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會兒剛來北京半年多，我常常在固定的時間點流竄于蘋果社區一帶。每個周二，下午六點半，準時從芍藥居的辦公室出發，乘地鐵十號線在雙井站下，出站往東走，至黃木廠路左轉，向北，在一家店名中有個「life」咖啡館停下來加班至深夜。那家店的咖啡很難喝，極苦，越是困的時候越是喝它，一大口咽下去，整個人神清氣爽。除此之外，我對這家店沒有任何好的印象。
在北京，總是有些奇怪的遭遇。傳媒大學的北門，有家名為大書房的咖啡館。一次，約了兩個朋友在那敘舊。來遲的我順便點了個簡餐，差點沒摔桌子。怎么形容呢？我在一家韓式風格的咖啡館里點了一份「川菜」風味的意面，算起來應該叫蒜香椒麻培根拌面。因此，我對北京日常飲食的期望都十分的低，今天乘車路過雙井的那家咖啡館，似乎已經歇業，但是傳媒大學的那家似乎還活得好好的。
那些在雙井加班的日子，回家已經是凌晨四點。打個車回家，十公里的路，二十五分鐘左右便到了。我常常會選擇在通惠河邊下車。那里有家小餐館，夫婦兩借用半夜至上午的時間賣早餐。早上四點半，基本上是頭一屜小籠包蒸熟的時間。我會進去坐一會，吃完一屜包子，散步走回小區。
每次待到熱乎的包子端到面前，我總會想起陸文夫的小說《美食家》寫過的這么一段：
朱自冶起得很早，睡懶覺倒是與他無緣，因為他的腸胃到時便會蠕動，準確得和鬧鐘差不多。眼睛一睜，他的頭腦里便跳出一個念頭。「快到朱鴻興去吃頭湯面！」
回味完小說中的描寫，似乎包子吃得也格外有情調。
這個點和我一起在店里吃包子的人不多，幾個夜班的出租司機，三兩喝著二鍋頭的工人，不大的店面常被襯得生意興隆。去得次數多了，自然跟老板、老板娘熟絡起來，雖然不曾聊過任何一句話，但是進店的點頭之間，便仿佛交流完畢，也不用點單，老板娘自然會端上一屜最熱騰的包子，配上小碟、筷子和熱湯。
包子餡兒簡單，蔥和肉糜。剛端上來的時候，熱氣蒸騰里，小家伙們仿佛閃著白光。個別兩只褶子間流出湯汁，淡黃。這個時候，我從來都心急，忙不迭夾起往嘴里塞，滾燙的面皮，滾燙的餡兒，囫圇咽下，一直從舌尖翻滾著燙到胃里。這個時候，包子好吃與否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深呼吸三次，準備迎接下一個。
十個包子吃完，收拾起一天的匆忙，起身踏著輕快的步點回家。
在上海，新閘路上，靠近新閘大廈的全家便利店。自從被前同事帶過去一次之后，我常會深夜光顧。這家店有個小院子，院子中撐著兩三把陽傘，陽傘下擺著白色的塑料桌椅。偶爾夜里從武定路的酒吧出來，不著急打車回住處，自己會晃晃悠悠地來這家店坐會兒，途中還會路過一個流動夜宵攤常常在新閘路北京路的路口停駐，賣著炒飯，在油煙中充饑著夜生活。
有段時間我迷上了全家的關東煮。裝滿酒精的只需要溫熱一會兒的胃，成了它們最好的歸宿。貢丸、魚豆腐、小白干、牛筋肉丸串和海帶結，我從來不覺得它們好吃，恰恰是因為寡淡，配上有時候是三得利，有時候是伊藤園的烏龍茶，坐在窗邊，看著院子里還在聊天的老外，馬路上穿行的車和帶著沙沙聲走過的清潔工。
我常常和朋友們開玩笑說，我要回上海，因為有太多的便利店在深夜等我，全家、羅森、7-11……他們 24 小時不間斷地閃耀著鮑德里亞的城市之光。
我住在大場鎮的時候，經常夜里十點以后回家。從地鐵站出來，有兩條路，我總是走較遠的那條，因為離小區最近的便利店在隔壁街區的行知路上。我特別喜歡進店時聽到的「叮」的一聲。只有一個夜班店員在，我經常見到的是一個大叔，身材有些發福，穿著藍色馬甲。站在收銀臺后面的他或許是夜里光顧的人不多的原因，每次見我總會寒暄幾句。幾次之后，我會拿瓶飲料，有時拿包餅干，有時拿個飯團，付完賬，站在柜臺前邊吃邊和他聊個十幾分鐘。他從來也沒問我姓甚名誰，是不是住在附近。我們的話題從我手中的商品開始，像一顆石子投入湖心，延展到遠處。
我想起初來北京的第一天，還沒找著住處，就在傳媒大學附近的酒店里安頓下來。半夜三點餓意襲來，下樓去定福莊西街溜達。那是七月的楚的深夜，彌漫的是燒烤攤的煙，一地的竹簽。街上店面關了十有八九，時不時聽見啤酒瓶倒地的聲音，一些卷閘門正在合上。我穿過整條街，一路向南溜達。從天橋跨過京通快速，走到一個小巷子，遠處有兩家店面亮著。那是黑暗中我目力所及的盡頭，走了過去。
店門口有兩口蒸鍋，一屜屜蒸籠壘得很高，蒸汽從中冒出，繼而消散。店里一對男女在忙活，一個搟面，一個包餡兒。再往里一點，擺著幾張桌子，幾個夜班的出租司機，三兩喝著二鍋頭的工人。我進了店找到最后一張空桌子坐下：「老板，來屜包子。一碗豬血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