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飛機開始在敦煌下降的時候，我一直心存疑惑，從高空俯瞰地面，唯有大漠黃沙，戈壁縱橫，難道飛機要降落在這茫茫荒原中？等到終于看見零星的幾片綠色時，才終于相信，敦煌真的到了。
我知道，莫高窟就藏在這一片荒蕪里。
前塵往事已隨大漠風沙遠去，今天，當我們談論莫高窟時，我們在談論什么？當然不僅僅是一個旅游景點，不然絡繹不絕的游人，不會千里迢迢地踏上這片遙遠的西部大漠；我們腦海中多半還會浮現出“佛教圣地”、“藝術殿堂”一類的詞語，但這還是過于抽象，除了讓人心生敬畏，不能有更多鮮活的印象。于是五湖四海的人，不顧朔風凌冽，不顧長途顛簸，風塵仆仆地朝莫高窟而來，要看看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將時間往前推移一下，1911年，國外的探險掠寶者，單從蘭州到敦煌就用了足足54天。今天的交通大為改善，從北京、杭州、上海這樣的大都市起飛，不到五個小時便可到達敦煌。于是這個西域小城開始熱鬧起來，四方旅人來往不絕，沙洲夜市徹夜不眠。想必在公元三六六年，樂樽和尚云游到此時，大漠深處的這座邊城清冷孤寂得多，他見到的，應是準備西出陽關或者東入洛陽的駝隊，是鎮守玉門關的將軍與士兵。
二
在莫高窟細細看了幾個精美的洞窟，走出來時，黃昏將近，大漠上的熱度與光線柔和下來。于是便走遠些，走到莫高窟對面的戈壁。周圍是歷代僧人的圓寂塔，立在一片荒蕪的沙山上，似乎有史以來他們就立在那兒，還要繼續佇立下去。遠處就是三危山，矮矮的一帶，冷峻，光禿，仍然荒蕪到讓人窒息。轉過身去，越過戈壁上的枯枝，莫高窟的洞穴黑黝黝的，密密匝匝地映入眼簾來。這到底是個什么樣的存在呢？看完后問自己，仍然說不出來。但總隱隱覺得自己跟它是有關系的，也許正應了余秋雨先生寫過的一句話：我們，是飛天的后人。
那世代與莫高窟比鄰而居的敦煌人呢？他們與莫高窟的關系，又比來自千里之外的游人深厚得多了。莫高窟的某一尊佛像，也許就是他們的祖先而塑，某一面壁畫也許就是他們的祖先而畫。他們不僅能從莫高窟找到精神的皈依，還能找到血脈的傳承。從現在可知的資料，亦可看出歷朝歷代的敦煌人對莫高窟的愛護。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駐守河西的軍隊被調往中原平叛，敦煌防守空虛，陷入了各種勢力的戰亂中。敦煌守將周鼎準備棄城逃跑，當地望族邀其參觀了莫高窟新開的佛祖涅槃窟，希望藉此鼓舞他留守城池，周鼎不為所動，臨行前，被軍中部下逮捕縊殺。接下來的敦煌軍民，在莫高窟的激勵下，竟苦守孤城十一年。
盡管政權更替，然而敦煌的歷代統治者，大都崇信佛教，推動著莫高窟的繼續開鑿，北魏、隋唐、吐蕃、西夏、蒙元，莫不如是。其間的幾次滅佛運動，又因莫高窟地處邊陲，而甚少波及。宋朝以后，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興盛，莫高窟也開始走向沒落，洞窟的開鑿止于元朝，并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明嘉靖三年，朝廷疲于應付吐魯番的侵擾，將關西平民遷徙關內，并鎖閉嘉峪關，廢棄了沙州和瓜州。此后兩百年，敦煌曠無建置，月照流沙。莫高窟被徹底遺忘在茫茫無邊的荒漠之中。
由于空氣干燥，沒有人為破壞，莫高窟得以很好地保存下來。那些精美的佛像，那些鮮亮的壁畫，寂靜地守在洞窟之中，一守數百年，等待著世人再次揭開她神秘的面紗，一睹她曠世無雙的真容。
三
如今說起莫高窟，想要繞開王道士，實在很難。他是歷史公認的罪人，然而如果沒有這個人，也許莫高窟還會繼續沉寂下去，也不會有后來的國際顯學——敦煌學。如果不是1900年6月22日清理洞窟內的積沙時偶然發現藏經洞，王圓箓也只是個再普通不過的道士，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半絲痕跡。
我特意向導游詢問，找到了默默地站在莫高窟門前的道士塔，它孤零零地立在景區門外，游客走過，沒有人會注意它。
“敦煌千古事，苦樂誰心知？”因為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散文，今天的人提到莫高窟，都知道王道士，但王道士畢竟是個農民，愚昧如他，將那一捆捆寶貴的經卷像賣舊書一樣賣給了外國探險家，無意中對莫高窟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
但莫高窟有幸，等來了一位真正的守護神——常書鴻。
1944年1月1日元旦，民國政府在莫高窟設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醉心敦煌藝術的留法美術家常書鴻，不辭辛勞，帶領團隊，千里趕赴敦煌，出任第一任所長。莫高窟終于結束了400多年來，缺乏正規有效管理的狀態，第一次蒙受了國家和政府的庇護。
初到莫高窟，常書鴻心曠神怡，猶如步入仙境，心情激動，徹夜難眠。但是，這種感覺很快消失了。面臨的是重重困難，生活條件異常艱苦，與在法國的條件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對于他來說，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艱苦的地方。按他的話說：“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
先到莫高窟臨摹的張大千，在離開時為常書鴻留下了一張地圖，地圖上標明的，不是珍貴文物的所在，而是敦煌周邊的蘑菇生長地所在。靠著這張圖，在蘑菇生長季節，餐桌上除了每天的一碗白面條外，終于有了新的內容。
俗語有云，不到河西不知中國之大，中國西北的萬里荒漠中，常書鴻先生極其弟子好友，忍住無邊寂寞，開始整理洞窟，臨摹壁畫。
他們住在一個破廟里，桌、椅、床都是土堆成，點的是木頭剜成的油燈，在滴水成冰的屋里還沒有取暖設備。住所的周圍又被戈壁包圍，最近的村舍也在幾十里外。常書鴻的前妻陳芝秀攜兒女到此地一年半以后，忍受不了艱苦寂寞，不辭而別棄家出走。常書鴻發現后，騎馬向玉門方向追去，在途中精疲力竭摔下來，幸虧被玉門油礦的人發現才救了一命。他被送回敦煌后，看到的是兒女的哭泣。
1945年，教育部又突然傳來了撤銷敦煌研究所的決定，身逢多重變故，常書鴻依然堅守敦煌，絕不撤走。
新中國成立后，重新設立敦煌文物研究所，仍由常書鴻任所長，莫高窟全面搶救性保護工程全面展開。從此，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由留守式的看護性保護進入了搶救性加固修復階段。抹去幾十年的風沙，莫高窟岌岌可危的崖壁洞窟，重新煥發出新的光彩，而它的守護者們，卻已經兩鬢風霜。
三危山腳下，面對莫高窟的戈壁上，靜靜地豎著一群墓碑，這是常書鴻先生與許多去世工作人員的歸宿。常先生的墓碑上刻著五個大字：敦煌守護神。
守著他們的，只有大漠夜晚清冷的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