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喜歡大自然，其次是藝術
楊絳先生憑借翻譯英國詩人蘭德的詩，一語道出了生存的智慧，這也是她內心的真實態度。
1997年初春，楊先生的獨生女兒錢媛去世，當年已經八十多歲高齡的她，還要穿越大半個北京城，探望纏綿于病榻中的錢鐘書。當他問起女兒的情況，楊先生還會告訴他女兒一切都好。她不是沒有悲傷，她只是把悲傷留給自己，把悲傷深深地隱藏。因為她知道在醫院里，還有一個身患重病的丈夫需要她。
在丈夫病重的時候她只期盼自己比錢鐘書晚走一年，因為她認為在照顧病人這一方面男不如女，"我盡力保養自己，爭求夫在先妻在后"。何況錢老先生一心做學問，生活上卻像個淘氣的頑童。他曾經不小心打翻了桌子上的墨水瓶，弄臟了桌布，又不小心搞壞了臺燈。當錢老惴惴不安地和她說起來，她也是輕描淡寫:"臺燈壞了我也能修"。像登著梯子換燈泡這些糙活，也是這位女子承擔。
1998年隆冬季節，錢老先生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悉心照料他幾年的愛人。丈夫和女兒都永遠地離開了她，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承受了常人無法想象的悲痛。
鐘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壓根不想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她曾經做過這樣的夢，夢見她和丈夫一起在街上走著走著，錢老先生突然不見了，她就茫然四顧遍地找尋，卻怎么也尋不見他的身影……她還在想著，我一定要找到他，等找到他就可以和從前一樣，夫妻兩個人一起回家。
這種痛徹心扉卻又無可奈何，也只有失去過摯愛的人才能夠體會到。
他們的獨生女兒沒有生育沒有給她留下孫輩孩子，她一個人居住在三里河一幢老式居民樓里。這里是隸屬于國務院的三層小樓，是從1977年舉家搬來她一直未曾離開的地方；這里緊鄰釣魚臺國賓館，放眼望去，整個小區只有她一家沒有封陽臺，楊先生給出這樣做的理由是:可以坐在屋里隨時看見一片藍天；這里也沒有裝修，還是水泥地面簡單的老式家具，平平常常的樣子就是這樣簡樸的環境是楊先生充實而又富有的精神家園。
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在這個被她譽為"人生的客棧"公寓里，她開始潛心整理錢老先生留下來的學術作品，設立了清華大學"好讀書獎"，資助母校寒門學子，旨在鼓勵和幫助家境貧寒的學生，他們資助的獎金已達一千多萬元。據保姆回憶，由于楊先生年事高她的親戚來訪的時間都控制在十分鐘左右，她仍然抽時間接見清華大學那些愛讀書的莘莘學子們。
在錢老先生走后的幾年她在淚水中筆耕不輟，寫下了回憶他們一家三口生活片段的《我們仨》，這本書記錄了他們平時寫作之余生活的點點滴滴。他們外出吃飯一家三口就會留心觀察:這一桌是談戀愛的，那一桌是家庭聚會。現在我們會說碼字寫文要留意觀察生活，原來要想寫出打動人心的作品一定來源于平時細致入微的觀察。
楊先生的作品幽默中沒有刻薄，在書中寫她下放農村的生活，她沒有保留手稿，一部即將就要完成的作品被沒收了，我們都是碼字的，有時候自己寫一篇千兒八百字的草稿按錯鍵丟失，都恨不得扔掉手機或者把手機砸個稀巴爛。就在楊先生稿件被沒收的晚上還被剃了"陰陽頭"，放在現代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許又有人跳樓了吧！楊先生找出女兒剪下的大辮子縫了一晚上，自己做了一個假發外出買煤。
1958年楊先生被下放到農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來自書香門第的她沒有任何怨言，相反在她的文章《第一次下鄉》中，由于吃了不易消化的食物半夜拉肚子，廁所是她半夜一個人出門找到的，在她的筆下廁所被稱之為"五谷輪回所"。一段苦難的農村下放生活，讓看她文章的讀者反倒覺得詼諧幽默。
有位音樂人曾經說過:"標配的人生不如有趣的人生"，有趣的靈魂能夠給讀者帶來思考的同時還帶來愉悅，而不是驕傲自大的優越感刻板說教。我經常讀一些作者的文章，讀一篇文章里笑了好幾回，不由得就會對作者產生由衷地欽佩。
我拙劣的筆只是說出自己的淺知拙見，無法細致描繪出這位跨越世紀老人的人生軌跡，我最想學習的是她隱忍豁達樂觀的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