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森林:憶吾師蘇先生

母親常念叨起,我在學生時代的好運在一半程度上是因為蘇先生。蘇先生是初中的英語教師,女,教我時候30多出頭。我跟許多她教過的學生一樣,畢業多年后發自內心地尊稱她為先生。

我有些慚愧,我在好多文字里虛榮地講述高中、大學的輝煌,卻始終回避初中的點滴。初中學校普通之極,屬于一所子弟學校,師生多數是支援三線建設、油氣田開采的員工家屬。校舍教室的簡陋、師生視野的狹隘、周圍人際的繁雜,我現在想來也是唏噓不已。

蘇先生隨丈夫工作遷到此地,她的家境據說挺殷實,還是本科畢業,在外地分配到高中教書,輾轉調到這所子弟校后,卻沒有升格為教研室主任哪怕年級組長,默默在初中班耕耘。蘇先生的英文功底并不算深厚,不過善于琢磨、教學認真,倒教導出不少得意門生。她有些清高和文藝,其他老師教學生唱流行歌曲,她帶著磁帶教我們唱yesterday once more,讓我們聽《山楂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我常想,蘇先生一生的教育生涯算不上成功,她從沒走出過那片方圓世界。她的不得志多少跟個性有關,她會在晚自習時聽我們對試題超綱叫苦連天后,帶領學生一起把試卷撕得粉碎;會上著課把教室門關上,和我們一起趴在教室窗臺,看操場上如火如荼的籃球賽;會特意在暑天掏錢買來冰棍,拎到教室后一支一支發給學生;會在下雷陣雨的夏夜,折回教師辦公室里搜羅一兜子傘,發給被困在夜雨中的學生。

在階級分明的學校里,這些個性贏得學生厚愛,卻讓蘇先生落得無規無據、目中無人的被人抱怨。她還有些不留情面,比如她會因為功課訓斥在班上就讀的老總千金,會為班級排課混亂跑去找校長理論,會為食堂克扣學生飯票跟食堂經理整得面紅耳赤。這些做法當時來看都有些沖動了,在我工作后,蘇先生也反復叮囑魯莽如我,做事還要謹慎些。

我至今還記起,第一次見到蘇先生的課堂。

兩盞吊扇在天花板上吱呀吱呀轉著,教室里的課桌椅東倒西歪,學生也是心不在焉,講臺上的蘇先生什么也沒多說,看了我們半天,靜靜地問了一句:“一輩子就想這樣?”我有些懶散地抬起頭,英語課在學校并沒有受到太多重視,多數學生指望著初中畢業升入職業高中,就回到公司接班父母的職位,很少有人會正經聽這樣的課程。

蘇先生個子不高,穿著利落的棗紅色女式襯衣,不緊不慢地說:“不管怎樣,從今天開始,你們好好跟著我學下英語,以后接不接班不好說,可英語總會有用。”她接著說起自己輾轉求學的經歷,各地見識過的花花世界,年輕時代的學業困惑,也包括懵懂的戀愛迷茫。

我有些錯愕地打量著這位新老師,詫異她的開場白沒有打雞血般的鼓動人心,甚至唱著與現實有些相反的調子。我有些神情恍惚,透過窗戶往外看去,近郊的田野上麥茬還雜亂地留在田間,臨近的水渠吐嚕嚕傾瀉著工廠的廢料,教室窗外不遠的集市上傳來賣肉商販訓斥聲,孩子尖叫著的啼哭聲。我在那一刻突然想,這應該并不是我要的生活。

蘇先生的眼中微微發光,她有些深情地說:“真羨慕你們那么年輕,一切變好都有可能。”她開玩笑說,你們別不信,其中肯定有人這輩子要吃英語這碗飯。她轉過身去,在黑板上用秀美的圓體,寫下“A good beginning is half done.”(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我在那只會說英語的鸚鵡插圖旁邊,工工整整地抄寫下這句話。這也成為了我后來總提及的話。我當時喜歡數學,對英語興趣寡淡。我斷然沒想到多年后,蘇先生的玩笑竟成讖語,我跟英文有著擺不開的糾纏。

坦率地講,蘇先生講課的三年并不算風趣,她中規中矩、嘮嘮叨叨,會不厭其煩地聽寫單詞、抽背課文,會工工整整在黑板上寫下每道選擇題的答案,會批閱作文把每個標點的錯誤都用紅筆標注出來。這樣的瑣碎和細致在當年曾讓我們異常痛苦。好多同學和我都有被她留在教室罰抄單詞的經歷,我們為盡快完工,用復寫紙套在作業本上亂寫一氣。

蘇先生把作業收上去,淡淡地問了句:“都記住了嗎?”我們真怕她看出作業本里的端倪,有些心虛地回答“是”,蘇先生看也不看就把作業本還給我們。畢業以后,我跟蘇先生聊起,好奇那么謹慎如她,真沒看出我們的把戲。她淺淺一笑,反倒指責我:那么聰明的人,這點都還想不明白,你們當年都還是十多歲的孩子呢。

好多人說,最好的師生關系是亦師亦友。不過,蘇先生在我看來,卻更像母親一般給予我種種關愛。

我讀初中是九十年代末,父親單位縮編、母親公司轉制,家里經濟狀況始終不好,我常常僅靠兩三塊錢就應付一頓晚餐,忍饑挨餓到九點多下晚自習,折騰半小時的公交回家,胡亂吃幾口剩飯又熬夜苦讀。我害怕與操勞的父母提及腹中空空、囊中羞澀,索性中午回家多吃一點,晚上仍然過著飽一餐饑一餐的日子,包括學校訂參考書也舍不得買,苦苦哀求找同學借來,自己連續熬夜抄下厚厚一本。

我不知道蘇先生是如何得知我窘迫的家庭。有天下午,她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她問了我幾個課堂問題,我都一口氣回答上來。她聽了過后,語氣頓了一頓,說有別的事情找我,低頭打開她的抽屜,拿出一本英文雙解字典:“給你的,你那小字典都快磨出邊了。”她起身把辦公室門關上,打開錢包掏出100元錢,說:“不要告訴家里人。你拿過去,別舍不得吃晚飯。還是長身體時候,要注意補充營養。”

窮困瞬間暴露在師長面前,讓我感到有些羞恥。我的臉頰變得通紅,連連拒絕她。她卻安慰我,不用介意,就當是先借給我的。她喃喃自語,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年輕時候苦點沒有壞處。

好幾年后,父母工作有所改善,得知蘇先生曾經如此接濟支持我,還幫我訂過報紙、買過圖書、墊過學費,執意要拿錢補償蘇先生。一貫沉穩的蘇先生像我當時一樣緊張,連忙推脫著:“孩子可憐,我也只是幫幫孩子,哪里圖什么回報喲。”

母親后來常說,蘇先生是我的貴人。她只知道,蘇先生為我的飯盆里多幾片肉菜、為我的書柜上多幾本習題冊慷慨解囊。她或許不會知道,蘇先生把自己辦公室的鑰匙留給我,方便我每日中午、傍晚在她的辦公室安靜復習。她翻箱倒柜地找遍家中書架,為我尋出幾本英文小說集萃,只因我偶爾跟她提起,她課堂上讀過的一段《魯濱孫漂流記》挺有意思。她讓我負責每節課管理錄音機,悄悄把課程的磁帶借給我,也讓我在同學面前小小地虛榮了一把。

這些點滴現在看來微不足道,不過卻是那個物質和精神都算貧瘠的時代,照進我有絕望生活的一道希望之光。蘇先生對我的照顧常被其他師長調侃為“私開小灶”,我多久以后都在感嘆僥幸有這樣的“小灶”,否則我會不會也成為教室窗口下,那位聲嘶力竭吆喝著的商販。

在蘇先生眼里,我始終還是那個十三四歲尚未長大的孩子,瘦骨嶙峋、弱不禁風。她在我讀高中,每次寒暑假去拜訪的時候,還語重心長地叮囑我,不管學習多辛苦,要記得按時吃飯,別舍不得花錢、別總節約,有困難跟他說。我都讀大學了,請她兒子吃飯,她調皮的孩子快下車時候,悄悄塞給我200元錢,說是受她母親之托。我讀了大學、參加了工作,蘇先生每次見到我,又迫不及待地問我,對象的事情張羅得怎樣。

現在想來,蘇先生教導的三年,僅為我接觸外語啟了蒙。但是,她教學的認真與樸實,對待學生的善意和寬容卻是我讀書時光里最溫暖的記憶。我們看似風雨飄零的班級,也是幸運地遇好幾位蘇先生這樣的老師,全體都順利畢業。幾年過后,遇到單位不再實行頂替制度,各位同學的前途各謀職業,結果也算可以,用英語為生的不止我一個。

不忘初心。我常常想,也許這就是說的蘇先生對待學生、對待生活的心態,它不慕勢、不功利,不卑微、不諂媚,也許可能平淡一生,不過云淡風輕、內心坦然。

那段嘈雜的青春歲月,這樣的心態讓她以及她的學生擁有一片溫和平靜。后來我耕耘講臺還是從事他業,在困頓時、迷茫時,總會想起蘇先生的點滴,一番心理斗爭后,還是對困倦者伸出了援手,對辜負者報以微笑,對軟弱者給予溫暖。我會勸慰自己,蘇先生也會這樣。

蘇先生說,有一天不教書了,她要找片山林,種上一山的樹苗。那么聰明的她何嘗知道,她的講臺在我們年輕的歲月里留下的那片綠意,早就郁郁蔥蔥。

2015年11月2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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