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沒猜錯，當你打開這篇文章的時候，也意味著你也在重新理解和思考“工作”。
受疫情影響，當下的情況是：部分企業遠程復工，部分企業尚未復工，只有極少數特殊企業是線下復工。這意味著，我們大部分人被疫情困住在家的這段日子將會超過一個月。
那我再猜測一下，相信很多人在這段日子里，應該會先后經歷這么一個心理狀態：
在1月20幾號剛放假的時候，我們心里的OS基本上應該都是：可以趁著假期好好放松一下，不錯哦；也可能也有少數“進步人士”想的是，剛好可以趁假期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看看明年的職業發展是否做一個調整。
然后禁止戶外、聚會活動的管制到來之后，放松娛樂的范圍被限定在廚房——客廳——衛生間——臥室，我們放松的愿望受到“打擊”，不過還好，刷劇、游戲、網上棋牌還是可以作為可以接受的替代的。
可是，這些娛樂活動有個特征，一旦在某一天或者連續幾天不斷重復的情況下，它的“情感收益”（我在“玩出病”那篇文章里提到玩樂也是有收益需求的，主要就是“情感收益”）會呈現邊際效益遞減的情況。
因為這些事情容易進入“自動滑梯”模式，我們特別容易“滑”出五六個小時還不自覺，但我們固定某個姿勢造成的身體負擔、眼睛的難受和刺激的麻木，直到最后出現“負收益”——身體發胖了、疲倦了，精神空虛了、萎靡了......如果用一個旁觀者視角來看這些，你會發現這哪里是在玩嘛，根本就是做苦役！
因為疫情的持續延遲了我們的復工時間，相信大多數人“自愿”或者“被迫”體驗過這種玩樂負收益狀態。
隨著享受假期”的感覺慢慢消逝，我們也對低效率“情感收益”的玩樂活動生出了許多厭倦，覺得總歸是要做點“有意義”的事情才好。于是我們分出了許多時間來學習，要么自己看書，要么聽網課。
這樣三五天之后，隨著復工時間再一次被延期（2月10日也不能復工）或者部分地在線復工（也幾乎會有一半時間是自主的），我們對學習這件事情也似乎有點“厭倦了”。
不過這里的原因大概有幾種：
有的是純粹看、聽這樣的單向、表層學習而無進一步動作，因為這種方式跟刷劇很像，但又比刷劇枯燥很多，一方面這種形式讓很多人難以堅持，一方面發現因為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掌握知識、增進能力，其實是有著隱隱的“無價值感”。
如果是讀書之后寫讀書筆記并分享出去，或者跟人交流，這個學習樂趣和效果會加深一層，同時對自己多一層壓力和挑戰；再有就是參加訓練營式樣地學習，因為有氛圍、有互動，有被動地日程安排，這個學習的效果和價值感會強很多，對學習的厭倦感不會那么快地來到。
畢竟，即便停工一個月、兩個月對我們大部分人的經濟生活影響不大，但我們作為社會化的成年人，我們的心靈和精神也需要得到“拯救”，而得到“拯救”的辦法也幾乎是唯一的，那就是：盡早進入工作，至少是“工作狀態”。
在這個時候，一個深植于我們內心的訴求便顯化了：我們存在于世，在貢獻什么樣的價值呢？其實，無論你有沒有意識到它，其實關于“存在價值”的詰問一直都在我們心里。
哲學上有一個存在主義哲學派別就是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而隨著我們的年齡越大越會向自己問出這個問題，并希望得到一個自己滿意的答案；與此同時，成年人的諸多煩惱歸根結底都可以抽象到這一層。
而回答“存在價值”的普世答案就是“工作”，只是在我們已經處于工作狀態的時候不一定會注意到它，而在長達一個月被“剝奪”工作的時間里，它才顯性地成為了我們干涸心靈的呼喚。
基于職業生涯規劃、自我發展心理學等領域的基本理論，以及我個人的體會，我有一個概念，把工作對我們的價值歸為三個層級。
第一個層級，是為了生存的工作。
當然，生存也有生存的不同標準，最低標準是自己靠工作可以滿足自己的一日三餐和基本住行吧。說不清是目的決定了體驗，還是感受決定了結果，也就是因為這個不得已的價值和需求，所以在這個層級上，它給我們的心理感受跟“勞役”差不多。
想想我們大部分人從大學里出來的時候是一個什么樣的心理狀態呢？就像沒有給你足夠適應社會的訓練（我們的教育體制尤其是不夠），甚至都沒有“說明書”，就把你放逐到“荒野”，開啟“荒野求生”模式。
而在此之前，我們從心理和經濟上都很依賴家庭，突然這一切都要自己負責了；前一秒是“孩子”的身份，而一畢業你就要被當做不折不扣的“成年人”了，而在中國這個人情式社會，我們對成年人社會的很多常識都不知道；
前一秒我們還是學生，而從找工作開始，我們就要算自己值多少錢了，而我們對商業常識和職場常識也都是蒙圈的狀態。
這個難受的適應期因人而異，一般三年以內，只是有幾種例外：有少數在大學里積極實踐、擁抱變化的人或許適應得早一些，平滑度過；也有少數畏縮不前的，比如畢業之后連續數年不停考公（至少公務員顯得不像做苦役）；也有人以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為由拒絕做能做的很多工作，或者啃老不出，繼續著之前的生存模式。
因為情有可原的狀況而獲得的消極心態，以及捉襟見肘的新手狀態，我們的前幾次找到的工作一般都不盡人意，所以也會朝秦暮楚，能堅持半年不換工作就不錯了。
在人生第一個工作時間段里，很多這個階段的人，心里面大概會有一個明知無厘頭但還是會想的OS是：工作太難受了，我們為什么要工作？
第二個層級，工作是為了體現自己的身份感。
也不知道是“苦役”做久了就習慣了，還是工作畢竟也給自己帶來了相應的收益，甚至開始超過基本生存所需之外脫離“月光族”，以及在工作中我們獲得了來自客戶、同事和領導的認可，我們開始發生心態轉變，我們不再有“被迫感”，或者覺得別無選擇。
因為切實感受到了或者看到了工作做得好的巨大收益，而且不只是薪資收益，我們會更加積極主動去參與這個游戲，關注“升職加薪”：心里總想著可以做別人的leader，或者在專業上“高人一等”。
因為這代表著“我很行”——至少比同在一個辦公室的人要行。甚至如果薪水只要不比當前差，我們更關注升職——哪怕做的事情、承擔的責任會更多。
有時候，這種心態會驅使我們想要去到一個熱門或者比較有好評的行業和職位，讓我們感到屬于這個行業里的人就倍感殊榮，比如之前的“互聯網”，現在的“人工智能”，或者一些更容易感受到尊重的職業。
這是因為，在這個階段，我們的內在需求是找到職業認同感，簡單說就是“身份感”。“飽暖思虛欲”我們很在意當我們說出自己職業或者在被人介紹的時候，別人下意識對我們職業頭銜的反應——行走江湖嘛，有時候虛的比實的還重要。
從90%的情況來看，我其實是對這種心理持正面態度的，因為有好的“身份感”的職業意味著很多東西：它意味著從事高價值崗位，本身就意味著發展前景；它體現了一個組織的集體的認可，也因為這種榮譽感而促進工作效能（太多了也會造成驕狂）；
身份和角色是自我的一種面向象征，好的身份可以促進我們結交優質的商業關系和社會關系，進而更容易超過個人能力進入到資源層面的競爭（獲得資源也是一種高級能力）。
尤其是最后這一點，可以說在人生的超過一半時間里（比如25歲-65歲），我們的職業身份定義了我們的主要方面。
就像上面提到的，自我有很多個面向，一個角色就是一個面向，但職業角色總會讓我們自己也讓別人看中，它絕大多數時候是超過子女、父母、愛人、社團等身份角色的。
第三個層次，就是我們最開始提到的，工作決定著我們的“存在價值”。
“身份感”是自我的代表，也是自我的一層防護，但“身份感”也有個bug，就是它畢竟和真正的自我還有一段距離，這是因為身份感這個東西以他人認可優先，它不保證也是我們內在認同的，如果只是一味追逐這個身份感，最終我們會迷失。
很多人會停留在第二個層次里說的“身份感”很長時間，但希望以真實自我面對這個世界的人（自我實現需求）不會止步，它們更希望主動創造一個自己想要的更大的“存在價值”。
這個更大的存在價值又是什么呢？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個體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在發揮著什么極其重要的作用，而它又讓我們為之振奮鼓舞？“極其重要”和“振奮鼓舞”缺一不可，前者讓我們感覺到被這個世界所需要，后者讓我們因為做這件事情而幸福。
如果用最簡單地話來說，就是“使命感”三個字。帶著“使命感”而實現了自己的“使命”的人，通常也叫做“做自己”。
所以2019年才很流行一句話，“最好的英雄主義，就是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活一生”；而它在我們職業生涯的日常印證，也是我們的工作讓我們覺得“愛干、能干、值得干”。
只是實際上，無論是由于我們迷戀且迷失于第二個層次的“身份感”，還是找到和實現自己的“使命感”都很不容易。無論是從職業生涯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還是古話里的“三十而立”，立的就是人生的使命，一世為人的存在價值。
就像老天（或者上帝）給我們玩的一個捉迷藏游戲——真的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對存在價值的滋滋求索是當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時候的既有命題，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都很難想到這個命題，而是在有意無意地追逐其它目標，抑或是為了這場持續我們后半生的追逐做操練和準備。
反觀之，當下我們對工作和職業的理解和界定，也意味著我們的“內職業生涯”發展到了什么層次，某種意義上它可能比外在的財富、名利與地位（從外職業生涯的角度我們也需要這些），更加決定了精神層面的我們長到了多高，以及深層持久的幸福感。
也同樣的是老天的“玩笑”，一場疫情把我們鎖定在了特定的時空里，讓我們有機會剝去外在的、臆想的部分，借著脫離工作的“辟谷”狀態，讓我們從最深徹地角度理解了工作對我們意味著什么。
我想，下一篇或許我該說一說，如何在工工作之外，從玩樂、學習里找到“工作狀態”，獲得類似工作里才收獲到的東西。
