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紀錄叫攝影，可我的父輩們說它是照相。
一九六五年，父親因病離開了部隊，為休養帶著全家五口人從云南昆明，回到了老家山西陽城，回到了姥姥的家駕嶺吉德。那年我七歲。
父親喜歡照相，從部隊回老家時帶了本32K的相冊，那里有我們一家不同時期的相片，尤其是那張在武漢長江大橋下的全家福最是震撼。
這本相冊姥姥姥爺看了合不上嘴，就傳給了院子里的人看。這是個封閉的小山莊，只要院子里的人驚奇了，那也就是全村都驚奇了。這本相冊傳遍了全村，大家羨慕不已，因為村上有不少的人還從沒照過相。
父親是個軍休干，在那個年代也算是個有錢人吧。雖說他十分喜歡照相，可也從未敢想過去買架照相機，因為在物質匱乏的時期，照相機純屬高檔奢侈品。這時，還是孩子的我就有過買架照相機的夢想。
一九七六年，十八歲的我到應朝鐵廠參加了工作，當領到工資后的那一刻，又有了買相機的激情。
縣城百貨大樓的柜臺里，擺放著紅梅皮腔相機，標價70元。我每月工資18元，除了生活和上交父母后，只剩兩元零花錢。買架相機談何容易！
廠工會有架雙鏡頭海鷗牌相機，想玩就只能去借。攢上幾個月的錢，去買個膠卷，才能夠盡盡興。就這樣斷斷續續地玩了十多年。
一九八七年，花了二百元終于買上了屬于自己的第一架華夏牌旁軸照相機。我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省下的錢用來買膠卷，工作之余就游走在各個車間，在生產的第一線就拍工人們。
后來我升任黨總支辦公室主任，我把黨務工作與職工思想宣傳工作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用相機為一線職工留影。把放大的實干者的圖片張貼在宣傳欄里，我還創辦了《百名風流人物》系列簡報，讓那些默默無聞的生產者成了新聞人物。這些都鼓舞起了職工們大干的勁頭，起到了比獎金還有效的激勵作用。《山西日報》、《山西工人報》、《太行日報》、《陽城報》等成了我發新聞圖片的陣地。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應朝鐵廠遭遇了虧損危機，就在這個艱難困苦的情況下，職工們團結奮戰，還成功地建起了三十立方米高爐。是工人們這種樂于奉獻的精神感動了我，我也在用被感動的精神去記錄他們。
后來換了個新廠長，說我不務正業，就知道玩相機，我遭批評，還被免職。無奈的我，含淚離開了我奮斗了二十年的工廠。為何免我，那個領導始終都沒給個說法，讓我迷茫了一輩子。
就因為我有攝影的一技之長，被報社選中，順利進入《陽城報》社。
用好手中相機，尋求發現，為這個社會留影。這就是我進報社的初心。剛成立的報社，并沒有配置的攝影器材，全都用是我帶去的相機和放大沖洗設備。又因為報社人手少，工作任務大，社里沒有明確的分工，我既拍片又寫稿，還要編稿、劃版、校對等，還要為通訊員們發放稿費。外采時，當文則文，當圖則圖。一天起來忙的不亦樂乎，連喘歇的機會都沒有。
最讓我有成就感的是，1995年10月份，省委書記胡富國到我縣神南視察，為搞好這次報道，縣電視臺傾巢出動，報社只派出了我一個人。
采訪結束后的那天晚上，回到家胡亂吃了點飯后，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我一面沖卷放大，一面撰寫稿件。一切都做好時，已凌晨三點了。這篇長篇通訊，連圖帶文被整版發表后，我只感陶醉，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在報社工作的每一天，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編排著每一篇稿件和圖片，順利地完成了我擔負的每一項工作，在全省縣市報的評比活動中，我被表彰為優秀編輯。
編輯、記者的工作我一干十年，由于我是非編人員，只能拿最低工資。2004年元月份的那個月工作極其繁忙，因為當月就要過大年，我們趕著做完了所有的工作，交付了發行的報紙。也就是在這個月行政人員都上調了工資，心想如此工作，一定會多拿一點，沒想到我只領到500元的工資。
這時兒子正在山西醫科大學就讀，因為經濟嚴重透支，已經有了外債，在工作任務與家庭生活的雙重壓力下，一夜間我的頭發變白了。每天繁重的編校工作，也造成了我視力的損傷，縣人民醫院的大夫告訴我，雙眼球面玻璃體混濁，建議不應疲勞工作。這樣的窘境，迫使我離開了新聞崗位。
47歲的我下海了，為了生存，為了能再從事喜愛的攝影，借錢投資創辦了“陽城映像攝影工作室”。我本不是商人，是我處的這個環境迫使我踏上了商道。
創業的第一年，沒有開店的經驗，也不懂經營，加之弟弟患腦瘤，要到北京治療，我前后與他相伴半年多，直到去世。這年只賺了個房租，除了各項開支，沒有落下一分錢。
第二年，安下心來去經商，從那時開始，我賺到了錢 : 一年的收入竟抵報社十年的工資。
經濟壓力得到緩解的我，沒有忘記剛進報社時的那份攝影初心，繼續著我的新聞攝影，在兼顧好店里工作的同時，不斷地向各媒體投稿，與此同時，也啟開了我 “走遍村莊” 的行程。
拍片、采訪成了我人生的又一亮點。盡管說在走村攝影的到道路上也會遇到風風雨雨，但我樂此不疲。截止目前，已走過一百多個村莊。
下海的第五年，時逢國慶60周年，我投資五千元，在縣城的席殊書屋舉辦了第一次圖片展，共展出一百幅圖片；之后，鳳西公園剪彩時又展出一百幅圖片。兩次圖展展示的都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展示的都是百姓們的幸福生活。用攝影賺到錢的我，就是要用此方式來回報社會。
2015年春天，我采風時在固隆的東村，采訪到了李振升老兩口，他們在承包的山頭上搭建起了茅草屋，一年四季就住在里面，在堅守的這塊土地上，他們規模種植果樹，還養起了雞鴨。最讓老人自豪的是，從茅草屋走出去的一雙兒女，一個是大學生，一個是軍人。這則報道發表在《太行日報》上。就因此，第二年李振升還成了縣級勞模，受到了表彰獎勵。從那年起，老人總是捎信要我到他的山上去采摘。為了了卻老人的心愿，有一年我去了老人的采摘園，采摘了老人專為我留下的那顆李子樹上的李子。
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能上大學，我與夫人的最大心愿就是要讓兒子將書念到底。七年前，已經成家就業的兒子說，想去讀博士。此時，兒媳也剛剛懷孕。我堅定地說：全力支持你。
我與愛人轉讓了工作室，為照看未來的孫子，遷居到了兒子工作的城市四川南充。在這個陌生的城市，我依然懷著那份攝影的初心，開始了街拍。
如今孫女已五歲了，我的街拍與她一樣，也在不斷的成長著。轉眼間，我在這個城市已度過了六個年頭，堅守著 “真實的就是最好的” 理念。我用相機記錄著這個城市的發展變化，每年都要做近百期的街拍系列。
我還在成都、重慶、鄭州、廣州、海口、太原、晉城等城市做過街拍，只要到過的地方，都會留下影像，這些影像在未來都將會成為史料。雖說這些是我的，也是這個社會的。
如今，年已花甲的我，不忘當年那份攝影的初心，牢記著用鏡頭紀錄歷史的使命，懷著一個年輕的心態，興致勃勃地游走在城市間，不停地走街串巷，讓鏡頭記錄下眼前的景象，這一切就是為了:
記錄平凡日子，講述百姓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