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沙舟劉花
“媽媽”兩個字很沉重！因為我們的媽媽不同尋常。她遭遇過別人不曾遭遇的人生坎坷和生活的無情打擊，在我倆的意識中，始終認為我們的媽媽是世上最堅強最偉大的媽媽。媽媽今年八十有五，她那單薄瘦小的脊梁挺起了兩個家族的門戶，得以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是我們這個家族的掌門人。另外，她也是我們兒女們始終如一的導師，她那無私的大愛如汩汩不息的源流，滋潤著我們的心田，把我們幾個撫養成人，并引領我們一步一步地到達了善良的峰頂。
1952年農歷臘月14日，媽媽與爸爸成親。新婚后的媽媽十八歲，一進門就挑起了家務的重擔，并替爸爸耕作，將丈夫送入學校。
爺爺奶奶就爸爸一個獨生子，家境比較殷實，在達拉特旗的恩格貝牧養著幾百只羊，雖然辛苦，但媽媽也過了幾年好光景。
1956年農業合作化以后，爺爺家的二百多只羊、十幾頭牛、一匹馬都被作價歸了農業社。至此，爺爺一蹶不振，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夜夜長吁短嘆。1958年農歷的正月初七溘然離世，年僅四十五歲。
爸爸是個“書呆子”，在伊盟中學（即伊盟一中）是屈指可數的高材生，每次考試名列前茅。畢業時正巧遇上上面招收飛行員，學校擬派他去外地學習，但爺爺死活不同意，一紙電報將爸爸召回，安排爸爸拜當地的一個老中醫學徒。
1958年達拉特旗成立拖拉機站（后更名為拖修廠），在全旗招工。因爸爸有文化，公社大隊一致舉薦。
爺爺雖然死了，但奶奶還是不大同意。媽媽做奶奶的工作：“媽媽，拿上你一兒一婦，公家讓開飛機，離家遠他爺爺不讓走也行，現在在家門口你又不讓走，你這是要毀了他的前程？要是一輩子唾牛屁股，當初你就不該供他念書？”一席話說得奶奶勉強同意，爸爸成了達拉特旗拖拉機站第一批工人。
爺爺死后的第二年，奶奶改嫁。
爸爸在拖拉機站表現出色，得到了領導的信任，他既當秘書又當司機。一天，站領導讓爸爸頂替出車，車輛行駛在包頭，意外地碰撞了一名橫穿馬路的老漢，當場死亡。公安局馬上立案，爸爸被拘留了七天。
父亡、母嫁、車輛肇事，接踵而至的災禍，對一個生性就膽怯的爸爸來說，如雪上加霜，這回讓他一蹶不振，常常感覺腦袋微微作痛。到了1963年，那段時間他天天趕寫材料，趴在辦公桌上，鼻子出血不止。工友們都勸他趕快去醫院看看，他總是說，沒事，可能是上火，等把工作忙完了再說。就這樣，病情被耽擱下來。
1963年的農歷4月27日，媽媽剛生下二弟弟七天，爸爸在站領導和媽媽的催促下，才離開工作崗位，去了呼市三醫院，被確診為腦瘤晚期！
1964年農歷6月1日，他老人家撇下心愛的媽媽和我們姐弟三人駕鶴西去，那年爸爸二十八歲、媽媽二十九歲、我六歲，大弟弟兩歲，二弟弟還在襁褓中。
面對這一生離死別的現實，媽媽無法接受，她始終不相信丈夫會離她而去。她苶性性、傻乎乎地不吃不喝，兩個乳房原本充盈的奶水一下子像泄了氣的皮球，二弟餓得哇哇大哭，而她卻像個瓷人人沒有一點眼淚。那雙清澈明亮的大花眼一下子失去了光澤，兩眼腫脹的像個桃圪蟲，直勾勾地盯著那些前來看望她的左鄰右舍，嘴里就念叨著一句話：“他不會死、他不會死……”
然而，他真的死了！
1964年6月的一天，拖拉機站北大門的沙灘上，一個用鐵皮箍著的棺材被放置在那里。媽媽拉著我和大弟弟，步履蹣跚地圍著棺材轉了一圈又一圈。她還是不相信這個就是和她相依為命十二年的那個人。她依然堅信那個人還活著；那個人還在辦公室伏案疾書；還是那樣夾著一本書在急匆匆趕往回家的路上；還在自己那個熱炕頭翻看他最喜愛的那些書籍……
第二天安葬。動陵那一刻，人們給我們兩個孩子縫制了一身白市布孝服，為爸爸送陵。媽媽手里拉著我們兩個不懂事的孩子，趴在那個鐵皮箱子前，一張張的紙錢在她的手里化作一縷一縷青煙。
她的心里像煮了一鍋黃連水，一股無可名狀的苦澀在沸騰。
她呆呆地跪在那里，心里在無聲地哭泣。豁然間一種縹緲的幻滅性的悲哀，好像瞬間抓住了她的心靈，發瘋似的狂嚎起來：“劉文明（爸爸的大名）啊，你好狠心，你就這么忍心地走了？你咋能丟下我們娘們幾個不管呀……？！”
媽媽哭天喊地，撕心裂腑，心都碎了，她雙手冰涼，兩腿僵直，眼睛一翻，當場昏死過去。
我們兩個年幼無知的孩子一看媽媽這種狀態哭得感天動地，在場所有送別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爸爸生命的終點，是媽媽苦難的起點。
對于爸爸的死亡，單位未作任何結論，只給我們發了四百元錢，便與原單位厘清了關系。但對我們這個家族來說如天塌地陷，唯一的一根頂梁柱坍塌了，我們一家的生活來源被截斷，陷入困境。好在我們還有媽媽，還有爸爸的工友和媽媽的鄰居，他們給了我們許多物質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撫。對于媽媽生活上再怎么貧乏都好克服，而精神上的創傷卻難以愈合，這是她無法逾越的一道鴻溝，在那些灰色的日子里，怎么都走不出那個陰霾，精神幾乎崩潰。
她始終堅信爸爸還活著。她每天臉不洗，頭不梳，手里拉著我，十冬臘月跑到樹林召汽車站，去迎接爸爸的歸來……
鄰居們看見媽媽近似于瘋癲，天天如此，以淚洗面，勸她說：“郝秀英（媽媽的大名），你可不能苶拾翻了，你把這倆個娃娃凍死呀？”媽媽兩眼無光面無表情地說：“凍死就好了，我們一家能相跟上走了。”
看著我們居住的拖拉機站那個后大院成雙入對、歡歌笑語、一個一個的小家庭，媽媽心里那個難受勁猶如死牢里圈了一個囚犯，失去了所有生的希望。
一天，媽媽一時想不開，決意要追隨爸爸而去。就在媽媽走出家門時，她折回頭瞭了一眼在炕上躺著的二弟弟。二弟弟兩個黑豆豆的眼睛也在盯著媽媽看。正是二弟這稚嫩的一望，讓媽媽轉念一想，我還有三個娃，不忍心丟下我們，她折回家門抱住二弟痛哭一場。
從此，我們姐弟仨就是她生存的希望！
極度的悲痛讓她常常情不能已，每天在嘻嘻哼哼，像一首催甜蜂兒似的曲子“嗡嗡嗡”地在她的嘴里不停地吟頌。
我對當時那些畫面記憶猶新，媽媽經常坐在那臺縫紉機面前為我們三個孩子縫制衣服，她一邊縫一邊哼，哼著哼著一首首民歌脫口而出，有這么兩首我記得最清楚：
拿回尿盆子頂住門，放下枕頭短一個人。
想你想得不行行，趴在地下畫人人。
是啊！山曲兒本是肚肚里的油，心里頭難活眼里頭流！
媽媽的歌聲猶如流水潺潺，清泉叮鈴，傷心之處，又像雛鳥啁啾，蜜蜂催甜，淚蛋蛋好似大珠小珠。一聽到媽媽哀婉凄苦，似哭像泣的歌聲，我也是淚水漣漣，咚蹄篩腳用自己的小手將媽媽的嘴捂住，“媽媽別唱了，別唱了。”淚蛋蛋拋得潑啦啦。
直到現在，我不愛聽歌，不愛到那些紅火的地方，一聽到歌聲就會想起媽媽那些凄慘的畫面，心里瞥屈得難受。
鄰居們看到這一幕，紛紛來到我家，陪媽媽啦話，都想為她解開心中的那個結。眾人都說，家里沒個男人不行。
的確，一個沒有男人的家，是多么的凄涼和恐怖，用現在的時髦話說，確實沒有安全感。媽媽一個年輕的寡婦，拉扯我們三個孩子，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大家都說，解救媽媽唯一的辦法就是物色一個好男人。
是啊！只有開啟一段新的感情，才能慢慢療治心靈那段不堪回首的痛楚。在鄰居們的張羅之下，1966年農歷臘月媽媽改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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