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那一年，我焦慮、敏感、多疑、記仇、痛苦、虛偽、憤世嫉俗。

十八歲那一年，我已經過了想把頭發燙卷的年紀。十八歲，我開始喝酒，從低端的銳澳百威喝到Jack Daniels喝到紅方威雀再喝到軒尼詩。我說XO級干邑就應該純飲，我爸說40%你還要不要命，不許你喝，我要拿出去送人，一罐酒兩千多怎能被你小子拱了。

莫名熟悉的口吻。

我意識到最可怕的事情是，天底下的爸爸都是一樣的——他說我家女兒十六歲怎能被你拱了，臭小子，想死啊你。他說你要是敢操哭我女兒，我就敢操哭你。

十八歲那年我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我突然意識到，還沒經濟獨立的我，沒有足夠的能力對我女朋友說，嘿，跟我一起生活吧，我養你好不好。

后來我才發現，家是一座穹頂，生命的前十八年父母都在頂著那座穹頂，讓你無法感受穹頂之外，那操蛋又真實的世界。

而當一個幼稚的男生發現自己給不了女孩子更多的時候，他就會突然長大。

很遺憾的是，距離總會讓一些人把同城戀談成異地戀，一連串幼稚地爭吵，拒接，屏蔽與拉黑，只是為了聽著對方在電話里的哭泣，好像這么做就贏了一樣。根本沒考慮過那個每次都鬧著死不分手的人，會不會在未來某一個烈日熔金的黃昏里，就這么靜靜離開，再也沒有回來。

青春就是，在你意識到自己微不足道的那一刻，發現這個世界才剛開始準備原諒你的無知。

十八歲啊，我們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擔心自己不夠漂亮、不夠帥氣、不夠幽默、不夠優雅、不夠高或不夠瘦，找到不夠好的男女朋友，或者根本找不到男女朋友。我們之中的一小部分人在恨小團體，恨集體活動，恨只會逃避的自己，恨傷害過自己的人。

十八歲那年，我手里拿著中國最好的人文社科大學與臺灣最好的藝術大學兩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我學著做自媒體運營，做電子商務，跟供應商打交道，跟編輯打交道，加入來自五湖四海的小圈子，去紙媒的電影版塊實習，參加各種首映會點映會，用一張故作正經卻充滿稚氣的臉去采訪導演與明星。你一定不會想到，我坐在凌晨四點的咖啡館，坐在黑暗中聽拍打著岸的浪潮聲，想的都是同一件事：

我做這些有什么用？我賺到錢了嗎？

“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千萬不要自己感動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過是愚蠢導致的。什么熬夜看書到天亮，連續幾天只睡幾小時，多久沒放假了，如果這些東西也值得夸耀，那么富士康流水線上任何一個人都比你努力多了。”——于宙《我們這一代人的困惑》

我曾經是個理想主義之上的人。初中時有道題目，問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什么，我聽老師緩緩吐出四個字：共同富裕。這對我的三觀是一次強烈沖擊。因為幾千年來的禮教都在提倡“安于貧樂于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貧賤不能移”，原來只是在安撫被固化的階級。社會到處都充斥著“有錢的人不一定幸福快樂”這種吃不到葡萄的安慰說法，其實本質上跟“學歷不高的人靠自己打拼成為富豪”一樣，只是幸存者偏差與反智主義的夾心餅干。

阿廖沙被性侵后又被同儕麻木嘲笑，畢業兩年以后掙到第一個一百萬，她說還好我比你們都屌，松了口氣。《Billion》第一季里，Axelrod說，他把他人生中第一個一百萬美元的支票復印下來，寄給過去那些瞧不起他的Asshole們。

高二那年，有個老師對我說，我教過那么多比你優秀的學生，所以不是別人嫉妒你，一定是你自己的問題。所以十六歲的我開始拼命研究怎么寫劇本，因為我想把人生中第一個一百萬寄給那些叫我去死的同學，我也想對他們說還好我沒有真的去死，還好我比你們都屌。

可我忘了一件事。Axelrod的心理醫生靜靜聽完他的豪言壯語，最后對他說，你想證明什么？證明你被他們傷害得有多深嗎？

十八歲的那個你啊，焦慮、敏感、多疑、記仇、痛苦、虛偽、憤世嫉俗的你啊，在無數個日夜顛倒、離群索居里拼命掙扎的你啊，請你善待自己一點，多愛自己一點，這個世界，沒你想象中那么遭。

請你千萬不要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好，而讓物欲侵蝕那些你所熱愛的事物。畢竟你熱愛著的事物，跟你第一次愛上的那個女孩一樣，那么的單純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