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九零年的三月初，是名副其實的“九零后”。

這一名詞的代表意義，類似于村上春樹在《國境以南 太陽以西》中提到的“獨生子”所包含的：受父母溺愛、體弱多病、極端任性。去掉“體弱多病”，加上“追求新潮”，則相對更準確些。我自己對這樣的含義并沒有什么感受，僅僅是人們加諸于我和同年代人群罷了。

人們幾乎不給你自我辯解的機會，他們也樂得不必直接批評卻能以一個曖昧的詞匯來套牢你，讓你覺得不快但又不好發作。一旦我們之中的某一個在有限的范圍內做出成就，他們便怦然為之驚嘆，仿佛看到廣袤的泥潭里長出了一朵纖塵不染的清蓮。

我所居住的地方是華東地區長江以北的一個小城。

這是個長期被貧困滋擾的城市，我后來知道它有不得已的原因，它幾乎毫無特色，因而總是默默無聞，乃至孤立無援。人們最終投奔經濟發達的大城市，以謀得更好的發展。

多年來，這已經形成了一種趨勢，以致于不論男女，不論受過高等教育與否，一律背井離鄉。他們起初激動地懷著冒險的心，渴望探索明媚的世界，后來在一種普遍的影響力下變得忍辱負重。

每逢春節，遠在他鄉的人從各地趕奔回家，與家人共度團圓。節日一過，便又匆忙加入遠征的行列，去他們永遠不可能與之交融的世界里埋頭苦干，如此往復。平日里便幾乎只剩下留守家園的老人和孩童。

我父親是村鎮上為數不多的醫生之一，早年在鄉鎮中心醫院里供職。后來醫院管理不善，部分醫務人員玩忽職守，出了幾回醫療事故后便信譽盡失。父親為免受連累，便自立門戶，開設門診，給人看病，收入尚可維系家庭開銷。

母親是再普通不過的家庭婦女，生了我和小我四歲的妹妹，且燒得一手好菜。父母同所有我所認識的父母一樣，期望子女努力學習，將來進入好的大學，畢業后在大城市謀得一份好的工作，不會因為經濟拮據而陷入愁苦。

同那些孩子相比，我的父母不必常年在外，我也得以避免因缺失父母的關愛而使整個童年蒙上一層不可磨滅的陰影，這是我深自慶幸的。在七歲到十五歲之間，我在村鎮小學和初中度過了無憂無慮的時光。

盡管初三面臨著升學的壓力，多少心無旁騖地埋頭于課本一段時間，但總體而言，生活是自由暢快的。升入高中，我便搬進距離家里六十里遠的縣城里的寄宿學校，成了一名寄宿生，逢周末可以乘公共汽車回家一趟。

高中的學習大體是枯燥無味的，并不是所學習的內容乏味，而是內容太多，學習的節奏一旦快起來，便如同趕牛吃草，不免讓人喪失了原有的樂趣。

此外，生活被壓縮得極簡，好比行軍打仗所攜的背囊，不可或缺，但又為了便于攜帶，只保留最最基本的部分，其余一概丟掉。大凡與學習無關的物品、活動、話題統統不受歡迎。

學校也是封閉式的管理，除了為數不多的走讀生得以避免生活上的管制，寄宿生須腳踩一條條標準線度日：幾點起床，幾點刷牙洗臉，幾點吃飯，幾點上課，幾點上床睡覺，一一上綱上線，不容逾越。學校對學生的言行舉止、儀容裝束也制定了嚴格的規范，例如必須著校服，女生不得散發，男生不得蓄長發，不得攜帶與學習無關的物品進入教室，不得在教室里吃零食，見到老師必須上前問好等等，不一而足。把學生活脫脫當成工廠里傳送帶上一律相同的產品來加工和出銷。

我那時既不個性出眾，也非中規中矩，眼下煩惱的事情，轉過頭來就可能忘得一干二凈了，因而能接納的事物比常人要多得多。對待人和環境盡可以持寬容態度，對待自我不甚嚴苛，屬于別人眼中“隨和大方”的一類人。能隨遇而安，因而通常情緒起伏不大，心情總算是輕快的。

高二年級之初，文理分科，鑒于化學、生物死活學不通，我便投奔了文科大軍。

原來的班級打亂后重新分配，在新的班級里，我得以遇到了方信。方信和我一樣是村鎮走出來的孩子。與我不同的是，他初中在縣城的寄宿學校里讀書，很早就離開家而獨立起來。

起先，我與他并無交集，兩個人都屬于默默無聞的人物。況且，即使是同班同學，男女之間有所交流的情況也是很少的。一方面，學習任務繁重，空閑時間甚微，課余也幾乎不會互相走動；另一方面，談戀愛這種事在學校里是明令禁止的。

老師一遇風吹草動便立刻采取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私下給找去談話、曉以大義是免不了的。什么前程為重，戀愛事小，還要搬出父母期許、倫理道德這些不容你辯駁的理由，讓人頓感罪孽深重，倘若不回頭是岸，很可能萬劫不復了。

遇到棘手的，當堂訓斥，甚至通知家長或勒令其退學也是有的。為避免麻煩，大家除非事務上的溝通，明里便不與異性搭話了。因此，新到一個班級，大家相互熟絡起來也相當緩慢。

我那時的最大愛好——說最大愛好，莫如說是唯一消遣——就是看書，當然是課本以外的書籍。每個星期日的下午去學校附近的一個不大的書店租來書看。

學校設有圖書館，但書籍古舊，久不更新，并且極少對外開放。唯有上面例行檢查的日子，才勉強開放兩天，做做形式。平時便大門緊閉，死氣沉沉。之所以這么做，據說是學?？峙聦W生看些閑書，不思課本，耽誤了學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