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抗戰時期的三篇佚文

柳哲

我在北京發現了一份由曹聚仁主編、蔣經國任發行人的抗戰時期的刊物《正氣周刊》。該雜志于1943年元旦創刊，由中華正氣出版社出版，共出刊3期。第2期出版時間是1943年1月24日，1943年3月21日出最后一期。元旦創刊號封面為趙聰作的木刻畫《瞻望新中國》，第2、3期封面上分別為楊隆生所作的木刻畫《血債》、《全面總反攻》。《正氣周刊》的被發現，對于研究蔣經國與曹聚仁的生平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鮮紅的血

蔣經國

鮮紅的血是崇高的，熱烈的，正義的，勇敢的！血，是偉大的，史可法的血，文天祥的血，岳飛的血，烈士的血，寫成了一部壯烈的史詩。在血的故事中，我們可以了解人生的意義，尋得人生的價值。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我們應當出來斗爭，出來抵抗，為了正義，為了公道，為了良心的驅策，我們應當拼命，應當流血。誰不肯將自己的熱血，來為國家流盡，誰就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因為勝利始終是屬于肯流血的人的。人類的膚色盡管不同，但血的顏色，卻都是一樣的。鮮紅的血，永遠是光明的象征，我愛血，我愛鮮紅的血，因為血是自由的燈塔，血是解放的曙光！（1943年1月《正氣周刊》創刊號）

發揚青年正氣

蔣經國

春天到來了，大自然處處流露著新的氣象。萬物之生，渾是一團，太和元氣，充塞遍滿于上下之間，這份盎然生氣，便是天地間的“正氣”，周濂溪說是“綠滿窗前草不除”，程明道說是“觀天地生物氣象”，鳶飛唳天，魚躍于淵，直是活潑潑地，呼吸了這份新氣息，我們都該有新的覺醒！

我們中華民族，自兩宋以后，可說是進入秋冬季節。通古斯、蒙古、滿洲諸族先后侵入中原，干戈兵馬，民族間戾氣流行，不是西風壓倒了東風，便是東風壓倒了西風。成仇結恨，數百年不解。辛亥革命，便是清算二百五十年前的血賬。近百年間，和歐美各國相接觸，和鄰邦相肆應，也是“玉帛”與“干戈”相交錯，甚至“玉帛”便是變相的“干戈”，一部日本軍閥的親善史，便是“侵略史”的別名。不獨民族與民族之間如此的不和，社會上有所謂“仇恨”、“斗爭”、“沖突”，滿眼都是不和的現狀，而且環境愈惡劣，沖突愈激烈，每個朝代的末期，總是君子與小人，小人與小人，君子與君子之間，你刀我槍，鬧得烏煙瘴氣，把正負一切力量，彼此都消減，直到國破家亡，而斗爭未已。中華民國三十年間，一部中華民國的歷史，幾乎給軍閥內亂占去了一大半；相習成風，在智識分子之間，也是以傾軋、排擠、挑撥、離間為能事，甚至弄點小聰明，鬧點小是非，算作正常的工作。你想一家人家，盡是吵嘴打架，反目相視，還算得一個正正當當的家庭嗎？還能過舒舒適適快快樂樂的日子嗎？

現在大地春回，一元復始；中華民族已經轉入新的紀元，國內則各黨各派統一抗戰，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以總裁為中心領導者；國外則同盟友邦，協同作戰，百年來的不平等桎梏全部解除，進于平等自由的國際地位。我們的時代已經向前邁進了，我們的國家已經強大起來了，我們國民黨的力量也堅固起來了；我們一點從新考慮，以嚴正大方的風度，寬宏大量的精神來領導青年群眾，來組織青年和群眾。我們擁護總裁，就應當為總裁來收集人才，教育人才，使最優秀的干部都站到我們這一邊來。書秦誓有云：“若是一個人，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這樣才是開國的新氣象，才是真正覺醒了的新氣度。昔王船山論古今治道，極贊貞觀之盛，謂：“唐初直諒多聞之士，皆自僭偽中，拔濯而出”，能容能收，所以成其大。朱熹也說：“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而貴有以來天下之善。”總理民初對同志演說，也說：“破壞固難，建設尤難；破壞尚須全國同胞之助力，則建設豈獨不需同胞之助力乎？同志對同胞尤當極力聯絡，毋違背昔日一視同仁，互相親愛之宗旨。”目前真是“有容德乃大”的時期，我敢說：凡是有血性的青年，沒有一個不愿意在本黨的旗幟之下，為總裁的事業而奮斗，為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努力，主要我們領導的方向正確，--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應當以 總裁偉大的人格來感召他們，以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來訓練他們，以三民主義的理論來指導他們，一定能爭取青年群眾的信仰的。

至于同志之間，有如家人父子； 總理 總裁標出了“親愛精誠”的明訓，無時不當開誠布公地相處，無事不當推心置腹地相商。古語云：“益者三友，直，諒，多聞”。何況同志之間，更有如切如磋相互砥礪的情誼，理論有了錯誤，行動出了常軌，就在主義的立場上，忘掉個人的利害，將自己的真心話說出來，清末明初，本黨處在那樣黑暗困苦的環境中，尚且相親相愛，情同骨肉；現在本黨成為中國政治力量的重心，一言一動，為天下表率，還不該相互幫助，相互諒解，同肩大業嗎？（總裁嘗對黃埔軍校提及“親愛精誠”的校訓，說：“各位要留心校訓親愛精誠四字，謹記勿忘，我們校里為什么要集合全國的青年的在一塊，就是要思想統一，精神團結，同生共死，萬眾一命，要是革命同志，不能相親相愛，便完全背反本黨的主義。大家同志，要同手足一樣，同一目標，同一主義，向革命路上走，禍福生死，尚且要同，還有什么可以不同呢？”訓示甚明。）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體萬物之生意，順其蓬勃氣象，把一切力量轉動起來，用之于建國復興的事業，那便是發揚“正氣”，若是沿著舊時代的惡習慣，以私斗為勇，以相互攻訐為能事，使一切力量消滅于無形，那便是“縱肆戾氣”，一正一戾，民族國家之命運系焉，就看我們如何自擇了！（1943年1月24日《正氣周刊》第2期）

生和死的統一

蔣經國

一個人因為他年齡的不同，對于死的感覺，也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最初是不知不覺，不知道什么是生也不知道什么是死。第二個時候，只想到生的喜悅，并沒有考慮到死的存在。第三個時期逐漸受到死的威脅而感到恐怖，第四個時期，因為知道死是不可避免，所以更希望自己能夠活著。但，我們知道這四種感覺，都是不正確的，同時也是機械的。我們知道在今天根據科學的理論基礎來看，“生”和“死”，就應當說生就是死的否定，死也就是生的否定，沒有生就沒有死，沒有死也就沒有生，當一個人剛生出來的時候，死就已經獲得了存在，而當一個人剛死去的時候，同樣的生的因素也就開始了他的發展，所以，雖則死是一件大事，像古人所說的“大哉死乎！”但是我們應當了解，死就是生的另一個存在形態，生也就是死的另一個存在形態，像朱子所說的“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而知所以死。”所以，我們應當知道生死的意義，生和死的統一，假使一個人不知道生死的意義和價值，那么他一定就會受到死的威脅而感到恐怖和害怕，在軍隊中就不敢勇敢作戰，在工作中就不能痛快堅定地去執行了！

為人類的生存而生，為人類的生存而死的看法：這是最正確的一種看法。我記得自己在十三四歲的時候，看到朋友同學們的死，感到非常的可怕。雖則那時候已經有革命思想在糾正著我。到了后來，看到死的人太多了，同時自己也需要事業了，于是對死的恐怖也沒有了，所以我總覺得一個需要事業的人是不怕死的，一個不要事業的人，就會感到死的嚴重威脅。今天，假使誰要問我是不是怕死，我覺得這不是怕死或則不怕死，而是無所謂怕不怕死，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強烈的生，但是同時亦不要害怕死。我常常說的：“我們要高高興興的活，但是到應當死的時候，就痛痛快快地去死。”孟子也曾說過：“生吾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者也。”所以我們認為生就是死，死就是生，這是革命青年應有的態度，同樣，這也是一個人事業上最重要的關鍵。（1943年3月21日《正氣周刊》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