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歌為何在唐代到達巔峰，而不是其它朝代？

從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看詩歌在唐代興盛的緣由

眾所周知，唐是詩的盛世，宋是詞的頂峰。我國詩歌這一文學式樣在唐代得到極大繁榮，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來看，唐詩都達到了前所未有、后世難及的高度。因此，唐詩被譽為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一朵奇葩，而唐詩所奏響的偉大樂章也無疑是中國詩歌史上的最強音。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就曾說：“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文學也，而后世莫能及焉者也。”那么詩歌為什么在唐代得以興盛，而不是其它朝代呢？這其中有歷史的偶然性，也有歷史的必然性。

從歷史上看，我國詩歌起源極早。根據史料記載，在遠古時期便已產生了詩歌。目前有文字記錄的最早的一首詩歌名為《彈歌》，其內容僅有八個字：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譯文：砍斷竹子劈成片，彎成彈弓裝上彈。發射泥丸快如飛，獵取鳥獸作美餐）。這是一首產生于原始社會或文明社會早期，由勞動人民口口相傳的民間歌謠，是已知的我國古典詩歌的最早源頭。雖然詩歌在遠古時期便已產生，但是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其后的發展卻十分緩慢。

首先，我們來看夏商及西周時期

這時，人類社會剛剛進入文明時期，社會生產力還比較落后，物質文化生活十分貧乏。人們在填飽肚子都比較困難的時代，自然不可能有過多的精力去創作詩詞歌賦。人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要探尋天地萬物與人類社會發展變化之間的規律和聯系，為人們的生產生活提供十分必要的理論支撐，于是作為群經之首、萬道之源的《易經》最先產生了。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雖然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社會治理體系，但是作為構建文學大廈基礎的文字體系還比較稚嫩。即使商代已經出現了甲骨文和金文，但還無法滿足文學發展的需求。到了西周，漢字逐漸發展成熟，才開始推動文學的發展。

其次，春秋戰國及秦朝

這一時期，出現了《詩經》這部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和屈原這樣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但是在思想文化領域，文學并沒有成為主流，詩歌創作也不是文人士子的努力方向。因為這一時期的社會正處于大變革、大轉折的時代，王權衰落，諸侯并起，天下紛爭，禮崩樂壞。如何在這個亂世中求得生存與發展，成為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平民百姓，最首要也是最迫切的需求。而如何重構社會和倫理秩序，則是文人士子們主要思考的問題。于是諸子百家應運而生，他們的思想與文字也成為這個時代最輝煌、最燦爛的文化結晶。

孔子之所以編訂《詩經》，并不是出于文學目的，而是以之作為道德教化的工具，引導人們“思無邪”。屈原之所以作《離騷》、《九歌》等，也不是為文學而作，實在是因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眼見國破家亡，內心痛苦不已，情不自禁地天然流露，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歷史的偶然性。但是，由于他的詩歌實在太過宏偉，光芒太過亮麗，因此這種偶然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很快在漢代得以顯現。

第三，兩漢時期

漢代是我國歷史上繼秦之后的第二個大一統王朝。從社會基礎和物質條件來看，漢代是與唐代最接近的一個朝代，同樣的社會統一，同樣的經濟繁榮，同樣的國力強盛，但是為什么卻沒有出現詩歌的興盛呢？這就不得不提屈原這個歷史偶然因素的影響。

西漢初期，由于受長期戰亂影響，國蔽民窮、百廢待興。統治階級秉持無為而治的思想，整個社會都致力于發展經濟、恢復民生，文學上也就談不上有大的創新與突破，而是直接繼承了戰國末期的成果。而戰國末期，在思想領域最閃耀的人物當然要屬荀子，在文學領域最閃耀的人物自然是屈原。這兩個人，荀子是賦的源頭，屈原則是辭的祖師。于是西漢初期的文人將這兩者一結合，便產生了騷體賦這一新興文體。這其中，屈原的騷體影響更為巨大，所以漢初文學中，辭賦幾乎是不分家的。

到了西漢中期，即武帝及其之后的昭帝、宣帝時期，通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王朝政權日漸鞏固，國力大為強盛，對外戰爭連連得勝，疆域也得到極大拓展。好大喜功的統治階層為了宣揚自己的功績，征召大量文人士子潤色鴻業、宣揚上德，并以名利鼓勵他們創作。于是繼承楚辭之余緒的騷體賦開始向辭藻華麗、手法夸張，極盡靡麗鋪排之能事的散體大賦轉型，漢賦這一文體也由此進入鼎盛時期。

此后，這種以潤色鴻業為主旨的散體大賦，自然隨著大漢王朝命運的起伏，由盛而衰，由衰而中興，由中興而再衰，到了東漢末期逐漸轉型為抒情小賦。

不得不說的是，漢代雖然出現了賦的興盛，但是文學仍然是沿襲先秦的傳統，作為學術的附庸而出現。漢代所稱的文學其實就是指學術，即儒術。為吸取秦朝行法家之治、二世而亡的教訓，漢初采用道家之法治國。到了武帝時期，為加強中央集權，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由此成為官學。于是文人士子幾乎窮盡畢生精力去研究儒家經典（即六經），而非詩賦創作。如果不是因為迎合了統治階層政治教化的需求，即便散體大賦也很難得以興盛。

也正因為此，以抒情言志為主旨的詩歌很難得到統治階級和文人士子的重視，發展自然十分緩慢。但發展緩慢并不等于沒有發展，這股發展的力量來自于民間，其顯示出來的結果便是樂府民歌這種新興詩體的出現。到了東漢后期，更是誕生了《古詩十九首》這樣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標志著詩歌發展正式由民間文學過渡到文人創作的時代。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便是我們下面要說的內容。

第四，魏晉南北朝

這個時期，是我國文學史上十分重要的時期，文學逐漸與學術區分開來，以獨立的面貌出現，詩、賦、小說等文學體裁都得到極大發展。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是因為自東漢末年以來，天下大亂，社會動蕩，政權更迭，儒家“修齊治平”的理想破滅，強調“自然無為”的玄學開始抬頭。文學也由此擺脫經學的束縛，不再僅僅服從和服務于政治教化，開始追求個體意志的表達，更加注重抒情寫意。

大動亂的社會現實，也給人們的情感帶來強烈的刺激和觸動。尤其是大量的下層文士們，漂泊流離，游宦無門，自然而然地需要通過文字來抒發情感。于是曾經盛極一時的散體大賦向抒情小賦轉變，而作為抒情言志的詩歌更是蓬勃興起，文人創作的時代正式來臨，《古詩十九首》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

與此同時，造紙術的不斷改進，使文字記錄和流傳的成本大大降低。原本不受官府和貴族階層重視的詩歌得以更加廣泛地保存和傳播，更多的人注意到這一新的文學樣式的興起，因此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文人參與其中，詩歌創作便逐漸由下層向上層蔓延。

到了建安時期，詩歌創作終于迎來了第一個高潮。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曹氏父子的顯赫身份和卓絕才華，使詩歌一舉擺脫文學附庸的地位，從此登堂入室，成為文學主流的一脈。之后的陶淵明、謝靈運等人更是將詩歌推向新的高度。

在文學以外，魏晉南北朝以九品中正制選拔人才，推動了人物品評的興起，也間接催化了文學品評的興起，各種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著作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于是文人們在進行文學創作時，不僅追求內容美，也更加追求形式美和聲律美。恰好也在這個時期，佛教從西域傳入，隨之輸入的還有梵文。人們在翻譯梵文的過程中，注意到了漢字的發音問題，聲韻學開始興起，從此格律詩出現了。

正是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古體詩得以完善，新體詩得以形成，并為近體詩的出現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詩歌鼎盛局面的出現成為一種歷史必然。也就在這個時間節點，大唐帝國恰逢其時地降臨了。

第五，唐朝

在唐之前還有一個大一統的王朝——隋，但由于存在的時間實在太短，對詩歌發展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我們直接進入唐朝。

前面講到，魏晉南北朝以來，詩歌已經成為一種主流文學，文人士子爭相作詩。歷經幾百年的實踐探索，詩歌的體式、題材、辭采、審美、意境、聲律、排偶不斷豐富和拓展，為唐詩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大唐帝國上承亂世，結束了連年戰亂和政權割據的局面，建立起又一個大一統的王朝。這種統一，一方面為文學藝術的繁榮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極大地促進了南北文化和民族的融合。同時，統治階層對不同的思想文化始終持開放包容的態度，這種寬松活躍的思想氛圍也必然刺激文學的創新與發展。

在經濟上，大唐帝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士農工商都得到全面發展，人民的生活總體安定富足，這也為文學藝術的全面興盛提供了充分的物質保障。

在政治上，大唐帝國采取科舉取士的制度，一舉破除了魏晉以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弊端，使得普通人也能靠讀書獲得晉升的通道，直接刺激了全民文化素養的提高。這樣一來，既為文學藝術的繁榮昌盛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儲備，也為文化的廣泛傳播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到了天寶年間，詩歌成為了進士考試的必考內容。詩歌創作從此有了更加強勁的動力，唐詩的全面興盛也就成為情理之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