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以致我不得不把我的生平向他人講述。在我鼓起勇氣寫這本以我為主角的——或者更確切地說——以我為中心的書之前，已經發生了許許多多的事件、災難和考驗，這遠遠超過上一代人所經歷的。我讓自己站在前面，僅僅因為我只是個放幻燈片時的解說員，時代提供了圖景，我不過是對這些加以解釋而已，因為這些并非是我個人的經歷，而是我們整個一代人的經歷——幾乎沒有任何一代人像我們的命運這樣負擔如此沉重。我們中間每個人，不論是年紀多小或是多微不足道，無不在心靈深處被歐洲大地上那幾乎是無休止的火山噴發般的激蕩所震撼過；我很清楚，在千千萬萬人中間，沒有任何人具備像我這樣的優越條件：我是奧地利人，猶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恰恰站在最劇烈的地震中心。那劇烈的地震三次摧毀了我的生活和家園，徹底斬斷了我與過去的任何聯系，戲劇性的震蕩把我拋入一片荒蕪，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認識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背井離鄉的人，能夠獲得另一種含義的自由，只有與他人失去任何聯系的人，才會無所顧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備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時代作品的首要條件：公正和無成見。
由于我脫離了原來的根系，甚至脫離了養育這一根系的土地，——像我這樣正直的人在哪個時代都是罕見的。1881年我出生在一個強大的帝國，即哈布斯堡王朝帝國，可是現在的地圖上已經找不到它：它無聲無息地被沖刷掉了。我是在維也納長大的，那是一座有著兩千年歷史、多個國家在此建都的城市，在它淪為德國的一個省會之前，我像罪犯似地逃離了它。我在那里用母語寫的文學作品，被燒成灰燼，但就是在那個國家里，我的書成了上百萬人的朋友。因此，我不再屬于任何人，到處是陌生人，充其量也不過稱為朋友；就是我心中選擇的故鄉歐洲，在同室操戈的第二次自相殘殺自相咬碎之后，在我心中也已消失。與我愿望相背，我在理性方面遭到最可怕的失敗是，見證了編年史上野蠻時代最殘暴者的勝利！像我們這樣的一代人過去從沒有過，道德從如此高尚的精神高度墮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這樣說，絕非出于高傲，而是飽含著恥辱。從我剛萌發胡須到胡須變白這段短短的時間跨度，即半個世紀之間所發生的急劇轉變，遠遠超過以往平常十代人所經歷的時間內發生的變化。我們中每個人都感到：變化有點過大了！居然，一會兒攀登向上，一會兒節節衰落，我的今天和昨天是多么不同啊！有時我認為，好像我的生活不僅有一種，而是完全不同的許多種。因為在我身邊經常發生這樣的事，當我提到“我的生活”時，我情不自禁地問自己：“這是哪一種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生活，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生活，或者是今天的生活？我還不時地感到，當我想到“我的家”時，我并不能立刻明白，是在巴斯的那個家？還是奧地利的薩爾茨堡那個家？或是維也納的我父母的家？當我說起“在我們這里”時，我不得不惶恐不安地提醒自己，對我的家鄉人來說，我早已不是他們中間的一員，像我不是英國人或美國人一樣。我與他們亦無有機的聯系，而在這里，我還沒有完全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我長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世界，給我越來越多的感覺，覺得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當我同年輕的朋友談話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事情時，我從他們驚異的發問中發現，對我來說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對他們來說，這些已經成為歷史或者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潛藏的內心本能地認為他們的發問是正確的。因為，在我們的今天，在我們的昨天和前天之間所有的橋梁都被拆除。甚至我在今天也不得不對我們能把如此龐大紛繁的事情壓縮在我們這代人短暫的時間里而感到驚奇，特別是我把這種生活——誠然充滿極度難堪和不安——與祖輩的生活方式相比較時，更是如此。我的父親，我的祖父，他們看到過什么？他們一生始終過著單一的生活，一種生活方式自始至終不變，沒有飛黃騰達，也不會跌落深淵，沒有震動，也沒有危險，生活中只有一點點焦慮和一種覺察不到的漸變；這種生活安寧又平穩，生活節奏始終如一，時間的波浪把他們從搖籃送到墳墓。他們從生到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同一個城市里，甚至一直住在老屋子里，至于外面世界發生了什么事，只是僅僅停留在報紙上，更不會來敲他們的房門。在他們的生活中，不定在什么地方發生戰爭，用今天的規模來衡量，充其量不過是一場小仗，發生在遙遠的邊境上，聽不到炮聲隆隆，半年之后就云消霧散，被人忘卻，成為歷史上干枯的一頁，一成不變的生活又重新開始。可是我們這一代人過的生活，一點也不會重復，過去了的生活再也找不回來，也留不下任何痕跡。我們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經受過數不清的苦難，比過去落到一個國家、一個世紀的苦難還要多。以往，第一代人經歷過革命，下一代碰上暴亂，第三代遭到戰爭，第四代遇到饑饉，第五代趕上國家經濟崩潰。——況且，總有一些幸運的國家，幸運的幾代人，他們根本沒碰到這些事。而今天，我們這些六十多歲的比我們略微大一點的人，什么事情沒見過？沒經歷過？沒遭受過？凡是能想象出來的災難我們從頭到尾一一飽嘗過（苦難至今尚無盡頭）。我自己就是兩次人類最大戰爭的同代人；甚至有兩次不同戰線上的經歷，一次站在德國一邊，一次站在反對德國的一邊。戰前我享受過最高度最完整的自由；可是戰后卻嘗到了數世紀以來最大的不自由。別人贊美過我，也曾責備過我；我自由過，也曾失去自由；我曾經很富有，也曾淪落貧窮。《約翰啟示錄》里那幾匹蒼白的大馬全都闖入我的生活，這就是：革命與饑餓、貨幣貶值與暴政，以及疾病和政治流亡。我親眼目睹了各種群眾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及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生和蔓延，尤其是那個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歐洲文化的繁榮局面。我成了一個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見證人，目擊人類想象不到的倒退到早已被人遺忘的野蠻時代中去，這是一種有自覺綱領的反人道主義的野蠻。在我們經歷了若干世紀以后，又看到了不宣而戰的戰爭和集中營，看到了嚴刑拷打和大肆掠奪，以及對不設防城市的狂轟濫炸。所有這些獸行是我們這些五十年代以前的人所未曾見過的，但愿后人不再容忍這些暴行的發生。但是，十分荒謬的事是，我在這個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時代里，反而看到了人類在技術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躍超過了以前幾百年所取得的業績：飛機征服了天空；在一處說話，一秒鐘傳遍全球，從而縮短了世界空間的距離；原子分裂，戰勝了最險惡的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幾乎每天都可以做。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既沒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臉，也沒有創造出驚人的奇跡。
為我們所經歷的緊張、驚奇而又富于戲劇性的生活作見證，似乎是我應盡的義務。我再說一遍，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次大變動的見證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見證人。我們這一代人，用不到逃避，也不能像前輩那樣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時性的新技術（電報、電話）的研發成功，使我們與時代聯系得更緊密了，一刻也脫離不了。比喻說，炸彈把上海的一些房子炸毀了，在受傷者還沒有被抬出房屋之前，消息就傳到我們的房間里了。遠在一千海里以外的大洋上發生的事，很快就印成圖片，我們如同身臨其境。這種不斷的彼此溝通和互相參與，再也沒有安全和保險的地方了。現在無一處可逃避的地方，沒有可以用錢買來的安寧。命運之手無時無刻不在抓住我們，把我們拖進沒完沒了的戲弄之中。
另外，一個人必須永遠地服從國家的要求，作為最愚蠢政治的犧牲品，讓他去適應最離奇的變化，永遠與同路人的命運連在一起，盡管他滿腔憤怒竭力保護自己，還是不可抗拒地被卷進去。自始至終經歷過這個時代的人，或者可以說，被驅趕的、被追逐的人——我們很少有喘息的機會——我們所經歷的比前人多得多。就在今天，我們正處在新舊交替的轉折關口。所以，我讓我的生平回憶暫時在一個特定的日期結束。這樣做并非沒有意圖，因為1939年9月的某一天標志著造就培養我們這些六十歲人的時代徹底結束。如果我們用自己的見證給后代留下那個分崩離析時代的真實情況，哪怕是一星半點，也算是我沒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非常清楚，我是在一個極不利的條件下，在那個富有特殊色彩的環境下寫這些回憶的。在我寫回憶時正值戰爭，客居異鄉，缺乏幫我回憶的各種材料。我在旅館房間里，我手頭上沒有樣本、沒有記錄、也沒有朋友的信件。我無處可以問詢，因為全世界國與國之間的郵路已經中斷，或是檢查制度的阻礙。我們每個人都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好像數百年以前尚未發明輪船、火車、飛機和郵電一樣。所以，關于我過去的一切，僅僅憑我腦中的記憶。記憶以外的其他事情眼下找不到，或者已經散失。我們這一代人學會了一種絕好的技能：對失去的絕不緬懷。也許，文獻和細節的欠缺正是我這本書的得益之處。因此，在我看來，我們的記憶力不是把一個純粹偶然的事件記住，而是把純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機制，而是知道整理和具有明智剔除差錯的能力。人們一生中所忘掉的一切，本來就是應該忘卻的，這是人的內在本能早已決定了的。唯有我自己想要記住的事，才能為別人保存下來。所以，這里敘述的和選擇的，不是我的回憶錄，而是為他人所作的回憶，這些回憶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進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