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一詞以1898年發生于法國的徳雷福斯事件為引子作為一個集體名詞逐漸被注意。再由俄國一些作家通過典型文學形象進行塑造，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作為“集團”、“名稱”真正確立。雖然廣義上的知識分子有其更深遠的歷史，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把他稱之為“文化共同體的領導者”。然而這里所確立的知識分子的內涵卻更有著其獨特的內涵。與以往任何時期都不同，薩特說：“知識分子就是關懷自身之外事務的人。”其獨特性也正是表現在“現代的知識分子的主要功能不是他們在社會體制和解構中的服務作用，而是對社會現行體制抱以懷疑、質詢和批判的態度，監督社會的發展、公正價值的實現，他們始終對社會現行體制保持著壓力。”（秦喜清）在掌握一定知識的情況下“他們既不是抽象的夢想者，也不是心胸狹隘、注重實際的俗人。他們對探索自己時代的特征具有特別的興趣；他們是天生的歷史哲學家”承擔著“對共同生活的關懷”。一旦他們把自己“自由漂浮”的身份與社會的各種力量相聯合，則“獲取認識全部歷史進程的綜合性觀點的時刻也就到來了。”由此曼海姆得出了他那著名的論斷：知識分子“有可能充當漫漫長夜的守更人”。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理解為海德格爾的另一句著名的話：“有死之人的思想必須讓自身沒入深深泉源的黑暗中，以便在白天能看到星星”。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由此被曼海姆無限拔高。福柯也認為：“知識分子就是良知，是意識，是雄辯。”
然而正是這樣的一個“守更人”角色，到了利奧塔那里卻成了一個“守陵人”。
在《知識分子的墳墓》中，利奧塔不無諷刺地說：“在我看來，‘知識分子’更像是把自己放在人、人類、民族人民、無產階級或其他類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也就是說，這些思想家認同于被賦予了普遍價值的一個主體，以便從這一觀點對某種情形或狀態進行描述和分析，并指出應該做什么，使這一主體能夠實現自我，或至少使它在自我實現上有所進展。”知識分子的自我膨脹的優越感使自己成了自己意淫中的一個決策者，以為自己負有的責任使自己成了這個社會的權威。“‘知識分子’的這一責任和普遍主體的概念密不可分”，因而像“伏爾泰、左拉、貝璣、薩特他們曾被給予權威。”利奧塔之所以這樣說除了由于他早年在阿爾及利亞參與的政治運動無果外，更主要的還是在后現代這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洪流之下，你不得不做出是臨門一腳或者逆流而上的非此即彼的選擇。其結果也就自然成了痛并快樂著或者被洪流碾壓的渣滓都不剩。
后現代是一個解構的時代，其解構在理論層次上表現為對以往整體性、結構性哲學理論的否定。而在現實意義上，解構是對權威，是對規則，對優等的摒棄。德里達的哲學除了理論層面上把有定點的結構給拆散之外，在現實層面則是對種族中心主義的反抗。德里達本人是法國的外籍人士，其種族歧視感自是非常明顯。德里達哲學的現實意義即強調差異性和平等。任何種族都不是人類的中心。他對主體存在的消解，使大寫的“人”變成了無家可歸的、飄渺的存在，這在現實意義上恰恰是使一切人、種族回到共同的“點”，回到沒有中心的“準結構”狀態。如果說德里達哲學是在反抗種族歧視，那么作為法國本籍的福柯則可以徹徹底底地說是對權力的一種反抗。福柯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作如下描述：“人并沒有從一次次戰爭中逐漸進步，達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最終只是法制取代了戰爭狀態；人在規范系統的范圍內使用它的暴力，然后從控制到控制。”（《語言、反記憶、實踐》）利奧塔更是對“總體性”的“霸權”地位深惡痛絕。他不惜一切向總體性的理念宣戰，具備判斷與否的能力必須“有效地擁有一個理念；但是，和康德的想法相反，今天對我們來說，這一理念不是總體性的理念。”除此之外，他還指出總體性理念的危害，“人們一旦把理念派上規定的用途，那么必然產生恐怖”，甚至有可能導致“以自由為名的恐怖”。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共同的對象那就是總體性，利奧塔有時把它稱為“普遍主體”的問題。利奧塔說：“這個問題不僅在通常的、簡單的意義上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如何看待歷史和社會的問題。當人們說，寫作的人沒有讀者，畫畫的人沒有觀眾，作曲的人沒有聽眾時，它的意思是說不存在歷史主體。人們不可能邊創作邊告訴自己說，是的，存在著按一定方式組織起來的價值，它們構成某種主體。他就是我要面對的主體：我正以他的名義進行交流。設定這樣的對象或指導者，就是承認所有構成歷史的行動，包括那些尚無定論的作品，都在某種普遍主體身上尋找終極意義。”而這正是知識分子得以實施自身權威的基礎。然而后現代所要求的就是對這種普遍主體進行“開戰”。而知識分子如上所言作為認同“普遍價值的一個主體”自然也就步入被“埋葬”的命運。
權力表現為知識，而作為這種權力的持有者是知識分子，福柯這樣說：“知識分子本身正是這一權力體系的執行者，他們有責任承擔‘意識’和話語作用的觀念構成了這個體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指出知識分子在現代的多余性，在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群眾不再需要他才能獲得知識：他們已經認識得非常清楚，……他們比他認識得更好并且有信心表達自己的思想。”知識分子因此對一般大眾思想與經驗造成“阻滯與壓抑”。當談到原子科學家奧本海默和科學知識時，福柯說：“知識分子首次不再緣于普遍性的話語而是由于他們所掌握的知識受到政治權力的迫害：正是在這個層面上，知識分子構成一種政治威脅”。知識分子由原來的“良知”、“意識”、“雄辯”一變成了為權力增加重量的砝碼。利奧塔談及后現代狀況時認為：“在后現代社會，知識話語各自為政，呈現出一種異質的、非總體化的狀態，作為知識主體的個人完全消融在各種知識原則和形態之中，‘消融在語言游戲的散播中’”。主體被不同知識原則分解，人的社會功能“彼此異質”。利奧塔斷言“不應該再有‘知識分子’”。這不僅因為在現代性技術下高度專業化使得知識分子的“目的不是在專業領域中最大限度地扮演普遍主體，而是在這一領域中作出上乘表現”，而且即使是在人文學科領域內，人文知識分子也“不是‘知識分子’”，他們只需要關注“創作”問題，至于“藝術作品的教育功能、觀眾的接受等等都屬于文化領域的問題”。知識分子的普遍主體身份從此壽終正寢，最終步入陵墓。
通過對普遍價值的“開戰”，利奧塔給了我們一線曙光，也即人們可以從“總體化的強迫觀念那里解放出來”。守更人向守陵人身份的轉換并不意味著一種“沉淪”，福柯說：“在我看來目前必須考慮的不是知識分子作為‘普遍價值的承載者’，而是作為占據一定位置的人——他的具體性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是與某種真理的機制的一般功能相聯系”。在埋葬了普遍主體的世界里，利奧塔構造了一種另類的“共產主義”。這樣一個過程被葛蘭西指為：“歸結起來，是要使某種程度上每人所具有的智力活動予以批判地改造，變更智力活動和神經—肌肉活動的比例關系，在新的水平上規定它們之間的平衡，而且要使神經肌肉活動本身，成為新的和有目的世界觀的基礎”。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取消體力和腦力勞動的差異，實現每個人全面自由發展。
然而當利奧塔把知識分子的身份重新還給個體性質的“勞動”大眾，把知識的“合法性”還原到個體之間時，這里何嘗不是一種對個體具有合法性的普遍性的認同？
于是，在毅然而然地對知識分子的“守更人”身份進行祭奠之后，守著“普遍價值承載者”的墓。利奧塔致悼：“長久以來，在西方，哲學家們一直面臨知識分子角色的誘惑，把自己變成權威的代表。自柏拉圖以來的二千五百年，不屈從于這種誘惑的人不多。在我看來，利奧塔便情愿屬于這個少數派——這是他告訴我讓我告訴你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