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約先生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斗》是一部恢宏博大的煌煌巨著，作者旁征博引、史料翔實，對歷史中的大事件、重要人物進行了辯證、獨立的理性分析，令人心悅誠服。作為一名美籍華人，給讀者描繪了一幅中國近代史中波瀾壯闊、飽含苦難、破舊立新的壯美畫卷。對于中國大地上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隕落，以及中華民族在外辱內裂中通過不屈戰斗、不懈探索，逐漸重新走上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進行了濃墨重彩地描述與謳歌。

徐中約先生在朽本書的序言中指出：探尋一條在新的世界中體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動近代中國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新中國成立前的一個世紀，中國內部的腐敗和外來帝國主義的羞辱性掠奪，給社會帶來了長時期的衰落。為了體面的生存，中國歷經1861-1895年間的自強運動、1898年的百日維新、1912年的共和革命、1919年的思想革命、1928-1949年間國民黨的建國運動，直至在1949年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文明古國終于破繭成蝶、涅槃重生。

有關于清朝的歷史事件，無論從書籍，還是影視作品都層出不窮。無論是正史，還是戲說，人們都耳熟能詳。何為正史，何為戲說，自有史學界公論。作為一名普通的歷史學讀者，一些個人的思考與妄言，愿向大家請教：

1. 為什么要讀歷史？

歷史是一面鏡子。

唐太宗李世民的“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流傳千古。

鏡子的兩面，一面是過去，一面是現實。

人們從歷史中學習，汲取經驗、避免教訓。

漢借秦史得以安定九州方圓；

唐借隋史得以實現貞觀之治；

清借明史得以摒棄宦官作亂……

鑒史可以興邦，看來是有些道理的。

但是，也有鑒史而失敗的例子：

漢借秦史而重設封國，終釀“七國之亂”；

唐借漢史無外戚專權，卻致宦官作亂；

清借明史而不設相位，以致皇權無以節制……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國古之帝王，大多都是熟讀史書、通古知今的大才。可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的王朝更替、悲劇重演呢？

甚至對于一個普通人來說，重復犯著同樣的錯誤、在同一個地方跌倒，也是屢見不鮮。

看來，歷史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如何借鑒，才顯示了當權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胸襟。

歷史是一段記憶。

在四維宇宙中，時間是一個重要的維度。萬事萬物，隨著時間的流逝，呈現了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時間不是跳躍間斷的，而是連續不止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但事物卻是非連續性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連續性的時間，告訴了我們非連續性的事物的前世今生，

告訴了我們出現今日之局面的歷史根源。

我們知道自己是誰，從哪里來，擔任什么角色，誰是我的親人朋友，我們和他們在一起有著怎樣的難忘過去。

這些記憶的片段，讓我們時而感傷、時而欣喜、時而癡迷、時而悵惘。

但無論是哪一種感覺，總是鼓勵我們繼續前行的動力。

對一個國家，亦是如此。我們的民族過去有著怎樣的燦爛文化、有著怎樣的苦難歷程、有著怎樣的不屈斗爭、有著怎樣的不懈追求

——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將往哪里去？

歷史是根，是魂，是一段整個民族的記憶。

讀史，不僅是對生命的借鑒，更是對過去的銘記！

2. 如果沒有外辱，大清會不會滅亡？

歷史本沒有如果，但我們還是可以這么不受拘束地設想一下。

如果沒有外辱，大清會不會滅亡？

中華民族歷史上受到過多次的外族入侵。從最初的春秋戰國起始，北方游牧民族就對中華民族的沿邊地區進行了滋擾虜掠。

在這些歷史中，有成功擊退外族入侵獲得全勝的時代，最早的秦莊公擊敗西戎被封西陲大夫、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國力大增、大秦萬里長城得以抵御匈奴、大漢千里剿滅匈奴主力而燕然勒石，甚至是明初追擊元軍殘部、清初剿滅嘎爾丹部，都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當然，也有茍且偷生、甚至亡國滅種的悲慘歲月。

大漢初年的和親求安、繁華大宋的汴梁夢斷、大明王朝的、大清帝國的喪權辱國、黯然落幕。

外辱，一定不是滅亡的主因。

在中國封建王朝的內部，長期的儒家思想的浸潤，已使人民早已適應了一種“和為貴”、“寧做太平狗，不做亂世人”的和平、穩定、無爭的生活方式。

在經濟上，小農經濟模式雖無法取得長足的增長，但是趨于了一個正常的穩定。

由于可用耕地基本開墾完畢，糧食產量已無法大幅增長，而人口至清末的4.5億，也已至土地可以承載的極限。所以人口數量亦趨于飽和。

王朝上下已經達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王朝的更迭，多來源于內部的腐化蛻變；以致民眾反抗，建立了全新的王朝；統治階級進行大換血，體恤民情、勵精圖治，然后王朝迎來一段時間的輝煌期。然后……

王朝更迭，繼續周而復始。

如果沒有外力，這種平衡、更迭，會不會一直延續？

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已趨停滯，那么對于生產關系的改造壓力，自然也就不會太大。從中國的王朝史來看，比大清昏庸、腐朽、貪婪、墮落的時代比比皆是。但是仍然得以維持，至多也是內部的王朝更迭、循環往復。

從大清的十二位皇帝來看，窮奢極欲、腐化無度之輩還是沒有，至多也是晚期的資質平庸而已。從統治階級與底層民眾的關系來看，并沒有過于激化的內部矛盾。

大清中期的白蓮教起義，1796-1804，歷時8年；這次起義雖使清王朝元氣大傷，但后期可以繼續得以維持，應該也不是難事。

大清晚期的太平天國運動，1850-1864，歷時14年，其教義、教規、戒律從精神到物質嚴厲地控制著參加造反者，以奴隸主和封建帝王的思想、條規，對控制下的軍民實行極其殘酷的剝奪與統治。這種造反，注定是不可能得以全面成功的。

所以，如果沒有外辱入侵，大清得以延續更久，個人認為應該是大概率事件。

但歷史從來沒有如果。

外辱是打破這種內部微妙平衡的最大沖擊力。

平衡失去，覆滅的不僅僅是大清，更是整個中華民族循環往復的封建體系。

從大清王朝以及普通民眾而言，當然是生不逢時、哀痛至深；

但是對中華民族的長遠福祉而言，難道沒有絲毫的進步意義？

3. 人們為什么不能放棄傳統的儒家“正統”思想體系？

在大清晚期，受到如此強烈的外辱沖擊之下，為什么當時的統治階級無法放棄傳統的泱泱大國、萬邦來朝的儒家“正統”思想體系？

中華民族起源于我國的中原地區，雨水豐沛、氣候適宜，對農業經濟的生產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從物資的豐饒程度來講，要遠高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四季轉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

因為有了較豐饒的物質基礎，上層建筑得以完善，文化得以發揚傳承。

西漢初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統治階級的主流思想意識地位得以確立。盡管各朝各代均有借儒家之名、行權謀之實的現象，但毫無疑問，儒家思想的原教旨主義，已經深入中華民族自上而下所有人的骨髓與血脈之中，并得以傳承延續。

吳曉波先生曾指出，中國封建王朝得以正常運轉，在于它確立并堅持了四大基石：

以郡縣制為主的中央地方分治機制；

以鹽鐵酒等重要物資專營為主的中央財稅控制機制；

以科舉制為主的人才選拔、優秀人才上升通道得以保留的官僚選任機制；

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國民思想及意識形態的控制機制。

四大基石缺一不可，從而確保了封建體系的“萬古長存”。

所以，在清末的統治者認為，如果放棄了其中之一的儒家“正統”的封建思想體系，那帝國就滅亡了，還有意義呢？“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這種論調的出現，就毫不奇怪了。

為什么人們根深蒂固的“正確理念”，居然是錯的呢？

長期以來，中華民族一直處于內部的矛盾紛爭、平息、紛爭、平息的循環體系之中。即使出現了外族入侵，也是延續了中華民族原有的文化體系、經濟模式、政治體系。

但清末的外來沖擊，如李鴻章所言，是“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

以三千年延續之成規，而應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焉能不錯？

“原來，我們所以為最輝煌、最驕傲的文化體系，居然是錯的，居然是錯誤的根源！”這種痛苦當然深深地折磨著大清末年的統治階級以及普通民眾。

抵死不改的惡果，只能是亡國滅朝了。

對于現今的普通人而言，你所認為最千真萬確的事情，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我們每個人，是不是在自我認知的小體系內自我循環論證呢？

選擇性忽視、掘地蜂效應，

人們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

人們只會看到他愿意看到的，

人們只相信這個世界是連續的——昨天、今天、明天是一樣的；所以，過去、現在和未來，也將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如此，國家、社會，又何嘗不會如此呢？

4. 個人在歷史洪流中的辯證作用。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經典論斷。

作為一個整體，人民群眾超越了帝王將相、英雄豪杰，既創造了物質財富，又創造了燦爛文化，還是推動生產力得以發展、推進生產關系得以改善的重要力量。所以，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我深以為然。

但個體呢？特指的，某一個普通的民眾呢？

大清初年，國力強盛，人口蓬勃增長、社會財富增加；

大清末年，國力衰微，鴉片涌入，吸食者遍及全國；外國入侵，洋買辦吃里扒外。

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

大環境的錯亂扭曲了大多數人的思想，但這并不能推脫掉個人的責任。

畢竟同樣的環境下，有作亂的，也有堅守的。

臺上的演員是戲的主角，臺下的觀眾是演員的動力，坐得再遠的觀眾也是戲的一部分。

帝王將相處在那段屈辱的歷史正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人民的苦難、民族的尊嚴、國家的危亡，所有的罪責都歸咎于他們的身上。

而參與的民眾，卻躲在陰間的角落里，被歷史的潮流推著前行，別人怎么做，他們就怎么做。

他們難道不是歷史的參與者？他們難道不是腐朽力量的一份子？

誰也逃避不了歷史的責任，即使最平凡的普羅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