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為寬容事業做出貢獻的人
下面幾位房龍贊賞的“為寬容事業做出貢獻”的人，他們有的主張宗教信仰自由，有的主張語言大眾化，有的倡導宗教不干預思想自由，雖然他們各自都有歷史的局限性，但是在當時，他們都是突破傳統桎梏，推動人類文明前進的勇士。
(一)伊拉斯謨
房龍首先提到的就是伊拉斯謨，他對伊拉斯謨羞澀而幽默的靈魂大加贊賞。
伊拉斯謨（1466—1536，荷蘭中世紀哲學家，代表作有《愚人頌》）出生于荷蘭鹿特丹。當時正是十五世紀，這些被海水浸透的土地還沒有達到獨立富足的全盛時期，只是一群無足輕重的小公國，處于文明社會的邊緣。
而他作為一個私生子，被丟給不負責任的親戚照看。母親死后，他被送到了德漢特的一所學校。在那里，他的監護人揮霍掉了他繼承的微薄遺產。為了避免被起訴，他們急忙把他送進修道院，讓他出家修行，還祝他幸福，因為“現在前途有保障了。”
在施泰恩修道院，伊拉斯謨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前任院長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最后成為古代學問活的百科全書。
他在巴黎學習過，在劍橋教書，在巴塞爾印書。他在倫敦呆了很長時間，獲得了都靈大學神學博士學位。每當威尼斯興辦一所新大學，他肯定會被請去，可以擔任他選中的任何課程的教授。但他堅定地回絕了此類要求，因為這里面含有一種威脅：束縛和依賴。
伊拉斯謨像所有真正的偉人一樣，對制度毫無好感。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個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個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大凡為寬容而戰的人，不論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點是一致的：他們的信仰總是伴隨著懷疑；他們可以誠實地相信自己正確，卻又從不能使自己的懷疑轉化為堅定、絕對的信念。
(二) 拉伯雷
拉伯雷（1495-1553，文藝復興時期法國人文主義作家之一，被稱作“人文主義巨人”，代表作有《巨人傳》）是緊接伊拉斯謨的一代，但他降生的世界仍被教會把持。
作為一個僧人，他熱愛新鮮事物，觸犯當時的禁忌自學希臘文，遭到頑固上司的搜查與阻撓，他最終離開了修道院，靠自學成為了里昂的主要內科大夫，同時開始自學在當時一樣危險的新學科——解剖學。
與此同時，他還開始了文學創作，并且做了前人不敢問津的事：開始用普通大眾的語言寫作。
他打破了千年的舊傳統——那就是有學之士寫書必須用粗俗平民看不懂的文字。他用的是法語，1532年的地方話，不加矯飾。他的文字生動活潑，卻極盡諷刺之能事，寫出了教會統治者的專橫恐怖。
作為訓練有素的神學家，他成功地避開了會招惹麻煩的直接評論，因而他并不表露他極不正統的觀點。但敵人清楚他的意圖。巴黎大學神學院斥責他，巴黎國會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沒收并焚毀轄區內的所有文本。
盡管如此，《巨人傳》仍然是暢銷的古典作品，至今仍能讓讀者忍俊不禁，并從幽默的字里行間深受啟迪。
(三)舊時代的新招牌——加爾文
約翰·加爾文（1509－1564，法國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學家，代表作《基督教原理》，他進行宗教改革，建造日內瓦教會，被譽為美國的“信仰之父”）可以說是耶穌死后二十個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宗教歷史人物之一。
他一生只懷有一個信念，那就是認清《圣經》中體現的真正的上帝。他把這種信念貫徹在自己的行事準則之中，無視后果，不可阻擋。
1534年，加爾文與舊信仰決裂。在躲避戰亂的途中他棲身瑞士，并試圖在日內瓦建立新天國。他為年輕的信徒編寫了龐大的教義手冊，只有宣誓效忠新宗教法的人才能享有全部公民權力。他又說服了市議會，把所有仍然堅持舊觀點的人趕出城去。他在1538年因為失勢被迫離開城市，但三年之后復權并在此后的二十三年中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神權形式的政府，可謂日內瓦的無冕之王。
加爾文熱愛集權，在他的轄區，教會紀律已經超過了法律。他把自己對《舊約》的理解作為上帝意愿的直接體現，讓日內瓦人接受他的古典；不然就會被傳喚到法庭，甚至被驅逐出城。
而被禁止的遠不僅僅是“非正統”的思想或言論。他的新天國不許跳舞、不許唱歌、不許玩撲克牌，當然也不許賭博，不許舉辦生日宴會，不許舉辦鄉間市場，不許有絲綢和所有外表華麗的裝飾品；允許的只是去教堂，去學校，因為加爾文是個思想主張鮮明的人。
可惜的是，胡亂的禁止可以免除罪孽，但不能強迫人熱愛美德，美德來源于內心的啟迪。
(四)再洗禮的教徒簡·比克斯宗
房龍認為，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個怪物，而在那時，這個怪物就是“再洗禮教”。再洗禮教徒嚴守《圣經》，不跟官方合作，不遵循舊信仰的其他傳統。在經歷了諸多失敗后，他們決定孤注一擲，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膽的大規模行動上。
簡·比克斯宗，史書上稱他為萊頓的約翰，在當時混亂的蒙斯特照搬他在《舊約》里讀到的舊神學政府的形式，開始建立他的王國。
他把當地的自由民分為以色列的十二個部落，另娶了三兩個妃子，整天坐在寶座上發號施令。為了解決窮人饑餓，他規定城中居民均分財產，鏟除街道做菜園，所有餐館共同享用，違者隨即砍頭。沒幾個月，再洗禮教派在蒙斯特的統治就走到了盡頭。兩個絕望的市民為主教的軍隊打開了城門，再洗禮教徒被捕處刑，其他殘黨也被通緝。再洗禮教派就此從歷史上消失了。
(五)索茲尼一家
在推翻使人受難許久的暴政上，有兩個并不怎么關心宗教的意大利人比所有改革者做出的貢獻都要大。他們就是索茲尼叔侄。
叔叔出身于銀行家和法官世家，初學法律，后來便和許多同代的人一樣搞起神學來?？伤母赣H還認為兒子能在世界文壇上一展雄風，便給了他一筆錢供他壯游歐洲。
在日內瓦，加爾文對這位異見者敬而遠之，建議他去巴塞爾。不久，“好消息”傳到日內瓦，叔叔索茲尼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懷疑，叔叔的基金被沒收，高燒病死在了蘇黎世。
侄子像叔叔一樣從小周游歐洲。經營具體商品而不是精神財富的經驗使他相信，如果對方在買賣中處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殺或發脾氣是無濟于事的。
他的作品展現了他的審慎小心。他用過諸多筆名，付梓前必讓朋友們再看一遍，確認比較安全才行。
宗教改革中新教在波蘭遍地開花，侄子索茲尼被邀請東行。他在這里度過了人生最后的二十年，他的寬容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與表達。
他反對宗派的斗爭，反對把某些原則強加到人們的良知上，而把異見者視作異端。他主張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相信廣義人性的平等與自由。
只可惜這些理想主張早了至少三百年。
(六)蒙田
商業益于寬容。一個自給自足的純農業國可以驅趕或屠殺異教徒或外國人，而自己泰然享受田園生活。但依賴商業的城市如果這么做，外國公司的人才與資產就會迅速外流，使城市面臨破產。
對于這一點，城市的直接管理者大都明白，因此在宗教問題上嚴守中立的立場。不同教派乃至來自東方的阿拉伯人或中國人都能照常經商，同時忠誠于各自的信仰。
為了宗教上的體面，威尼斯通過了一項反對加爾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內閣卻小心地告訴憲兵隊，不必對這個法令執行得太認真。在阿姆斯特丹，得勢的新教徒在大街上呼喊著新信仰，旁邊小巷不起眼的房子里，天主教徒默默地做著彌撒。
蒙田（1533-1592，法國，文藝復興后期思想家、哲學家，主要作品有《蒙田隨筆全集》）出生在富商家庭，他的父親希望把兒子培養成一個紳士。他至死都不認為自己是個作家，堅稱自己只是個鄉村紳士。但幾乎再沒有其他什么人能像他一樣，把整個心靈、靈魂、美德和罪惡都獻給自己的書。
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蒙田已經看膩了眾多頑固不化的新教徒，以及一樣偏見固執的天主教徒所提倡的絕對自由。他認為明智的政府應該盡量避免干預別人的思想，允許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靈獲得幸福的方式熱愛上帝；否則只會讓內戰的悲劇一次次上演。
伊拉斯謨、拉伯雷、加爾文、索茲尼和蒙田，你最喜歡的人物是誰？為什么？試著假設你變成了他，生活在同樣的時代，你會做出和他一樣的選擇嗎？
十二、以下幾位思想家，部分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勇于摒棄頭腦中的舊信仰，去追尋世界的真實運行規律，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去開拓思想的寬容之路。
一個國家的寬容程度與大多數居民的個性自由程度成正比。在過去，偶爾會出現非常開明的統治者，堅信“待人寬，人亦待己寬”，但臣民們只是敬畏這個統治者而已，他們嘴上說著“寬容第一”，第二天換了當權者，便把這句口號忘到了九霄云外。
(一)阿米尼烏斯
十六世紀后半葉，在荷蘭共和國，不是僅憑國王的金玉良言，而是出現了一套完整的寬容體系。這個國家遍布半自給自足的城鎮與鄉村，居民大都是漁夫、水手和商人。
他們并不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聰明，心胸更開闊，但他們行事更加獨立，懂得天主教徒的錢跟新教徒的錢一樣好用。
有史以來，一直有兩派思想針尖對麥芒。阿米尼烏斯是其中一派的代表，他們認為人們某種程度上有意志的自由，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而另一派則相信一切都是上帝決定的。
起初，阿米尼烏斯并無意深入這樣的宗教思想論證，但當時的情況已經不允許他置身事外，宗派的論爭演變成了政黨與陣營的斗爭。阿米尼烏斯在承認自己的信仰后，被從前的朋友與支持者大肆攻擊咒罵，并被折磨至死。他所屬的黨派也在選舉中失敗，被宣布為公共秩序的敵人和國家的叛徒。
但是加爾文主義在荷蘭共和國的勝利只是名義上的，荷蘭實際上仍是商人和銀行家的俱樂部，由幾百個頗具勢力的家族統治著。他們畏懼并壓抑宗教狂熱及其可能引發的內戰，維護著不同宗派表面上的尊嚴與國內實際上的和平。
他們做這些當然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但客觀上他們確實容許了思想的廣泛自由，在荷蘭，持異見者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說、去想、去寫、去出版書籍。
(二)布魯諾
布魯諾（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是西方思想史上重要人物之一）出身貧苦，也沒有什么天資。
他按照一般慣例加入“多明我會”（又譯作“道明會”，亦稱“布道兄弟會”，是天主教托缽修會的主要派別之一）的修道院，成為一個普通的僧人。
但他與這個團體格格不入，因為“多名我會”教徒熱情地支持所有的迫害，在當時被稱為“真正信仰的警犬”。
沒有人知道布魯諾是怎樣走上“離經叛道”之路的，但他還沒完成規定的課程，就被趕出了多明我會。他流浪到日內瓦，白天做校對的文書工作，晚上則讀書寫作。他得到了一本德·拉·拉梅的書，相信中世紀的暴政如果不打碎，世界便不能進步。
很快警方便來請他喝茶，并建議他離開日內瓦。布魯諾繼續漂泊，在這期間他愛上了天文學，成為了哥白尼的支持者。
他一路橫穿歐洲并落腳于牛津教授天文學，但等待他的依然是失望。英國的神學家并不比歐洲大陸強，只是比起懲處異見者本人，他們更愿意采取罰款的方式。
布魯諾開始變得愛好諷刺挖苦，又一次被請離開。他最終回到了故國意大利，但他“自由派”的聲明已經提前飛到了教皇的耳朵，而后在宗教法庭的監獄里呆了七年。
1600年2月16日，他在火刑柱上被燒死，骨灰隨風揚去。
(三)斯賓諾莎
斯賓諾莎（1632－1677，猶太裔荷蘭籍哲學家，近代西方哲學公認的“三大理性主義者”之一，與笛卡爾和萊布尼茨齊名）的全集不過三四個小本子和幾捆信札，他致力于用正確的數學方法解決倫理學和哲學等抽象問題。
斯賓諾莎是猶太人。雖然在歐洲其他地方猶太人與基督徒的關系非常緊張，但他出生并長大在宗教比較寬容的荷蘭阿姆斯特丹。他從小聰穎，家里為他的才智所驚奇，不吝給他零花錢，而他把這些錢都花在了買哲學書上。
有一個作者最讓他感興趣，那就是笛卡爾。笛卡爾是法國貴族，不滿十歲就開始受到教會教育，呆了十二年。他惹人討厭，因為他勤于思考，沒有經過證明的東西就拒不接受。
他二十歲開始服兵役，對數學與炮兵感興趣，而不是宗教或政治。爾后離開部隊，在荷蘭定居。他不學當地語言，幾乎不結交沒必要的伙伴，把每天差不多二十個小時都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隨著光陰的流逝，他逐漸相信世界仍然被深不可測的無知籠罩著，被稱作“科學”的東西，其實連真正的科學的邊都不沾。
三十歲時，他開始向世界奉獻出嶄新的哲學體系。天主教詛咒他是加爾文派，加爾文派則謾罵他為無神論者。
在十七世紀，當一個笛卡爾主義者是件可怕的事，它表明自己是社會制度的敵人，但并不能阻止知識界的大部分人如饑似渴地接受笛卡爾主義。
而斯賓諾莎作為猶太教會最有前途的學生，也接受了笛卡爾主義。長老們找他談話，只要他聽話閉嘴，就可以給他一筆年金。
他拒絕了。于是被逐出了教會。猶太教士的威信受到了沉重打擊，他們向市政廳提出訴訟，認為阿姆斯特丹這樣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團不應該容忍這種無神論者。
官員派人調查，斯賓諾莎并沒做什么違反法律的事，但猶太教派如此團結也不好駁面子，就只好請這個獨立性很強的年輕人離開阿姆斯特丹幾個月，避避風頭。
從此他一直過著平靜貧苦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偶爾接受朋友或其他笛卡爾主義者的接濟，但基本堅持自己生活的獨立。
他謝絕了德國的教授席位，也回絕了普魯士國王的邀請。1677年，他在海牙孤身死去。使當地教士憤然的是，不下六輛宮廷豪門的私人馬車陪伴著這個無神論者直到墓地。
斯賓諾莎跟笛卡爾一樣，摒棄了舊信仰設下的界限，以自由的思想探索未知的世界，并由此建立了超越時代的嶄新思想。又或者，他們恢復了從希臘和羅馬時代就被歪曲的人類的真正形象，重新認識了人類作為世界組成一部分的樸實姿態。
(四)新的天國——約翰·洛克
十七世紀下半葉，英國是歐洲大國中在獨立思考方面有唯一進步可能的國家，國王與國會的長期不和增加了不安定的因素，促進了爭取個性自由的事業。
長久以來，英國的君主一直夾在魔鬼般的天主教和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之間，而他們又同時是蘇格蘭的統治者。三方勢力互相沖突，一些人想在這個三角之中保持中立，便不得不變得沉默，也更寬容一些了。
英國在不同思想流派的權力平衡中如履薄冰地發展著，未曾被任何一個派別的中央集權地統治過。因為他們靠近大海，離安全避難所荷蘭非常近。
這個相對安定的大環境給思想家們提供了寧靜思索的空間，其中最有名望的就是約翰·洛克（1632－1704，英國的哲學家，是英國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
他跟斯賓諾莎出生在同年，父母是正統的基督徒。他受不了教會的教育，自己出門謀生路。二十歲，洛克在牛津第一次聽到笛卡爾的演講。在書店邂逅了托馬斯·霍布斯的著作《極權主義國家，或曰長老會聯盟和國民聯盟的物質、形式和權力》，它一針見血地指明了諸侯的本質、權力以及他們的責任，主張人們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洛克自然而然地認同這個觀點，王權的暴政與教會的專橫在他看來別無二致。很快他成為無神論的嫌疑犯。
他來到阿姆斯特丹繼續學習和寫作，寫下了著名的《關于寬容的信》，從根本否定國家有權干涉宗教。他認為國家只是個保護性的組織，由一批人創立和維持，為的是相互間的利益和安全。
十七世紀英國的政見分歧耗盡了這個國家的多余精力。其他國家還在為三位一體相互拼殺的時候，大不列顛的宗教迫害業已停止。英國人在不到六十年里經歷了四個政府的變更，所以他們較容易接受基于常識的寬容理想所包含的根本道理。
(五)太陽國王
十八世紀常被稱為“專制的年代”。專制無論多么開明，也不是理想的政府。
路易十四在繼承法國王位的時候，天主教和基督徒兩派勢均力敵，已經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相互殘殺，他們最終達成了表面上的和平。
聰明的路易十四一來需要向天主教會借錢，二來受寵的夫人弗朗斯·多碧娜完全聽信她的懺悔神父，天主教就此抓住了絕好的打擊新教徒的機會。
新教徒們受到欺凌，法庭卻嘲笑他們的訴苦。教堂被一個個關閉，教士被送上十字架，成千上萬法國基督徒通過偷渡來到倫敦、阿姆斯特丹、柏林或巴塞爾，為這些地方帶來了藝術和商業的繁榮。
而原本屬于法國的富庶就這樣流失，而這一切或許可算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奏。
(六)弗雷德里克大帝
德國王族繼承了歐洲最窮的地方，那是漫無邊際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住。三十年戰爭使得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們需要人力和資金，以便重整家園。
因此出于實際需要，無論對方的出生種族、信奉教義和以前的身份，只要能有助于德國的發展，王族一律給予厚待。
弗雷德里克從小能力不凡，富有教養。他喜歡蒙田的散文，討厭路德的詩歌；喜歡愛比克泰德的智慧，討厭那些天主教的無知。
他不僅對基督教義感興趣，而且對基督本人的興趣更大，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茲尼的觀點來接觸這個問題的，所以至少在宗教問題上是個寬宏大量的人，而且可以毫不吹噓地說，在他的國家里，“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尋求拯救”。
他頒布法令，政府不許干涉宗教事務，只需充當警察的角色，維持不同宗派之間的和平就夠了。他把對思想和行為的最后評判權留給上帝，“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他從不對上帝的旨意做哪怕是很小的評論，免得使人們以為他需要人的幫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兇殘來推行神圣的目的。
在他掌權的三十年里，歐洲的土地上第一次迎來了幾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思考與討論：
今天閱讀的內容里，我們主要探討的是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布魯諾的故事我們大都在學校的歷史課本中讀過，因為宣揚哥白尼的日心說，布魯諾被迫遠走他鄉，最后在回到故土意大利時被宗教法庭審判為有罪，在火刑柱上被燒死。
雖然我們現在對于宗教的態度更寬容更自由，布魯諾的這種情況幾乎很少出現，但在我們的社會中，有沒有一種與宗教有類似權威的東西，束縛人們思想的自由，如果有，你認為是什么？它是如何面對那些與主流觀點完全相反的看法的？你對此的觀點是什么？
摘自《寬容》[美]亨德里克·房龍 [卡片作者]陸一禾
讀書碼字涂鴉任選一第112天，2017.05.05于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