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堅
出版社: 科學出版社
副標題: 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
出版年: 2012-2
頁數: 442
裝幀: 平裝
ISBN: 9787030334695
這是一本考古學史書籍，探討了1949年之前，在安陽之外的考古活動，通過對這些考古活動——其中多數是“非科學”的發掘——的研究，總結出主流之外的考古學傳統，以及它們的持續影響。讓讀者對1949年之前的田野考古有個概貌的了解。同時本書又對考古學史的書寫作了理論探討?？傊褪且槐緦I書籍，對業余讀者來說太專業了一點，行文有點學究氣。
以下是推特讀書筆記。推特筆記只摘抄我感興趣的部分，書中很多內容并不涵蓋在內。
一般把中國考古學的誕生推定在20世紀20年代。不過在中國考古學出現的標志性事件上存在分歧。有以安特生主持的河南澠池仰韶發掘為標準；有以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發掘為標準；有以史語所的成立和安陽發掘工作的展開為標準。
史語所在中國考古學隨后二十年的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無出其右。1928年起，戰前安陽發掘共計15季，年代跨度幾近十年。安陽對于中國考古學的更重要的價值表現在學科特征的塑造上。在田野經驗和方法積累上，安陽有奠基之功；對中國本土考古學家的培訓以及他們之后的學術傾向都有重要影響。
但是，安陽并非1949年之前中國考古學的全部。中國考古學在1950年代明顯受到蘇維埃考古學傳統的影響。在考古學從業人員、考古學方法上，存在著眾多來自安陽之外的知識和技術。而在闡釋理論上，流露出諸多既非出自安陽，也非受到蘇維?？脊艑W影響的特質。
戰前安陽的發掘，董作賓主持的第一季發掘為第一階段，以捜尋甲骨為主要訴求，田野考古意識尚很薄弱；李濟主持的第二季到第九季以安陽的建筑遺跡為主要發掘范疇，總結出基本發掘規程，積累了辨識中國考古學特有的遺跡現象的經驗，構成了第二個階段；1934年第十季開始，以梁思永主持的西北岡王陵的發掘為標志，安陽的田野考古走向成熟而形成第三個階段。
安陽的奠基價地體現在考古學知識體系和考古學人的培育上。安陽的發掘系統構建了中國考古學中的"本土性"知識，中國考古學中的文化層、灰坑、建 筑、墓葬等遺跡的辨識都是從安陽田野中培育出來的。安陽也至少造就了中國最初兩代考古學人。
對于1949年之后的中國考古學而言，暗流傳統，即與主流線索平行發展的其他線索，具有與主流傳統相比毫不遜色的學科貢獻。
中國考古學史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考古學研究中過于強烈的實證主義取向的影響。受到國族主義影響的分類-歷史范式對考古學的實證主義傾向進一步推波助瀾。這種實證主義傾向誘導研究者將考古學的學科史簡化成為考古資料的發現史，將原本作為思辨學科的考古學降格成為發現之學。
考古學和考古學史的回訪包括在學術史、思想史和社會史背景下認知考古學活動，在更為完備的資料環境中重新評估早期的物質性發現，在比較研究中揭示早期的方法和理論遺產。這個門徑同樣適用于分析其他時段的其他潮流，這也是暗流傳統研究的通則性意義所在。
日據時期，日本學人在安陽進行了短暫的發掘，但是政治非法性使其長期以來被有意識地遮蔽了。
郭寶鈞在史語所中屬于另外的傳統，常能以二重證據法原則建立遺跡和遺物與傳世文獻、民間觀念、草根知識甚至盜墓者提供的信息之間的關聯。其田野傾向和實證主義色彩是不言而喻的，導致以地下出土材料重建上古禮制的《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的誕生，其方法論遺產迄今仍清晰可査。
河南一帶盜墓方法基本雷同，常用豎井法，“掘地為長方井，深達棺底，遇朱土即橫鑿隧道，四出分歧，隧與隧間留小墻或短柱，以支持欲墜之土，盜者乃蹲隧道中，恣意挖取，至盡取所能取之物而后已。”
早期中國考古學借機建立商周墓葬的術語和描述方式，歸納墓葬的空間特征和內容規律，并且由于受到編史傾向的鼓勵，急迫地將"新出土之材料"用于歷史建構。郭寶鈞無疑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系統地以田野發掘資料建構先秦葬制的先驅學人。
郭寶鈞將傳統的地望考證、文字訓讀和近現代考古學證據相結合，其更主要貢獻在于提出商周墓葬物質文化的排列規則，特別是按照一定的規則將商周墓葬及其隨葬器物排成數列關系。郭寶鈞開啟了中國考古學中建立墓葬規格與墓主人社會身份等級之間整飭的對應關系的潮流，至今仍然影響深遠。
吳金鼎是1949年之前田野經驗最為豐富的考古學人，在中國考古學史上被嚴重低估了。他不僅是考古學意義上區域研究的開創者，而且在通則意義層面上，其發掘方法和類型學整理也較前一個十年有顯著提高和完善。
城子崖是 "中國考古學家在中國國家的學術機關中發布有預計的發掘未經前人手之遺址之第一次"（傅斯年語）。城子崖的發掘服務于國族主義考古學，希冀確認安陽的濱海地帶來源，為中國文明的生成擺脫彩陶西來說的束縛。
抗戰中國家學術機構和南遷學人成為"西南考古"的智力保障，但同時預置性地帶來了一元文明觀念和傳播論思想。 以中博院為代表的基于國家史關懷的考古學傳統必然與基于區域史的鄉土考古學傳統在旨趣上大相徑庭。
吳金鼎無疑代表國家視角的考古學傳統，但他主持的三次西南考古調查和發掘并未強烈地支持一元論傳播論模式，反而開啟了區域考古的先河，揭示出無論是遺址還是墓葬形態，抑或器物文化組合，都迥異于中原地區，自成一體的西南古代文化，并且在調査和發掘方法上出現顯著不同于安陽的特征。
從龜崗到貓兒崗，廣州田野考古學的主導力量從業余考古學家過渡到職業考古學家，但是興趣仍然集中在歷史考古學上。這一旨趣導致在發掘之中，對墓葬的關注遠超出對生活居址的關注，而在分析之中，則熱衷于將墓葬和具體的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這一方法論遺產一直延續至今。
早期考古學材料極其有限，而學人們急切地在有限的物質文本和傳世文獻之間建立直接對應關系。因此，并不具備特質表現的考古學遺物常常和具體的歷史記載插綁在一起，構成了 "文物證史"或者"文物補史"的景象。"文物證史"傾向沒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考古學材料常常用于和成文文獻中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對應起來，因此，帶有銘文的考古學遺物尤其受到關注，當不具銘文時，考古學遺物上的某些形態或者紋飾特征就會脫離情境地過度闡釋。
當前歷史考古學闡釋主流方法是"規律法則法"，即按照社會發展史規律闡釋考古遺存。這與"文物證史"傾向仍是一脈相承的，只是以社會發展史規律替代了文獻記載。由于社會發展史理論曾經擁有政治正統性地位，原本在材料屬性上并不適用的考古學遺存可能會削足適履地證明經典理論的正確性。
對有文獻記錄的歷史而言，考古學和考古學資料的價值在哪里，一直存在兩種取向。一則將歷史考古學定位于"歷史學的輔助科學"，是獲取史料的"重要歷史工具"；一則認為歷史考古學應該和傳統的文本歷史學一樣能創造一個具有獨立價值的歷史，而不僅僅是"記錄地下發現的物質的技工"。
歷史考古學應該在長時段意義的文化復原上有更大的貢獻，歷史考古學家建構的歷史應該有別于文獻歷史學的版本。
物證觀下的歷史考古學常常將考古學發現和具體的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聯系起來，因此，對精英人物的興趣多于對普通人的興趣，對墓葬的興趣多于對居址的興趣，對作為文字載體物質的興趣多于對物質本身的興趣。
如果要走向獨立建構歷史的歷史考古學之路，至少需要確立兩個基本觀念：考古學遺物只有存在干情境之中才具有闡釋可能和闡釋價值，考古學遺物是歷史行為而不是歷史規律的產物。
金石學不僅僅是被動、靜態的學術遺產，事實上在20世紀上半葉由于資料和方法的擴展，金石學一度仍是活躍的學術潮流，聲勢上甚至強于田野考古學。作為 "考古學的前身"的金石學也會因時而變。近現代意義考古學如何認知本土淵源，金石學如何謀求考古學的認同感，都在考古學社這一案例上體現。
在整個東亞考古學中，濱田耕作體現了以考古學方法改造傳統器物學研究的最早苗頭。
引進西學是考古學社和《考古社刊》的主要興趣，在具體的引進渠道和方式上，表現出強烈的師法日本傾向。
鄭師許對中國考古學的早期進程具有獨特的貢獻，但是迄今仍未得到正視，甚至幾被遺忘。鄭師許全然沒有對小學的預置傾向，相反他的考古學工作深受在其學術生涯中占據更重要地位的中西交通交流史研究的影響，他的近代史學框架和更廣闊的視野在同時期學人中是極為罕見的。
鄭師許幾乎以一己之力，整體性地倡導了一種既不同于安陽的田野考古學，又不同于融入考古學的古器物學的考古學類型。鄭師許與胡肇椿合譯了瑞典考古學家蒙特柳斯的名作《考古學研究法》，確立了中國考古學中追溯類型學的標準文本；最早系統地介紹了海外考古學進展；出版了多種博物館收藏的著述，足以創立一種不同于古器物學的以器物為中心，具有藝術史傾向的寫作方式；他是同時代罕見地關注考古學普及等公共考古學問題的考古學人之一。鄭師許在上述每個方面都具有獨到性貢獻，因此構成在梳理1949年之前的中國考古學遺產上不可回避的環節。
田野考古學并不是考古學的全部，鄭師許自全球考古學視角觀察中國考古學、深受日本"由物及史"觀影響下的古器物研究和公共考古學方向理應有更 大的空間和前景，但是鄭師許未能通過成功的奠基范例研究確立新的范式，他本人過早地離開考古學研究領域，而且后繼乏人，導致這種傳統半途而廢。
張希魯作《昭通后海子梁堆發掘記》，揭開滇東考古學的大幕；1933年編輯的《漬東金石記》則是現代田野考古學之前滇東考古學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堪作鄉土考古學范例的滇東考古學在30年代前半葉已經完熟，其巔峰狀態轉瞬即逝。
張希魯獨力將朱提堂狼洗、孟孝據碑和梁堆結合成為有情境的滇東考古學體系。并在此基礎上，以實證的田野方式建構了兩漢時代的昭魯地區。他所確立的考古學主題迄今仍是滇東考古學主題，他所采用的方法與現代田野考古學具有共通之處，甚至他的民族考古學調査方法在他之后都是不多見的。
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期的學人揚棄了銅鼓研究中的單線式傳播論陋見，不再將銅鼓視為華夏遺物，在一定意義上開啟了土著考古學傳統。此時期銅鼓研究和民族志調査結合在一起，在其他考古學分支是不多見的。銅鼓考古學將揭示出與常見的田野考古學不同、具有人類學或者民族學傾向的考古學類型。
鳥居龍藏是20世紀上半葉田野經驗最為豐富、最具洞見的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之一。無論是田野調査和學術興趣，他都涉獵甚廣，而且對東亞各國的民族學和考古學都有深刻的影響。 在東北亞土著民族、草原民族社會、臺灣山地民族、契丹和遼代考古上，鳥居龍藏都具有開創之功。
新鄭李家樓器群的價值遠超出材料意義。幾近完整的李家樓器群構成1927年籌備的河南博物館的奠基收藏，標志了以田野發現和發掘為館藏基礎的新型博物館在中國的出現。李家樓還體現了田野發掘出土的器物的公私之爭、地方和中央之爭、本土和外來之爭。
對新鄭李家樓器群研究的反思將揭示古器物學模式的預置假設和作業程式，再度證明從以孤立的"物"為中心的研究視角轉向以"情境"為中心的研究視角是回歸到可信的歷史考古學的必經途徑。
二重證據法長期以來被視為歷史考古學的經典理論，但局限在"地下之新材料"和"紙上之材料"的對比，停留在"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和 "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的層面，缺乏對不同史料的形成動因、保存規律、表達的可能性和傾向等史料發生學問題的意識。
作為后過程主義的情境考古學主要關注三個層面的情境，分別是物質情境、空間情境和學術史情境。學術史情境上，既往研究認定新鄭李家樓大墓為"鄭公"大墓，但物質情境分析僅可界定為最高等級的精英墓葬，空間情境雖然再度確認其獨特之處，也仍無助將其鎖定在鄭公大墓上。
新鄭李家樓器群保管權之爭的最終解決確立了在地保存的原則，其處理原則的影響直到今天在的中國考古學實踐中仍然清晰可尋。
新鄭李家樓分別作為器群、考古學遺存單位 田野考古學實踐和社會公共機制而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擁有一席之地。
二重證據法過于強勢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考古學，器物起初僅僅是文字的載體，即使器物的形態、風格也具有研究價值之后，仍然普遍存在以器物的數量、材質、紋飾和工藝等歷史曲線耦合文本歷史的政治興衰曲線，以特定的器物耦合特定的事件記載。
懷履光《洛陽故城古墓考》、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從作為古物流通終點的收藏入手，逆向追溯，試圖逾越傳統金石學的局限，建構金村的考古學情境。他們清晰界定了具有明確考古學內涵的詞匯"金村"，部分恢復了金村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上的可信度，使其儼然成為另一種范式的典型個案。
20世紀20年代以來，最著名的洋莊是盧芹齋創立的盧吳公司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創立的山中商會。
就洛陽一帶的古墓而言，1927 ~1930年馮玉祥占據洛陽時期的政策性破壞尤為劇烈。此一時期設立"古物特稅局"，公開征收古墓稅，變相鼓勵了洛陽的盜掘，是民國時期罕見的盜掘古墓的高潮時代 。
任何墓葬包含的器物都不是從屬于一個統一的器物文化的，起碼應該區分成為葬器、禮器、明器以及實用器具等類別。
金村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早被確認的頻密出土錯金銀銅器的地點，制作精美的錯金銀銅器被視為金村器群的典型特征。
東周時期的樂鐘組合常常是甬鐘、鈕鐘和镈鐘齊備。東周樂鐘常與編磐配 套使用，金村發現至少6組編磐。
楚墓常見青白兩色黏質泥土，覆蓋在槨室頂部，稱為"蜃灰"。文獻稱，"蜃，大蛤也。燒之成灰，可實墓葬"。 直至50年代初期，夏鼐在長沙發掘中始辨出 "蜃灰"實為起防潮防水作用的白膏泥黏土，而不是燒蛤成灰。
中國考古學是西學入華的結果，也以日本為中介。中國考古學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實際上取法于經過濱田耕作過濾和重組之后的考古學。濱田耕作建立了近代考古學的譜系觀，這種觀念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考古學對世界考古學格局的認識。
在中國考古學上，奠定西方考古學史基礎知識結構應歸功于郭沫若和鄭振鐸。郭沫若翻譯了米海里司所著《美術考古一世紀》，而鄭振鐸撰寫了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雖然兩者都不是嚴格學術意義上的西方考古學史著述，但是為中國考古學人提供了西方考古學方法和理論的學術史基體。
給新舊大陸不同考古學傳統帶來革命性轉變的田野考古學方法是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惠勒-凱尼恩方法。 在中國的田野考古學中，這個方法的影響尤其深遠，迄今仍是田野考古學的標準規程。
考古學史不是獨立于研究者的對客觀事實的客位描述和研究，研究者自身的社會和知識情境都將影響他發現、選擇、強調和闡釋特定的人物、事件和脈絡。從某種意義上講，考古學史是特定時代、特定地域、特定傳統的特定學人的"鏡像"，它不僅能反映闡釋者的認知，而且能反作用于考古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