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昭連，南開大學古代小說戲曲研究室教授
摘自：《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原題為“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語氣詞非口語說”。
文言語氣詞的“產生”
關于中國文字的產生，雖然學界還有爭議，但公認甲骨文已經發展到成熟的階段。根據目前對甲骨文的研究，其中不乏各種語氣，疑問的語氣是最常見的。但這些問句中有沒有語氣詞，哪些是語氣詞，研究者的意見并不統一。老一輩學者如郭沫若、陳夢家、管燮初等先生都認為甲骨文中是有語氣詞的。不過他們提出的語氣詞數量很少，只有“乎”、“不”、“才”（即“哉”）等幾個；而就是這幾個，也沒有得到國內外大部分語言學者的認可，隨著研究的深入，可以說這幾個“語氣詞”已經被排除。
有關語氣詞的產生，王力先生《漢語史稿》有如下論述：“在西周以前，漢語可能沒有語氣詞。”語氣詞產生于春秋以后，這是有大量文獻可以證明的。從《尚書》開始，《詩經》、《左傳》尤其是《論語》及戰國其他諸子著作，都有大量各類語氣詞。
但引起筆者注意的是《論語》之前的這一時段。按照通行的說法，《尚書》、《詩經》成書于春秋中期或稍前，《左傳》、《論語》成書于春秋晚期或戰國初期，前后相差才二三百年，語氣詞卻從無到有，由少到多，迅速發展到完備的階段，這種“爆發”式的語言現象，應該如何解釋？是否符合語言的發展規律？從古至今，并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大家似乎都不認為這是個問題。考慮到上述幾部經典多多少少都與孔子有些聯系，孟子說“孔子懼，作《春秋》”，史馬遷謂孔子“刪詩”由來已久，《漢書·藝文志》也說《尚書》乃“孔子纂焉”，那么這十幾個語氣詞從在書面語中開始出現，到大量運用，也許根本沒用二三百年的時間，而是同時出現的。假如事實果真如此，聯系到當下語言學家們的共識，文言語氣詞也是古代口語，那么這種現象就更加不可思議，問題也就顯得更嚴重。一個民族的語言，在二三百年間甚或在某一時間點，突然出現了一整套以前所沒有的語氣詞，那么它出現的最初動因是什么？在古代傳播手段相當落后的情況下又是如何在全民口語中迅速普及的？又是如何進一步在戰國書面語中廣泛運用的？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必須有一系列令人信服的解釋，否則，以往有關此一問題的種種議論，豈不成了無的放矢之說？
文言語氣詞是何時“消失”的？
除了文言語氣詞的出現過于突然，它的消失也很神秘。王力先生說：“漢語語氣詞的發展有一個特色，就是上古的語氣詞全部都沒有留傳下來，‘也’、‘矣’、‘乎’、‘哉’、‘歟’、‘耶’之類，連痕跡都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來自各方面的新語氣詞。”如此重要的一類詞，突然某一天在口語中消失得“連痕跡都沒有了”，雖然王力先生將這種矛盾現象說成漢語發展的“一個特色”，但這個“特色”是否符合語言的發展規律呢？更奇怪的是，被口語棄之如敝履的“之乎者也”，卻被書面語奉之若神明，甚至成為文人身份的標志，斯文典雅的象征，持續使用了兩三千年。正因為這種現象難以理解，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觀點，千方百計地尋找文言語氣詞與近代漢語語氣詞的聯系。筆者認為，既然古代口語中確實存在過文言語氣詞，那么首先搞清它們是何時“消失”的，才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消失”的原因，最終解開這個語言史上的“千年之惑”。
明清口語中有無文言語氣詞？
明清口語中有無“之乎者也”？若非專業研究者可能不敢輕意回答，但古代語言、文學研究者大多應該明白，答案無疑是否定的。明清是古代小說、戲曲的繁榮期，白話已占據了書面語的大半“江山”，在《金瓶梅》、《紅樓夢》等最接近口語的作品中，并無“之乎者也”之類。《紅樓夢》作者在第一回借石兄之口說：“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說明曹雪芹是反對作品人物滿口“者也之乎”的，因為這“不近情理”，亦即不符合生活的現實。其實，不但鬟婢們口語中沒有“者也之乎”，就是公子小姐口中也不會有，口語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全民性，同一時代不可能存在兩種語氣詞。清代語言學家對此問題也有明確回答。清人袁仁林著有《虛字說》，明確表示當時口語中并無文言語氣詞。他說：“五方殊語，莫不隨其語而聲情以具，俗所謂口氣也。……當其掉舌時，何嘗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聲則可以諸字括之而無余。”他在強調虛字的語氣功能時，明確指出“焉”、“哉”、“乎”、“也”這些語氣詞，在口語中是不存在的。
明清之際的李漁主張寫文章要“一氣如話”，他說：“千古好文章，總是說話，只多‘者也之乎’數字耳。”如果口語中有“者也之乎”，他只說“千古好文章，總是說話”就夠了，不會再加上“只多‘者也之乎’數字耳”這一句。顯然，李漁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說話”之外的。
? ?宋元口語中有文言語氣詞嗎？
答案也是否定的。宋元是近代漢語發展成熟的時期，白話語體已經滲入多種文體，只要看看宋代通俗詞派、宋儒語錄、宋元話本小說及元曲這些接近口語的作品，就會發現書面語中已經出現了一套全新的語氣詞，這才是真正活在口語中的語氣詞。雖然這些作品仍有少量文言語氣詞在使用，但那顯然只是一種文人作文的仿古“慣性”使然。金元戲曲中借“之乎者也”諷刺文人的情節也不少，如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四：“俺捺撥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賣弄能言語，俺錯口兒又不曾還一句。”關漢卿《單刀會》第四折：“我根前使不著你‘之乎者也’、‘詩云子曰’，早該豁口截舌。”這都說明迂腐文人把書面語中的“之乎者也”搬到口語中來，下層百姓是不接受的，而且認為那是很可笑的行為。前述明清小說曲以“之乎者也”為口實諷刺文人，不過是繼承了元雜劇的傳統。
元人盧以緯撰古代第一部虛詞專著《語助》，用當時口語釋文言虛詞。比如他釋“之”：“多有‘底’（平）字意”，此處“底”即現代漢語結構助詞“的”；釋“亦”：“是俗語‘也’字之意”；釋“已”：“此有俗語‘了’字之說”；釋“甚”：“猶吳人俗語‘曷’字”。可見元代“底”、“也”（副詞）、“了”、“曷”才是真正的口語，而“之”、“亦”、“已”、“甚”都是書面語詞匯。盧元緯還將“不亦說乎”譯為“莫不也有喜悅處嗎（平）？”可見“嗎”是元代口語，“乎”則不是。
另外，元雜劇及朝鮮人學漢語的教材《老乞大》中，還有“里”、“么（末）”、“著”、“那”、“罷”、“呵”、“來”等新出現的語氣詞，這些才是真正的口語，而且直到現在大多仍然活躍在口語中。
? 唐代口語中也沒有文言語氣詞
在很多的觀念里，唐代既是一個“詩的時代”，而且韓柳的古文也影響深遠，成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語應該是文言體。其實這只是書面語留給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語中同樣是不存在的。最明確的一個證據見于柳宗元《復杜溫夫書》。柳在信中批評杜生說：“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柳宗元在這里所說的“助字”，就是指的語氣詞。他認為“乎、歟、耶、哉、夫”這幾個“助字”是表疑問語氣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語氣的。作為古文大家，柳宗元對文言語氣詞的認識肯定要比一般作家深刻，“疑辭”、“決辭”的分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唐人對此問題的最高認識水平。后來《馬氏文通》將助字分為“傳疑”、“傳信”，就是繼承了柳宗元的說法。
古代語言、文學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這段論述，文學史家贊其提攜后進，語言學者則肯定其第一次將語氣詞分為傳疑、傳信二種，這都有道理。但筆者更關注的則是杜溫夫其人。杜溫夫何許人，已難以查考。但據《舊唐書·柳宗元傳》載，宗元刺史柳州后，“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于時，時號柳州云”。這個杜溫夫兩月之內給柳宗元寫了三封信，還寄了十卷文章，讓柳“指正”。柳不但給他回了信，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分不清這幾個最常見語氣詞的基本用法。從情理上推測，杜生雖然未必稱得上“名士”，起碼也算得上當時的一個“寫家”，但他何以連疑問句要用疑問詞，肯定句要用肯定詞這么簡單的知識都不懂呢？如果這些語氣詞就存在于唐代口語中，而這位不懂用法的年輕人又如何與人進行口語交流呢？他難道會在向別人發問時用肯定語氣，而在回答別人的問題時反而要用疑問語氣嗎？
我們知道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用錯某個詞并不稀罕，但不分“啊、嗎、呢、呀”將語氣詞混為一談的現象，卻是很少見到的，甚至完全沒有。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口語中“啊、嗎、呢、呀”表示著不同的語氣，要表達什么語氣就用相對應的語氣詞，這是連呀呀學語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知識，只要把口語“照搬”到書面語中，就不可能發生用錯語氣詞的問題。杜溫夫竟將“乎、歟、耶、哉、夫”及“矣、耳、焉、也”混而為一，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錯誤，原因何在？只能有一種解釋，即唐代口語中并不存在這些語氣詞，而他又沒從前人的文言書面語中體會出這幾個語氣詞的用法，故發生錯誤也就不可避免了。柳宗元為杜溫夫提的建議也說明了同一問題：“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
魏晉南北朝時期如何？
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在《章句》篇對語氣詞“兮”字在詩中的作用有一番議論。他說：“又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余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劉勰首先指出“兮”在《詩經》與楚辭中的不同用法，并認為“兮”字僅起到“語助余聲”的作用，并無實在的意義。所謂“文義”，這里是指詩歌的內容，包括詩歌所表達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說，劉勰認為《詩經》、楚辭中的“兮”字，與詩歌的思想、情感無關。同時，劉勰還以魏武作詩不用“兮”字來支持自己的論點。經查，曹詩中不但不用“兮”字，也不用其他文言語氣詞。
何以如此？劉勰解釋說，魏武不用“兮”字，是因為“兮”字“無益于文義”。如果“兮”字原本就是口語詞，而且據楚辭的使用頻率來看，幾乎是句句離不開的，曹操何以有“無益于文義”的看法呢？口語中的所有語氣詞都有自己的功能，包含著作者的喜怒哀樂與態度傾向，是情感色彩最強烈的詞類；而詩本來就是言志言情的文體，曹操正可用之抒情達意，為什么反而拒之不用呢？這說明曹操否認“兮”字的抒情功能，不認為它對自己的言志言情有什么作用。若“兮”字是魏晉南北朝口語，那么曹操拒用“兮”字及其他語氣詞就是不符合邏輯的。現代的研究者認為，楚辭中的“兮”字并不代表一種固定的語氣，在不同的上下句中，可用“之、其、以、而、于、夫、乎、與”等多種虛詞置換。也就是說，“兮”既能代替多種虛詞，又能被八種虛詞代替，它的語氣是游移不定的。如果說書面語中的“兮”字，讀者尚可細細地揣摸到底哪一種語氣的話，那么在口語交流中，一個含有八種可能性的語氣詞，究竟讓人如何理解呢？試想，口語中能有這種似是而非的語氣詞嗎？
漢代的口語中有無語氣詞？
對于秦漢書面語與口語的關系，學術界的共識是認為二者一致或基本一致。但種種跡象表明，書面語中的文言語氣詞并未在口語中存在過。理由有二：
其一，先來看看東漢時期。佛教東傳至中土，不久就開始進行佛經的漢譯。梁啟超在談及漢譯佛經的文體特點時說：“吾輩讀佛典，無論何人，初展卷必生一異感，覺其文體與他書迥然殊異。”異感從何而來？他舉出譯經有十個特征是中國傳統文體所沒有的。首要一個特征就是“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謙流之譯本）。”說“一概不用”太絕對，但漢譯佛經中的文言語氣詞大大少于中土文人著作，有的譯文幾近全無，確是一件不爭的事實。
漢譯佛經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研究者曾作出過各種解釋，但都沒有接觸到問題的實質。其實，道理很簡單，正因為這些語氣詞在當時的口語中并不存在，而早期譯經又主要是以口語進行，譯經中自然就沒有或很少文言語氣詞。譯經中尚存的少量語氣詞，也并非出自譯經僧之口，而是擔任筆受的中土文士記錄、潤色時所加。漢譯佛經語體有一個明顯的規律，譯經僧的中土文化素養愈高，文言語氣詞就用得愈多，譯經的文言程度就愈高；反之，則愈低。
東晉的僧肇評價支謙的翻譯“文勝于質”，也就是更接近傳統文言，與安世高譯經正相反。語氣詞的口語色彩在各種詞類中是最為強烈的，如果漢代口語中有文言語氣詞，而主張以口語宣傳大眾的譯經僧正求之不得，為什么反而棄之不用呢？這顯然是不符合邏輯的。相反，與之同時出現的《漢書》，雖然在虛詞的使用上已經比《史記》少得多，但仍然“之乎者也”滿篇，以致時人居然看不懂。
《后漢書·班昭傳》云：“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馬融出生于公元79年，十幾年后班固才去世，二人算是同時代的人。班固寫的書，且是寫的本朝歷史，馬融還要跟著老師學斷句，大部分人也都讀不懂；而且未及百年便注家蜂起，至漢末魏晉竟多達二十余家，既注釋名物制度，最多的則是對《漢書》中的字詞注音釋義。如果《漢書》用的是時代口語，人人都懂，何用注釋？事實只能是，漢代口語中并沒有“之乎者也”之類詞匯，而譯經僧又沒有能力模仿書面語的寫法，所以漢譯佛經才更接近口語。相反，中土文人仿古成習，學的是先秦寫法，仍然使用了大量古代書面語詞匯，正是這些詞匯造成了閱讀障礙。后世人也都覺得文言難學，難讀更難寫，其實與漢代人讀不懂《漢書》是出于同一個原因。
其二，由東漢末上溯四百年，再看西漢初的口語中有沒有文言語氣詞。漢初劉安《淮南子·說林訓》曾云：“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矣，相去千里。”很多語言學者都引用過這段話，用來說明“也”與“矣”的不同用法。筆者認為，如果換一種思維方法來思考，這句話所能說明的問題，遠比談兩個詞的用法更為重要。所謂“相去千里”，顯然是說這五對詞的含義與用法有重大區分，提醒使用者注意。同時說明這幾對詞在當時用錯的人應該比較多，甚至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這個問題最早并非《淮南子》提出來的，而是出現在戰國著作《鄧析子》和《文子》中，不過二書只提到前四對詞，“也之與矣”則是《淮南子》在轉錄時后加的。鄧析與文子都是春秋戰國之際的人，大約與孔子同時，比劉安早三百多年。他們提出四對詞“相去千里”的問題時，正值戰國初。當時文人在使用這四對意思相反的動詞時，顯然出現了嚴重的錯誤，以致他們不得不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來。
漢人注經，遇見語氣詞則必注曰“辭也”，如孔安國注《論語》“女得人焉耳乎”曰：“焉、耳、乎皆辭。”顯然因為漢代一般文人不懂得這三個語氣詞為“辭”，孔氏才加注的；如果這些詞匯就在漢代口語中，當屬人們使用最多也是最熟悉的一類詞，其含義和用法連目不識丁的人都知道，孔安國何以擔心文人不懂，來作這種完全不必要的注釋？其實，漢代語氣詞的錯用與漢代注疏家對語氣詞的“情有獨鐘”，原因是相同的，即漢代口語中并沒有這些語氣詞。文人們使用語氣詞近乎紙上談兵，所以才弄混“也”與“矣”；漢人讀經搞不懂“焉”、“耳”、“乎”，注疏家才不吝筆墨逢“辭”必注。
春秋戰國語氣詞使用中的“亂象”
綜觀上述推論，實際上我們已經用不著再來論證“之乎者也”是否在春秋戰國口語中曾經存在。因為從書面語開始出現語氣詞的春秋中期，到漢代初期才三百余年的時間，如果這些語氣詞在漢代口語中并不存在，那只能說明在春秋戰國也不存在，因為它們不可能突然出現又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集體消失，而且“一點痕跡”都沒留下來。不過，繼續考察戰國語氣詞的使用情況，會為本文的結論進一步增加說服力。
“也”與“矣”的混用，雖然是《淮南子》最先提出來的，但這個問題的存在并非始于漢代，而是早在春秋戰國之際就出現了，換一句話說，這種錯誤或說是“混亂”是伴隨著文言語氣詞在書面語中出現而出現的，是與生俱來的。比如《禮記·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國語·晉語》：“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論語·先進》：“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這幾個例子都非判斷而是陳述語氣，但都用了“也”字而非“矣”字。也有當用“也”而用“矣”的例子，如《禮記·樂記》：“大章，章之也；成弛，備矣。”最后一個“矣”字顯然應該作“也”。
根據《經傳釋詞》搜求的例證，“也”除與“矣”、“邪”混用，還與“焉”、“者”、“耳”、“兮”、“歟”、“乎”混用，以致研究者感嘆這種亂象“使人眼花繚亂，只見交叉運用的繁雜，難以捉摸其中的緣由”。也就是說，“也”成了一個“萬能”的語氣詞，幾乎兼具各種語氣詞的功能，所以在戰國書面語中“也”的使用率也最高。根據研究者的統計，在傳世的戰國文獻總數為32291個語氣詞用例中，“也”的用例高達21753例，竟占了全部用例的67％65。
一個語氣詞的功能愈多，它所表達的語氣就愈不確定，語言交流的效果也就愈差。古人為什么不把一種語氣由一個特定語氣詞來表示，卻將一個詞賦予多種語氣功能，而又把一種語氣由眾多語氣詞來承擔呢？文言語氣詞的這種“多功能”現象，除了造成語言交流的混亂和困惑，不會有什么正面的作用。因此，它在口語歷史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強烈印象：“之乎者也”不但只運用于古代書面語中，而且自孔子以降，并無一個古人明確表示它們來自口語。相反，有關論述都是再三說明它們是“辭”或“詞”，強調它們是在“文”、“文籍”中，舉的例子也無一不是書面語。如果文言語氣詞同時也存在于古代口語中，那么這些現象就是無法理解的。筆者認為，春秋戰國開始在書面語中出現，并很快廣泛使用的語氣詞，并非出自當時口語，而是人為制造出來的一種有別于一般文字的書面語符號。把“之乎者也”等文言語氣詞當作古代口語詞，是沒有任何文獻根據的，是在西方語言理論影響下產生的一個莫大誤解。這一誤解導致我們在認識古代語言、社會、文學等文明發展史時，產生了一連串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