多是對名的補充解釋，互為表里，故又叫“表字”。作為貴族的兮甲，兮是氏，甲是名，字伯吉父。

王國維《兮甲盤跋》認為：“甲”是天干的開始，而“吉”也有開始的意思，如月朔為吉月，一月前八天是初吉。銘文前半段，對周王稱自己名，作“兮甲”，后半段記自己做器，故稱字“兮伯吉父”。“兮田”則是金文中“田”、“甲”二字相似導致隸定之誤。王氏進一步推測，“兮伯吉父”便是《詩經·小雅·六月》中“文武吉甫”、“吉甫宴喜”中的“吉甫”。《詩經·大雅》的《崧高》和《烝民》皆有“吉甫作誦”句，《毛傳》開始于字前加“尹”，尹是官職之名，《今本竹書紀年》也錄有“尹吉甫帥師伐獫狁。”綜合文獻資料，可知尹吉甫是當時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是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主要采集者，歷史地位舉足輕重。

2009年4月23日，“中華詩祖”尹吉甫（兮甲）的墓碑紀事碑（刻有墓志銘），在湖北十堰市房縣青峰鎮松林埡宋家溝水庫壩中心底部出土。

第二是年代。開篇王年、月相、日干支三者齊備，王國維依據《長術》，推周宣王五年三月乙丑為朔，庚寅為廿六日，正與既死霸相吻合。對兮甲盤干支日的推算，學者歷來各執一詞，但年月的認定基本一致。中國歷史上，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 年）始有確切紀年，十四年后，周宣王繼位。兮甲盤所述的“五年”就是公元前八二三年。

第三是獫狁。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一文中，王國維論證鬼方、昆夷、葷粥、獯鬻、獫狁實屬同一族群，即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匈奴。自殷商起，他們被華夏地區冠以不同稱謂。獫狁一名，于厲王至宣王兩代在文獻、金文中頻繁出現，足見侵擾之甚。而《紀年》有“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太原。”“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詩經》又有“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太原一地不會同時出現兩戎，由此可知，在西周晚期，獫狁又喚作犬戎。

第四是地望。《兮甲盤跋》考據音韻，認為這一用兵之地正是《春秋》的“彭衙”。彭衙在漢代是左馮翊衙縣，位于洛水東北。這里的洛水屬渭河支流，地處陜西，非河南伊洛。玁狁犯周，自洛水向涇水進發，周王朝的防御在這里符合地理實情。虢季子白盤有銘“博伐玁狁于洛之陽”，也可左證便是彭衙。

根據知名考古學家郝本性先生的考證，中國國家博物館現藏的虢季子白盤，有銘文一百一十字，乃韻文，且同為西周晚期宣王之器。而該盤銘：“搏伐玁狁，于洛之陽。”此盤一百三十三字，盤銘：“王初各伐玁狁于 ，兮甲從王。”玁狁為周西北方少數民族，春秋時，在秦國晉國的追擊下，被迫遷往伊洛一帶。當然，夷、宣時的多友鼎、不簋、逨鼎均提到與玁狁作戰。兮甲盤在記載此事時，更充實了物證。從這一方面看，已具有極為重要的歷史價值。

兮甲盤銘結合《今本竹書紀年》所記：“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詩經·小雅·六月》的“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印證補充，大抵還原出那一年戰火紛飛的場景。在宣王五年三月，玁狁侵擾周王朝，雙方爆發戰爭。兮甲跟隨宣王親征獲勝，旋即被派遣至成周。在那里，兮甲嚴明政令，管制諸侯，并施壓南淮夷，征收到大量戰爭所需的人力物力。至六月，兮甲率軍再次出征，大捷而歸，暫時平息了王朝的西北邊患。宣王在位四十五年，重用賢良，國力重復，南征北伐，諸侯來朝，是西周中興之主。可以說，傳奇的兮甲盤成為了一代盛世的明證。

所以，在西周晚期，從黃淮一帶通往陜西宗周，也是一條“絲綢之路”。

由此而知，兮甲盤是西周王朝同東方各族之間的政治、經濟往來和融合的見證物，兮甲盤，也稱得上是“一帶一路”概念的藝術珍品。

器中銘文一百三十三字，記載中央王朝西周周宣王的歷史，從政治穩定、社會制度、經濟發展多角度記錄一個正在崛起的偉大文明古國。

其出版著述，自南宋初年起，途經宋元明清歷代金石學大家，多達百余種。是已知國內拍賣市場中銘文字數最多、出版著述最多，級別最高、分量最重的青銅器。

一，所涉人物級別之高前所未有。周宣王為西周倒數第二王，開啟了“西周中興”之盛世。國家博物館鎮館之寶“虢季子白盤”即是周宣王所銘，且比兮甲盤要晚七年。 兮甲就是尹吉甫，是當時的軍事家、政治家和大詩人，文武雙全。他是《詩經》的主要編纂人，保留和弘揚了中國早期文化，被認作“詩祖”。

二， 記載保衛國土、穩定南北邊疆。兼及與少數民族之關系。兮甲跟隨周王北伐匈奴獲勝，保衛北方國土。又治理南淮夷，維護了王朝東南邊疆的穩定。“虢季子白盤”同樣記錄北伐之事。

三， 記載建設法制、完善社會制度。兮甲監督貢賦，規范商貿，嚴明法律，是治理國家的重臣。孔子尚欽周禮，周代之制度也可謂中國后世一切制度的鼻祖。

四， 記載開展貿易、絲綢之路萌芽。南淮夷向周的進貢主要是絲織品，線路自黃淮到陜西，即是早期的“絲綢之路”。

五，流傳為宋代以來金石學及其他學問之縮影。宋代以降張掄、鮮于樞、陸友仁、吳式芬、陳介祺、吳大澂、羅振玉、王國維、容庚、郭沫若、陳夢家等幾乎所有重要之金石學著作均記錄這件名器！

讓我們用晚清民國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的一句評論來作為今天這條推送的結尾吧。

王國維將兮甲盤和臺北故宮的名器毛公鼎作，稱“此種重器，其足羽翼經史，更在毛公諸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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