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重貼）

科學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的產物，這種生活方式的特點是信息公開基礎上的自由討論，人們相信存在憑語言可交流可達成共識的知識領域，以言行事既是追求科學之道也是追求合理政治之道。

@季燕江

引子

科學真的有一個起源嗎？這有賴于我們對科學的理解，如果我們把科學理解為“理性為自然立法”，把科學理解為“對自然現象有序而有系統的理解、描述和(或)解釋”，那么科學就是起源于古希臘?；蛉鐏喞锸慷嗟滤f，對事物本原的研究是從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鼎盛年約 585 BC)開始的。在泰勒斯之后, 還有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等,這些人一般稱之為米利都學派。

勞埃德在《早期希臘科學》第一章中明確把希臘式的哲學-科學歸結為特定政治生活的產物，他說：

米利都人的貢獻的實質是，在人對于自然世界的態度中引進了新的批判精神，這應被視為當時整個希臘世界在政治和法律環境下進行自由辯論和公開討論這一進展的對應物，或者看作是這一進展的產物。

這并不是說希臘比所有古代文明更繁榮和穩定，

而是相反，那時整個希臘世界處在激烈的政治動蕩之中，...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 希臘城邦制度建立并得到鞏固，新的政治意識發展起來，甚至廣泛出現了各種憲制形式，從獨裁到寡頭政治到民主政治。...公民，不僅經常參與治理他們的國家，而且就政府的最佳類型這一重大問題展開積極的辯論。

勞埃德在把泰勒斯和梭倫(Solon, 于 594 BC 在雅典執政)的事業進行了對比之后，總結道:

他們兩個人至少具有兩個共同點。首先，兩人都拒絕為他們自己的思想加上超自然的權威性。 其次，兩人都接受自由辯論以及信息公開的原則，以公開的信息為依據評判人與事。

這里信息公開與自由辯論就成為科學發展，政治昌明的必要條件。

早期希臘社會處在劇烈動蕩之中，這可以從另一位早期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殘篇中看出。根據傳統說法，赫拉克利特本人的地位是以弗所(Ephesus)祭司王王族繼承人，但他把這個權利轉讓給他的兄弟。盡管他高傲地拒絕參與其城邦的政治生活，但他卻支持那些貴族的事業,...

以弗所每個成人都應該吊死自己，把城邦留給未成年的少年統治...

這是赫拉克利特的一次情感爆發，原因是人民決定放逐他的一位貴族朋友赫爾莫多羅。他對人民動機的解釋極其有趣，因為它表明，自民主制的最初歲月以來，反民主論點的手法就不曾改變過。

他們說：“我們中間不應有優秀的人；要是有誰出類拔萃的話，那就讓他到別處，與別人為伍 吧！”^[1]

愛智慧

對自然與合理政治問題的思考與公開辯論可看作是哲學^[2]的起源。哲學(philosophy)就其希臘文，原意是愛智慧(philo 愛, sophy 智慧)，哲學為什么不干脆就是智慧，而是愛智慧呢？這里面反映了古希臘人對哲學的獨特思考。公元前六世紀，古希臘出現了幾個公認的聰明人，號為七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泰勒斯和梭倫。

有這樣一個故事^[3]，據說漁夫在海里發現了一個三足鼎，德爾菲的阿波羅神諭說:“誰將擁有這個三足鼎？阿波羅這樣回答：給最有智慧的那個人?！?/p>

于是人們把它送給了泰勒斯，而泰勒斯又給了另一個人，如此這般，最后傳到了梭倫手里，梭倫覺得神才是最有智慧的，于是把它敬獻給了德爾菲的阿波羅神廟。故事的另外一個版本則說是一只碗，上面寫著: “把它送給通過智慧行善最多的人”。于是人們把它送給了泰勒斯, 然后傳遍了所有的賢者, 最后又重新回到泰勒斯手上. 于是泰勒斯只好把它獻祭給了阿波羅神。

阿波羅是太陽神, 在希臘神話中是智慧的象征. 而這只阿波羅送給智慧之人的禮物, 在所有賢者中傳遞, 竟沒有一個人敢于接受. 這說明在古希臘人觀念里人是缺乏智慧的(甚至是不可能達到智慧的), 只有神才真正配得上智慧之名.

關于“愛智慧”, 我們還可以看柏拉圖在《會飲篇》中借蘇格拉底之口就愛神(Eros)發出的一番高論. 蘇格拉底說愛神是阿佛洛狄忒(女愛神)生日宴會上匱乏女神和豐饒神結合的后代, 后來成了阿佛洛狄忒的隨從, 生性愛美. 愛神是豐饒神的兒子, 所以他擅長狩獵, 擁有使自己豐饒起來的能力, 但他又是匱乏女神的兒子, 所以他又時時處在匱乏的狀態.

Eros, Athenian red-figure lekythos C5th B.C.,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愛智慧”體現了對智慧的追求, 人是無知的, 但人擁有追求智慧的能力, 并且這種追求是永無止境的.

城邦與理性

那么人是通過什么來追求智慧的呢? 答案是理性, 即希臘人所說的邏各斯(Logos). 邏各斯的意思就是對話 (dialogue)。根據陳中梅譯, 亞里士多德《詩學》附錄中解釋, Logos是常用的多義詞, 包括:

1. 講話, 話語; 2.故事, 敘述, 說明; 3.消息, 報告; 4.與事實相比較的話, 言語; 5.命令; 6.思考, 斟酌, 權衡; 7.意見, 觀點; 8.原則, 道理; 9.原因, 理由; 10.作品的“中心內容”。

在公元前四世紀, logos還指“思考能力”或“說理能力”. 人和動物不同, 因為人有logos. 亞里士多德有時用logos指“定義”或闡明事物性質和特點 的語言. 前書pp200. 值得注意的是, 在希臘化時期, 當圣經翻譯為希臘語時, 基督就被譯為logos. 古希臘人對邏各斯的重視和他們的生活方式有關, 古希臘人是生活在城邦(polis)里的.

古希臘城邦是小規 模的戰士共同體, 雅典是規模最大的一個, 在其全盛時期也只有4萬名公民. 一般的城邦 能有幾千名公民的就算大的了. 而稱雄希臘世界幾百年的斯巴達在留克特拉戰役(Battle of Leuctra, 371 BC)之前能夠出戰的已經不到1000名公民了^[4]。

形象地說古希臘的城邦規模和今天的一所綜合性大學相仿, 所有的人都相互認識, 互相友愛（權且這么說吧）, 涉及城邦的大小事務大家一起討論決定, 大部分公職是通過抽簽來決定任命的, 比如蘇格拉底就曾通過抽簽就任雅典公民大會的議長. 城邦里的各種糾紛是通過訴訟解決的, 公民還需要去做陪審員. 于是就產生了古希臘才有的辯論, 辯論不同于一個人的沉思, 也不同于兩個人的爭執, 除了辯者雙方外, 還需要聽眾和裁判, 兩個人爭論一番后是由聽眾決定誰的說法更可信, 更合理的.

以言詞勝人的傳統, 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英雄時代, 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們^[5], 不僅善使槍矛, 而且也是口才出眾的辯者. 辯論的會場, 和戰場一樣是英雄們“爭取榮譽的地方”. 作為阿基里斯的私人教師, 福伊尼克斯負責教授辯說的技巧, 因為雄辯“使人出類拔萃”. 能謀善辯的奧德修斯受到全軍的愛戴,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出眾的辯才. 作為敵對的一方, 特洛伊的智者安忒諾耳是這樣贊美奧德修斯的:

但是, 當洪亮的聲音沖出他的丹田, 詞句象冬天的

雪片一樣紛紛揚揚地飄來時, 凡人中就不會有他的對手;

誰也不能匹敵奧德修斯的口才!

邏各斯或古希臘的哲學就是在這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下產生發展而來的. 近代以來民主和科學大興, 但究其根源我們還是把它們歸于古希臘的城邦和理性, 并且它們是一體的, 城邦式的生活構成了理性萌發的溫床, 反過來理性的法則又支撐著城邦制度.

與古代東方不同, 古希臘人知道好幾種政治制度, 并了解各自的優劣. 主要有: 君主(monarchy, 一個人統治, 據亞里士多德說古希臘各城邦最早都是由世襲的國王統治的), 貴族(aristocracy, 少數人統治), 民主 (democracy, 多數人統治), 僭主(tyranny, 僭越之主, 用非法手段建立極權統治). 色諾芬寫《居魯士的教育》其立意就在于討論理想國王的教育, 但在末尾色諾芬也說居魯士死后, 他的帝國就分崩離析了. 比色諾芬更早的希羅多德也在其《歷史》中借波斯人之口說出了古希臘人對君主、貴族和民主三種政治制度優缺點的評價.

當波斯貴族大流士及其朋友共七人平息了國內的混亂后, 他們便一起討論將如何治理波斯. 歐塔涅斯主張民主制, 美伽比佐斯主張貴族制而大流士則主張君主制^[6]。

歐塔涅斯首先批評了君主制(一個人統治):

我以為我們必須停止使一個人進行的獨裁統治, 因為這既不是一件快活的事, 又不是一件好事. ... 當一個人愿意怎樣做便怎樣做而自己對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負責的時候, 那么這種獨裁的統治又有什么好處呢? 把這種權力給世界上最優秀的人, 他也會脫離他的正常心情的. 他具有的特權產生了驕傲, 而人們的嫉妒心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這雙重的原因便是他身上產生一切惡事的根源; 他之所以做 出許多惡事來, 有些是由于驕傲自滿, 有些則是由于嫉妒. 本來一個具有獨裁權力的君主, 既然可以 隨心所欲地得到一切東西, 那他應該是不會嫉妒任何人的了; 但是在他和國人打交道時, 情況卻恰恰 相反. 他嫉妒他的臣民中最有道德的人們, 希望他們快死, 卻歡迎那些最下賤卑劣的人們, 并且比任 何人都更愿意聽信讒言. 此外, 一個國王又是一個最難對付的人. 如果你只是適當地尊敬他,他就會不 高興, 說你侍奉他不夠盡心竭力; 如果你真地盡心竭力的話, 他又要罵你巧言令色. 然而我說他最大 的害處還不是在這里; 他把父祖相傳的大法任意改變, 他強奸婦女, 他可以把人民不加審判而任意誅 殺.

然后他敘述了民主制的好處:

人民的統治的優點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聲名, 那就是,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次, 那樣也便不會 產生一個國王所易犯的任何錯誤. 一切職位都抽簽決定, 任職的人對他們任上所做的一切負責, 而一 切意見均交由人民大會加以裁決. 因此我的意見是, 我們廢掉獨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權力, 因為一切事情是必須取決于公眾的.

美伽比佐斯反對民主制, 主張由一些優秀的人統治:

沒有比不好對付的群眾更愚蠢和橫暴無禮的了. 把我們自己從一個暴君的橫暴無禮的統治之下拯救出 來, 卻又用它來換取那肆無忌憚的人民大眾的專擅, 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 他還是明明知道這件事才做的; 但是人民大眾連這一點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 你想民眾既然不知道、他們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當的, 而是直向前沖, 像一條泛濫的河那樣地盲目向前奔 流, 那他們怎么能懂得他們所做的是什么呢? ...還是讓我們選一批最優秀的人物, 把政權交給他們 罷. 我們自己也可以參加這一批人物; 而既然我們有一批最優秀的人物, 那我們就可以作出最高明的決定論.

大流士是第三個發言的人, 他認為君主制是最好的:

沒有什么能夠比一個最優秀的人物的統治更好了. 他既然有與他本人相適應的判斷力, 因此他能完美無缺地統治人民, 同時為對付敵人而擬定的計劃也可以隱藏得最嚴密.

接著他批評了寡頭制(即少數 優秀人的統治, 或稱寡頭制, 寡指人少), 并指出寡頭制是不穩定的, 最終仍會走向獨裁:

若實施寡頭制, 則許多人雖然都愿意給國家做好事情, 但這種愿望卻常常在他們之間產生激烈的敵對 情緒, 因為每一個人都想在所有的人當中為首領, 都想使自己的意見占上風, 這結果便引起激烈的傾 軋, 相互之間的傾軋產生派系, 派系產生流血事件, 而流血事件的結果仍是獨裁之治; ...

大流士認為民主制也是不穩定的, 最終還是走向君主制:

民主的統治必定會產生惡意, 而當著在公共的事務中產生惡意的時候, 壞人們便不會因敵對而分裂, 而是因鞏固的友誼而團結起來; 因為那些對大眾做壞事的人是會狼狽為奸地行動的. 這種情況會繼續 下去, 直到某個人為民眾的利益起來進行斗爭并制止了這樣的壞事. 于是他便成立人民崇拜的偶像, 也便成了他們的獨裁的君主; ...

大流士總結道:

既然一個人的統治能給我們自由, 那末我們便應當保留這種統治方法; 再說, 我們也不應當廢棄我們父祖的優良法制; 那樣做是不好的.

作為比較, 我們可以讀一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開篇第一章所作的名分之辯:

臣光曰: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 禮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名. 何謂禮? 紀綱是也: 何謂分? 君臣是也: 何謂名? 公、侯、卿、大夫是也. 夫以四海之廣, 兆民之眾, 受制于一人, 雖有絕倫之力, 高世之智, 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 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 是故天子統三公, 三公率諸侯, 諸侯制卿大夫, 卿大夫治 士庶人. 貴以臨賤, 賤以承貴. 上之使下, 猶心腹之運手足, 根本之制支葉: 下之事上, 猶手足之衛心腹, 支葉之庇本根. 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故曰: 天子之職莫大于禮也.

司馬光說得很清楚, 使“兆民之眾, 受制于一人”的并非是力(暴力)和智(知識), 或者說并非像大流士及其朋 友們所說的是依靠個人的優秀和卓越, 而是依靠建立——君臣之分和公、侯、卿、大夫之名——這樣一套天 子統三公, 三公率諸侯, 諸侯制卿大夫, 卿大夫治士庶人的體系. 這樣一套體系是保國家治安所必須的.

與之相對, 古希臘城邦對獨裁統治是極度排斥的, 特別地對僭主(僭越之主, 不是國王, 但僭越國王之位的世襲的獨裁者)統治的恐懼更是根深蒂固. 不僅在民主制盛行的雅典, 就是在偏貴族制的斯巴達也是如此. 斯巴 達王波桑尼阿斯在希臘-波斯戰爭期間擔任聯軍司令, 立下了赫赫戰功, 但斯巴達人懷疑他圖謀建立自己的 個人統治, 因此派人召他回斯巴達受審, 最后竟然被判了死刑. 公元前三世紀, 斯巴達的另一位杰出國王阿 基斯, 力圖改革城邦, 被懷疑是試圖建立僭主統治, 也被斯巴達人處死. 在雅典則有著名的陶片放逐法, 在一 年的某一天, 雅典的公民們會舉行匿名投票, 把潛在的僭主從雅典流放出去. 這樣被流放的大多都是聲名最 隆、威望最高的將軍們, 比如馬拉松戰役之后的米太亞德和薩拉米斯海戰之后的地米斯托克利就被雅典人流放了.

關于此, 西塞羅在他的《國家篇》中寫道:

首先是希臘歷史上的一個著名例證——米太亞德的故事, 他是擊敗與征服波斯人的將領, 他在其光榮 取勝的戰爭前線所受的傷尚未痊愈, 卻已被他的同胞公民投入了鐵鎖鏈之中, 并就在這些人的手中失 去了連敵人的武器也未能傷害的生命; 還有地米斯托克利, 當他因恐怖而被迫離開他曾從敵人手中解放的國度時, 他并不是在為他的勇武而拯救的希臘港口避難, 而是在他曾使之臣服的最蠻荒的土地上. 希臘人反復無常地并殘酷地對待其最卓越的公民的例子確實不少.

古希臘人推崇的這種直接民主制度, 是與其狹小的城邦密切相關的, 人口有限, 地域狹小. 在觀念上他們也不認為一個城邦是越大越好的, 而是認為存在著一個最佳規模, 或存在著一個上限. 柏拉圖在《法律篇》中認為理想城邦的最佳規模是約5000人, 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城邦的規模是人們聚集在廣場上能夠相互聽聞的基礎上, 越大越好, 否則公民大會就沒法開了, 這個數字估計是20000人左右.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討論其實還是基于公民大會(全體公民聚集在同時同地)為權力之源這一基本假設之上的. 在古希臘的技術條件下, 露天劇場提供了最佳聲學效果, 據說在劇場中間發出的聲音在劇場的最后一排也能清楚地聽到^[7]。

埃皮道魯斯(Epidaurus)的露天劇場, 建于360 BC, 可容納14000名觀眾, 至今仍在使用.

在每個希臘城邦都有這樣的劇場, 其規模大致就是接近20000人. 美加羅城(Megalopolis)是古希臘后期著名的大城邦, 它擁有一個20000人的露天劇場, 雅典的狄俄尼索斯劇場(Theatre of Dionysus)能容納17000人, 這就是技術給古希臘城邦規模所 規定的自然限制. 不論是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都認為, 規模過大的城邦, 會使公民相互疏離, 彼此仇恨, 使城邦分裂成幾個部分, 反而會傷害城邦的團結. 古希臘式的城邦生活是“公”被放大到極大, 而“私”被壓縮到 極小的一種生活. 城邦里有高大的神廟, 寬闊的市場, 露天劇場和體育館等, 這些都是公民們活動的公共場 所, 營造了一種獨特的公共空間, 而自己的家庭反而是窄小的, 除了晚上睡覺也沒太多的用處. 富人錢雖然多, 但必須承擔的義務也多, 比如要為悲劇演出提供歌隊, 為雅典艦隊提供戰船等, 因此在古希臘富人并不像今天那樣受到廣泛的羨慕和推崇.

1. 摘自:波普爾《開 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二章 ?

2. 哲學是西方特質的產物，嚴格說古代東方是沒有哲學的。將philosophy翻譯成哲學也是日本人西周的貢獻，哲(王力《古漢語常用字字典》pp493): 聰明，有才能?！渡袝じ尢罩儭罚骸爸藙t哲”?！皃hilosophy”的翻譯也經歷了“性理學”，“理學”和“窮理學”等方式。 西周則把“philosophy”理解為周敦頤所說的“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意思是圣人寄希望于天, 賢人寄希望于圣人, 士人即讀書人寄希望于賢人)中的“士希賢”，因此把“philosophy”翻譯為“希賢學”，后又改為“希哲學”，最后定為“哲學”，參考: 汪暉, “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使用，《學人·第一輯》，pp67。 ?

3. 參考:第歐根尼·拉爾修《名哲言行錄(上)》第一章 ?

4. 參考: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版, pp87 ?

5. 參考:陳中梅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序 ?

6. 參考: 希羅多德《歷史·上冊》商務版, pp231 ?

7. 古希臘圓形劇場能夠過濾低頻背景噪音。From Nature News: Why the Greeks could hear plays from the back r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