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從熊大和熊二的幼年時代講起，那時大批人類來到狗熊嶺，以建設家園的名義大肆砍伐樹木，人類的孩子光頭強一面勵志成為“偉大的伐木工”，一面又和熊大熊二成了玩耍的伙伴。一次打鬧中，熊二偶然跌入“白熊圣地”，遇見了幼年“大白熊”，從此對她念念不忘。一晃很多年過去，成年的熊大熊二和森林中的其他動物生活在一起，也經常一同阻止光頭強砍樹。一年冬天，熊二又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大白熊”。此時鎮上傳言“山神震怒于人類的貪婪，災難即將降臨”，人們將信將疑。一路偷獵的人馬來到狗熊嶺追蹤“大白熊”的蹤跡，還雇了蒙在鼓里的光頭強作向導。在偷獵者得手之際，大家發現溫和的白熊其實就是山神，人類的傷害使她難以抑制體內的怒火和破壞力。熊大、熊二、光頭強和其他小伙伴們齊心協力將重傷的白熊營救出來，送回了白熊圣地，一觸即發的災難終于得以平息。
該片是《熊出沒》大電影的第二部，于2015年上映，是一部環保題材影片。
我兒子一直是熊大熊二的忠實粉絲，忠實到只看這一部動畫片，所以每一集都反復觀看過數次甚至數十次。令人欣慰的是，在家長們對國產動畫的一片聲討中，《熊出沒》迅速成長，已經漸漸摒棄前期劇集中單純的打打殺殺，越來越會講故事了。而每年賀歲檔的電影更是在情節和制作上都具有媲美迪士尼的水準，令我們這些粉絲監護人長舒了一口氣。
無論是在劇集還是電影中，熊大和熊二都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熊孩子。熊大堅強勇敢，富于責任心，始終照顧和保護弟弟；熊二敏感單純，貪吃貪玩，從小到大依賴著哥哥生活。如果把這種人物設定看成是對兩種教育目標的隱喻，熊大的形象正是東方教育者希望看到的：懂事，且現實；而熊二顯然是放養和嬌慣出來的孩子，天真浪漫，不諳世事，卻經常表現出對靈性和藝術的追求。據此，故事的情節也安排得非常合理，熊大總是不斷的擔心安全和溫飽，努力保護弟弟和保護森林，熊二則時不時的賞個花，畫個畫。電影中，如果說“大白熊”和“白熊圣地”是兒時童話的延續，那么這種奇幻的超現實場景只能夠通過熊二來表達，腳踏實地的熊大根本不具備此類創造力。
眾所周知，人口紅利的消失使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從政府到民間一致呼吁“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國家多次提及“提高創新能力”的問題。遺憾的是，向企業和從業者要求“創造力”是一件緣木求魚的事，因為企業是創造力的消費者而非生產者；而一個工作中的人，要么“有創造力”，要么“沒有創造力”，就是不能“努力創造創造力”。因此，即便我們如此清晰的意識到創造力的重要性，卻仍然難于擁有它。這一點，在我國網絡產業的驕傲—BAT身上可見一斑。（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三家巨頭皆靠模仿起家。）
如今，“發展創造力”已不僅僅是保住一個國家經濟增速的問題。“人工智能”時代即將到來。在世界范圍內，智能機器的普及將把人類從繁重的重復性勞動和簡單腦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同時也意味著，從事這兩種勞動的群體將失去職業價值和工作機會。人類在體力、耐力、效率、精度、準確率、記憶力乃至吃苦耐勞、任勞任怨、不求回報等方面，都完全不是機器的對手。屆時，我們這些血肉之軀唯一的立錐之地，就是創造力。作為個體，我們有必要謀劃自己“失業”之后的打算；作為父母，我們更需要前瞻性的調整教育方向，是時候思考“培養創造力”的問題了。
有個日本男孩叫宮本茂，他八歲那年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個隱秘的山洞，之后他經常躲在那里獨自玩耍，長大后，這個山洞的靈感促使他開發了任天堂游戲《超級瑪麗》。作家奧康納說：“任何有過童年的人，都有比他們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生活素材。”臨床心理學家桑德拉拉斯說：“正是在童年的游戲中，發生了對創造力非常重要的認知過程和情感過程。”
《養育的選擇》一書中提到哈弗大學的一項研究結果：幼兒園里很多優秀又快樂的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們看起來很悠閑，甚至在瞎玩兒，讓孩子干一些看起來沒有意義的事，有利于發展創造力。這個結論，與那些杰出人物小時候的情況不謀而合。
馬斯洛說：“創造力是自我實現者人格的副產品。”一個人的人格在六歲左右基本形成，它是教育的產物。既然健康的人格帶來卓越的創造力，而創造力又關系到孩子一生的成就，為人父母者就不能再停留在“無意識教育”中渾渾噩噩，而是要學會思辨，并主動選擇。你的目標是培養出熊大那樣吃苦耐勞的現實主義者，還是熊二那樣充滿想象與激情的創造者，在教育方法上截然不同。事實上，這就是“窮養”和“富養”的本質區別。
反觀教育的現實，“童年”正日漸成為一種稀缺品，父母總是出于自己對未來的期許或焦慮，執著于讓孩子掌握某些具體的技能，卻對“心靈的自由”和“選擇的自由”這類肉眼不可見的概念沒有興趣，這是對表象的膜拜和對本質的忽略。
《教育父母》一書中說：“如果一項成就必須經歷非常痛苦的童年才能得到的話，我們也不認為那是一項值得驕傲的成就。”人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兒童更是會自然的追求輕松快樂，“艱辛的童年”只能通過父母的外力強加于他們的孩子才能得以推行，這種強加有軟有硬，有時是煩人的說教，有時是無情的暴力，也有不少是父母的苦情戲和苦肉計，總之是一切貫徹父母意志的手段。全國有多少小孩在棒喝和戒尺下學琴，出名的卻只有一個朗朗，而朗朗的未來會是怎樣，是成為一個有造詣的音樂大師，還是僅僅作為全世界巡演的搖錢樹，現在還很難說。
心理學家武志紅在《愿你擁有被愛照亮的生命》一書中指出：“創造力的源頭是自由意志，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感覺和判斷的信任與尊重。”同時，在另一本專門分析國人心理及成因的《巨嬰國》一書中，他認為：“由于中國文化是絕對禁止性的超我，中國人很難擁有創造力，而又因為中國人是超級勤奮的，所以我們特別善于模仿。”
回想我們自己長大的過程，我們是被支持的多，還是拒絕的多？俗話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一個中國孩子從聽得懂漢語的那一刻起，耳邊就充訴著“不可以...”，種種禁令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內化成人格的一部分，到他長大成人，即便不再有父母的嘮叨，他自己也習慣于對自己說“不可以”，這就是弗洛伊德所說的“超我”，也叫“內在的父母”。這種對不確定、不穩定、不安全、不現實的主動禁絕，發生在潛意識之中，在一個人還沒意識到自己的創意時，創意已被掐滅。于是，從表面上看，我們沒有創造力。
坊間盛傳“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前一句是底層人民對“人上人”的解讀，后一句是懊悔者為自己的碌碌無為找原因，總而言之，都是沒有親身實踐的旁觀者對實踐者的誤讀。我們以前的文章中談到過很多名人，他們對自己的事業甘之如飴，哪一個是忍著痛苦硬著頭皮干出成就的？所謂“人生贏家”，都是從小贏到大，這才符合個體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發展心理學的基本理論之一。必須指出的是，這里的“贏”是以兒童自身的感受為標準進行衡量的，是指“童年快樂，一生幸福”，而不是指家長立場的“童年聽話懂事，長大后光耀門楣”。在這個前提下，如果說真有“輸在起跑線上”這種事，無論是精神分析法的“童年決定論”，還是對“創造力”的深入研究，都在試圖告訴我們：童年自由玩耍的孩子長大后更具創造力。
道理如此簡單，卻又需要教育者付出極大的努力，創造力與生俱來，不需要培養，家長和教育者需要做的只是：明白這個道理，然后管住自己那個想要破壞的念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